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兒童文學《彼得·潘》內文插圖
不同的時代中，
同一個情感關鍵詞的內涵總是大相徑庭。
說起經典兒童文學，你會想到哪些書？《長襪子皮皮》《叢林之書》還是《彼得·潘》？這些國際暢銷書儘管出版年代久遠，卻在一代代孩子那裡流傳，為塑造兒童情緒起著獨特而顯著的功能，這種功能被稱為“情感教育”。書中奇特且迷人的世界誘惑孩子們拿起書本，透過其中的故事獲得對自身或其所處世界的知識，透過閱讀別人的痛苦與喜悅而獲得情緒體驗。
在19世紀中葉，兒童情緒成為心理學中備受矚目的話題，實際上自18世紀末，對兒童的情感研究便已萌生，19世紀至20世紀這類研究才日漸活躍。它們深受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理論發展的影響，深化了從前人們對兒童模仿學習的樸素經驗，其研究的基礎在於這樣一種假設——兒童透過閱讀模仿文字中人的情感反應模式，從而實現社會化。
如果我們好奇於童書的魔杖究竟對孩子們的情感養成和情緒反應模式（換句話說，也是對人們一生的情感發展）悄悄地發揮了什麼作用，那麼不妨與《情感學習：兒童文學如何教我們感受情緒》（我們也曾在第12期童書新品聯合書單中推薦過這本書）的作者們一道，展開對兒童文學和經典兒童教養手冊的歷史“追訪”之旅，看看不同時代裡的兒童是依照自己的才智來發展的主體，還是等著轉變為成年人的教育物件。
《情感學習：兒童文學如何教我們感受情緒》，[德]烏特·弗雷弗特著，黃懷慶譯，光啟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版
01
情感書寫給出的
是一個“何以成人”的衡量標尺
《情感學習》這本書由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展研究所情感研究中心主任、耶魯大學德國史教授烏特·弗雷弗特主編，集合數位情感史研究專家共同撰寫。
這些學者透過對60本左右已被經典化的國際暢銷童書的考察發現，儘管隨著時代的演進，其中的道德訓誡被淡化，但重視“道德的作用”卻仍然是童書不變的特色。人們越來越重視情緒，其在文字中的呈現也越來越多樣化。
情感書寫變得更加自由包容和幽微複雜，但背後指向的始終是人們對下一代寄託的價值強調和道德希望——我們不得不承認傑奎琳·羅絲在《彼得·潘——兒童幻想小說的不可能性》中說的“無論兒童文學多麼具有顛覆性，畢竟仍受成人掌控”——“成長”意味著總要經歷哪些情感困境和情緒波動？由於書中提出的信任、同情、愛、痛苦、恐懼、思鄉乃至無聊等情感，總是歸屬於“兒童的成長”，即與兒童主體性建構息息相關，故而可以說，童書情感書寫實際上給出的是一個“何以成人”的衡量標尺，是在協助定義“成長（所必備）的道德”。
《彼得·潘》，[英] 詹姆斯·馬修·巴里 著，楊靜遠 譯，浪花朵朵 | 大象出版社2020年1月版
不過，不同的時代中，同一個情感關鍵詞的內涵總是大相徑庭。以“信任”感的建立為例，深受強身派基督教影響的19世紀中期兒童文學作品最終往往把它歸於上帝信仰。在這一時期的經典範本《湯姆求學記》裡，主人公的精神榜樣、病弱男孩阿瑟正是一個將自身的精神品格發展託付給上帝的男孩。
非常有趣的是，在當時這類流行的校園小說和教養手冊裡，“虔誠的信靠”被認為是“陽剛氣概”的組成內容之一；而到了20世紀初，儘管仍然承認宗教情懷的重要性，斯坦利·霍爾在其著名的教育手冊《少年期》和《青春期》裡卻已將“信任”定位為“陰柔情緒”，告誡男孩應當避免受之影響；學者們發現，直到20世紀70年代，許多童書才開始真正走出基督教文化的籠罩，幫助兒童與青少年去適應一個新生的多元主義時代。這本書以《上帝，你在嗎？是我，瑪格麗特》為例，少女主人公面對祖輩和父輩不同的宗教信仰深感夾縫中生存的兩難壓力，最後她以獨屬於自己的方式定義了自己的“信仰”和“上帝”。
