上一篇咱們聊了中國權術的理論體系，今天咱們聊一下權術的本真和意義，以及應該如何看待和使用權術。
第一次接觸韓非子學說的時候，心裡是很不舒服的。一是韓的學說太殘忍和殘酷了，不光是對大臣、百姓殘酷，就是對君王自己也是殘忍的。他要求君王為了權力要做到不能偏私、不能表露個人喜好和喜怒哀樂，不能貪圖享受，時刻防備著被人篡權。君王就算有權力，這樣的人生又有什麼意義？二是韓的學說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定義為有用和有害兩種，他連父母、兄弟、夫妻、子女都定義為對權力有害的姦情。完全抹殺了人的情感需求。
韓非子是根據什麼提出如此有悖人性的理論？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聊一下韓非子學說的理論根基和從人性的角度看權術的實質。
韓非子學說的理論根基已經在前兩篇中聊過了，這裡就不重複了，就簡單說一句，根據老子的“太上忘情”韓非子學說要求君王無情，根據荀子的“人性本惡”論，韓非子學說選擇了極致的殘酷。我們這裡重點從人性的角度看權術的實質。
權術的本質就是利用人天性中的恐懼和好利來驅使人。恐懼和好利是人類兩項最根本的弱點，其實又是一體兩面的。商鞅變法中就是用人的好利來調動平民的積極性，用人的恐懼來迫使舊貴族遵循新法。但這裡有一個問題，好利是人的本性，君王必然也好利，當君王用好利來調動他人為自己所用時，無形中也將一部分利讓給他人了。這和人好利的本性不符，也不利於君王自身權力的穩固。因此韓非子提出以恐懼為權術主要手段，使大臣、百姓想著不被罰就好了，根本不敢奢望獎賞。從而提出嚴刑峻法。要保證嚴刑峻法的實施效果，君王就要無情。因為君王做不到無情就會偏私，從而失去威勢，導致“法”不能行。
這樣看來，韓非子學說殘忍、無情似乎也合乎道理。但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開創和奉行這套理論的人往往都是儒家出身，自身也往往沒有好下場。比如李悝（也稱李克）師從儒家子夏西河學派，吳起師從儒家曾申，商鞅在說服秦孝公時首先講的是儒家的學說，秦孝公不感興趣才改成權謀之術，韓非子和李斯都是儒家荀子的學生。而吳起、商鞅、韓非子、李斯的人生結局都不好。
這是巧合，還是有什麼內在必然因素？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吳起、商鞅、韓非子、李斯的學說都是基於人性是極端自私（利己主義）進行立論的。儒家的學說是基於平衡人性中的“自私”（利己）與“無私”（利他）進行立論的，這種平衡體現在儒家也是講“利”的。墨家學說是基於人性中的“無私”（利他）進行立論的，所以墨家的核心是“兼愛、非攻”，墨家不講利。道家的學說拋開人性，以天道反推人道。
簡單來說韓非子學說強調人人為我，墨家學說強調我為人人，儒家強調既要我為人人，也要人人為我，道家認為天道是如何的，人道就應該如何，每個人都應該向天道看齊。
儒家這種基於平衡人性中的“利己”與“利他”進行立論，施行起來太難了，很少有人能將儒家思想真正用在解決具體問題上。因此學習儒家思想的人在面對現實中利益衝突問題時，往往表現成偽君子或書呆子。而戰國時期是很慘烈的一段歷史時期，殺人盈野不只是形容詞。在生命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吳起、商鞅、韓非子、李斯自然發現別說平衡“利己”與“利他”，只有極端的利己才能保證在殘酷地環境下最大可能地活下去。所以他們就從儒家追求“利己”與“利他”間的平衡，變成單純地追求利己。
這也是為什麼在春秋和戰國時期名震天下的兩大顯學儒家和墨家，在戰國後期到漢初不斷式微的原因。因為儒家、墨家都講利他，而環境不允許。為什麼後來儒家重新成為正統，墨家在司馬遷時期就消亡到《史記》記載墨子的一生就24個字了？就是因為儒家中還含有利己的部分，而墨家是完全利他。經過秦始皇對韓非子學說的社會實踐，人們已經不相信透過利他能實現最終的利己，墨家學說就被完全拋棄了。而秦始皇對韓非子學說的實踐，也使後人看到韓非子學說雖然見效快，但後遺症也很大。這種情況下，陽儒陰法就成了必然的選擇。
可見韓非子的學說對儒家和墨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韓非子學說的實踐直接根除了墨家存在的社會土壤；韓非子的學說反向證明了儒家學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並對儒家學說最大的弊病（欠缺實用性），提供瞭解決思路。
比如齊桓公乘燕國內亂，侵佔了燕國領土。他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完全吞併，一個是立一個傀儡燕王。齊桓公拿不準主意，就詢問孟子，孟子說“燕國人民支援你吞併你就吞併，不支援你吞併，你就立燕王。”孟子對齊桓公的問題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只是給了一個標準，並且這個標準也沒有具體可操作的方法，怎麼樣才算是燕國人民支援呢？咱們再看韓非子學說不但講道理而且對各種情況提供細緻可行的操作指導。上一篇就舉過不少例子了，這就不舉了。
為了使儒學更具有實用性，後來就分成兩個流派一個理學，講究格物致知，即明白事務的終極道理，就能做到即利己又利他；一個是心學，講究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即只要你從本心出發自然就做到即利己也利他。
為什麼奉行韓非子學說的秦朝二世而亡，韓非子自己也自殺身亡？從人性來看，恐懼和好利雖是人的天性，但人是有情感的，並受文化所教化的，因此恐懼、好利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韓非子之所以自殺，就在於他的身份（韓國公子）、他的情感（對韓國的歸屬感）都讓他在面對秦王嬴政的時候不能按照自己的學說來談，而是違背自己的學說，希望為自己的國家爭取一個生存空間。韓非子的學說自己國家不用，秦國想用，但韓非子卻不希望秦國用，因為秦國用了之後，韓國滅亡得更快。處於這兩難境地，韓非子不自殺，活得也很痛苦。
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從人性角度來看也是如此。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嚴刑峻法不把六國百姓當人看，六國百姓自然也不會把秦國國君當君王看待。用權術使用決絕的手段對付別人，自然自身也面臨被人用決絕手段對付的局面。
這也就是為什麼說《資治通鑑》是講權謀之術最好的書的第二個原因。《資治通鑑》不光體現了韓非子的權術體系和具體操作例項，也融入儒家利他的思想。即將權術從零和博弈的思維發展為平衡博弈的思維。這也是權術中權的本意。權的本意是指秤。如同咱們常說的權衡、權宜之計都有這個意思在裡面。所謂權就是在秤東西的時候，把那個秤砣拔來拔去，找到那個最佳的平衡點，那一點是一種精微的分秤感。
今天咱們處於一個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學習和研究權術的時候最好從如何平衡利己與利他的方法入手，儘量避免使自己落入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的思維當中。這也是讀《資治通鑑》想學到的智慧。否則咱們就可以直接學習《韓非子》了。
再說明一下，咱們聊的權術流派開創者都是法家的人物，為什麼不稱為法家思想或法家學說，而是稱為權術呢。從哲學角度來看，法家是不存在的，這也是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的觀點。李克、吳起、商鞅、韓非、李斯的思想都受儒家、道家影響，他們在思想上沒有超脫儒、道、墨的學說，只不過在解決具體問題時，提出了具體的操作方法。因此只能稱之為術。由於韓非子學說主要講的是君王如何牢牢掌握權力的方法，所以稱呼為權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