從上述童書文字的“信任”書寫演變軌跡來看，少兒的“信任”情緒逐漸走出了“神”與“權威成人”的雙重歷史的束縛。這本書的其他章節也多次論證了這一觀點，即現代童書的道德是掙脫神權、世俗父權等一切社會等級秩序的道德，它們暗示著兒童需要逐漸成長為對自己的情感和情緒負責任的主體，這可能既給兒童帶來了壓力亦賦予了自由。
這種成人對兒童的“放權”，正是這本書考察的時代，即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末童書情感書寫和教化的整體趨勢。
02
兒童文學情感書寫
逐漸強調長幼關係的平等化
童書情感書寫背後包蘊的民主化傾向主要可以從兩大方面見出，即長幼關係的平等化和同儕關係的重要化。
從前的兒童文學中，孩子是被動受教的一方，而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童書越來越多地對不平等的長幼關係做出反思。《情感學習》中對“痛苦”的探討就重點考察了暴力體罰帶來的身體疼痛經驗在現代童書中承擔的獨特功能。
《紐扣戰爭》，[法] 路易·佩爾戈 著，左林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4月版
以兒童小說《紐扣戰爭》為例，故事將“體罰之痛”與父輩的教育無能相關聯，即向讀者暗示了“兒童的痛苦”是一種由成人教育者控制的教育工具，是權力的炫示。隨著兒童的被“發現”和重視，人們越來越相信在他們身上施加痛苦與對成人如此行為一樣，都是破壞其人格的惡劣行為；同時，兒童文學也不遺餘力地告訴讀者，痛苦體驗往往會衍生出一系列“成長問題”，如逃跑、以暴制暴、酗酒甚至自殺，以此帶領現代讀者建立暴力情境下的“合乎尋常”的情感反應式（供兒童模仿），以及“痛苦”情感與“問題行為”後果之間的緊密關聯。
由於最終促成“成長”的乃是少兒主人公自己對弱者的痛苦的同理心，收斂了自身的暴力行為，而非父母加諸其身的強制，《騎鵝歷險記》和《秘密花園》裡主角的變化從另一面向上暗示了父母暴力的無效。因此在某種角度上，秉承了平等和博愛理念的兒童文學非常直接地告知人們——並非體驗痛苦或苦難，而是克服造成別人（尤其是弱勢族群）痛苦的行為，才是“現代社會中成熟人格”的重要標誌。
《秘密花園》，[美] 弗朗西絲·霍奇森·伯內特 著，李文俊 譯，譯林出版社2017年3月版
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假如成人教育者放縱自己的權力對兒童施加痛苦，那麼童書將越來越毫不留情地剝奪他們的教養職能——就像《哈克貝利·芬歷險記》中的父親失去了繼續為父的資格，而家長的失敗卻成了承受痛苦與挫折的主角兒童後續的“單獨或同儕”行動併成為“英雄”的主要催化劑。事實上，這一類兒童文學也以一種悄無聲息的方式讓共讀的成人教育者同理了“痛苦會生成痛苦”、施加痛苦的行為會帶來什麼樣的感受和客觀後果。
而在另一方面，童書中兒童的同伴關係越來越發揮中心作用。同樣是暴力行為，在同儕之間，打架往往被解釋為釋出情緒、自我調節的一種方式。同儕暴力總是發生在沒有父母干預的空間內，教育手段不是父母而是兒童自己的暴力或阻止暴力（見凡爾納的《十五少年漂流記》）。
我們也不難發現，早期的兒童文學中，“成長所需的道德”是與性別話語緊密關聯的。19世紀中葉，以《湯姆求學記》為代表的英國公學小說常常寫到男孩團體中的學長霸凌現象，男孩們如果要拒絕戰鬥必須提供“高尚”的動機（往往是符合基督教要求的），男孩間的暴力被視為男子氣概的證明和男性團體“入會儀式”；而到了20世紀中葉時，兒童文學同儕暴力不但更少被鼓勵發生，其間的性別差異也相對減少了，《紅髮卓拉》《曾曾曾祖父的荒島藏寶圖》中的團體均有女性成員——不過，總體看來女孩們還是較少出現在肢體衝突情節裡；而到了更晚一些時候，在《小淘氣尼古拉》這樣的作品裡，打架更被強調其遊戲性，孩子們直接從永無止境的打架和製造痛苦中獲得樂趣。可見，越是到了晚近的作品裡，兒童的“痛苦”就越呈現出差異化和個體化的趨勢，這其實意味著兒童的感情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更深層次的思考。
《小淘氣尼古拉的故事》，[法]勒內·戈西尼 著，[法]讓-雅克·桑貝 繪，戴捷 譯，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2018年7月版
民主化的傾向也非常明顯地體現在“同情殖民地土著”相關議題的指令碼中。在該書考察的一百多年內，歐美兒童文學對殖民地土著的感情經歷了鼓勵兒童同情並將此種同情心視為“文明”標誌，到懷疑前述“文明性”、鼓勵兒童學習土著的“原始性”以保留自然狂野氣質（本質上仍是對殖民地的“他者化”），再到二戰後真正質疑歐洲優越的觀念，可以看到第一世界的兒童文學寫作者總的來說還是走在自我反思和糾正的“人本主義”的路徑上。
自此我們再度返還佩裡·諾德曼和彼得·亨特等人對兒童文學的“定義”，將更深層地理解“兒童文學不是憑空出現的，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為特定型別的讀者書寫、反映了更廣泛的社會關注”這樣的說法——“兒童文學”是誕生於現代社會、承載現代價值觀的文學。從對童書的情感研究來看，兒童文學致力於建構兒童的主體性，在漫長的探索和發展歷程中，它嘗試著逐步丟掉神權、父權、宗主國特權等等級秩序的絞纏，從長幼、性別、國族和下文要提到的階級等各個維度出發，向著“平等、多元、博愛”這些動人的信念百折不撓地行進。
03
“新左派”扮演的特殊角色
和國內作品中少見的“無聊”議題
新左派思想對兒童文學“潤物細無聲”的作用，是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一點。在對兒童“離家遠行”後的思鄉情結的考察中，《情感學習》發現東德社會曾將“思鄉病”當作一種現代性批判。
20世紀70年代時，都市環境被人們視為冷漠疏離的，兒童則被認為會因此失去確定的身份認同感和歸屬感。在一些東德作家的童書裡，主人公全家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搬到了城市公寓。此時的“思鄉病”不再是早期兒童文學作品裡兒童人格健全發育的“過渡期情緒”，不再是不成熟、需要克服的表現，而是“孩子被硬拉進去的新環境對讓他們感到孤立的父母所表達的合理批評”，是對父母權力和現代化要求的抗議。
《海蒂》，[瑞士]約翰娜·斯比麗 著，朱碧恆 譯，中信出版社2018年1月版
從“困境解決”的角度看，像《海蒂》這樣的早期作品中主人公被允許迴歸山林，但晚近的作品裡兒童主人公則必須學會直面城市社會和現代生活的流動性，發揮其能動意志，和新同伴們一起，在城市空間裡想方設法開闢出由兒童自己定義、構建的“新天地”，思鄉情結在批判作用之外，也彰顯了晚近童書對兒童能動性和自由的期許。
同時，新左派影響下的歐美兒文作品有時候會發現父母極端情緒的根源是他們的工作問題，而父母保守的性教育理念與他們滿滿當當的工作擠壓掉了感情的肉體化表達有關。這些勞工視角的觀察與分析思路、對資本主義勞動制度的思考，很值得原創兒童文學借鑑與思考。
而歐美兒童文學作品對“無聊”主題的書寫或許是國內寫作者最陌生和可深思的部分。20世紀中葉以前的舊左派童書停留在階級壓迫和社會正義這樣的寫實性議題上，但70年代以後，在新左派背景影響下，歐美兒童文學開始關注像“無聊”這樣的現代主義文學經典題目，也就是圍繞現代社會中人們被虛無所糾纏的情緒（而非具體生活或環境）展開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毛毛》，[德] 米切爾·恩德 著，楊武能 譯，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3年7月版
《情感學習》以米切爾·恩德的《毛毛》為例，指出了晚近兒童文學作品對善於運算的、反情緒的“理性”的反思，指出千篇一律的城市建築構成的居住空間加重了現代人的“無聊”情緒，也談及全自動的“完美設計”玩具限制了兒童想象的空間。
成年人角色在這類作品中總是扮演著“資本主義理性”，計算著實用、安全，籌謀著效率和利潤，窮人和兒童的肉體與情緒總是被忽視的物件。新左派同樣把對消費主義的批判帶入了最近的兒童文學思考中，消費社會無法透過昂貴的玩具和化妝品實現它們承諾的幸福，除去大量生產消費符號和單調的消費行為，人們失去了更具個性化的尋覓和實現幸福的途徑。
相比之下，我們的原創兒童文學作品尚且停留在對兒童思想及情緒的引導上，至多不過讚美了威廉·布萊克所謂的“天真”性（及其相關價值合集，如勇敢、遊戲精神、善良等通常屬於“兒童”一端的屬性品質）。純粹道德的關注某種意義上而言也是“教化”性而非“平等視之”的體現，我們的兒童文學可以說完全沒有觸及像“無聊”這樣的現代文學標誌性議題——當我們的成人文學作品中早已大量擁有該議題的探討，原創兒童文學的寫作者們彷彿從未敢設想、又或者是不屑於設想兒童和兒童文學可以也會與這樣嚴肅深刻的現代性困境產生關聯，遑論思考上述“兒童性”對這類現代性困境有何獨特意義。
因而歸根結底，這是我們的原創環境存在根深蒂固的對兒童與兒童文學的傲慢與偏見使然，以至於像“虛無”這樣的哲學與情緒困境於成人文學與兒童文學之間“歧視的圍牆”中頗為詭譎地成為了更“高階”的題目，反過來又鞏固了這道圍牆。
正如《情感學習》的作者們指出的，我們觀察兒童文學內的情感書寫，是為了發現兒童對書籍人物的模仿並非簡單複製而是轉化它們。每一個孩子會在模仿學習的過程中放入自己的理解，而這又勢必受到其所在的文化環境影響，其中權力差異和文化霸權更是我們不應忽略的重要因素。
所有這些都給我們理解兒童的情感學習提出了挑戰，但有一些簡單而重要的事情或許能成為我們試圖學習和理解“情感”的法門：有時候誤讀他人情感並不可怕，只要保持閱讀或溝通行為，與書中人物或現實他人未知情緒的協商就會持續進行；隨著現代社會人本主義的發展和對情緒的幽微世界的關注，人類對不同情境下如何感受自身不同情緒以及其他行為者會有越來越多的可能性可以選擇，這就要求我們對“情感”的認知有更多的靈活性，謙虛地學習、不斷地自我調整和改善、最重要的是“真誠”地感受和做出反應——這是百年兒童文學以持續不斷的熱心嘗試告訴“未來的成人們”的，那麼此刻的成人又何必羞於從中獲得給養？
撰文｜王帥乃
編輯｜申嬋
校對｜陳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