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員與政委出現分歧，導致軍分割槽損失慘重，毛主席為此修改政策

中國共產黨軍隊有一條很重要的原則是“黨指揮槍”，有統一的思想作戰才能無往不利，當然，所有制度都是在探索中不斷完善的。

早在1927年的三灣改編時，毛主席提出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為黨領導軍隊奠定了基礎。1929年的古田會議，毛主席再次闡明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都是由黨來領導軍隊。

1930年中共中央頒發了《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進一步規範了我軍的政治工作，其中有一條非常重要：當政治委員與同級軍事長官發生分歧時，政治委員有停止軍事指揮員命令的權力。也就是說，在軍隊中政委擁有著最後的決定權。

這個政策延續了十二年，但是在1942年進行了修改，此後就是軍事指揮員來負責最後的行動。

之所以會變動，是因為在悲痛的雪村戰鬥中，冀中第八軍分割槽政委經驗不足下達了錯誤命令，導致損失極其慘重。為避免悲劇再次發生，中央就將這個政策再度完善了。

我們常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活法，軍隊同樣也是如此，制度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在紅軍時期，政委來做最後的決定是很有必要的。因為那時的條件艱苦，靠的就是一股精神，政委往往都是由思想過硬的人來擔任，這樣就可以確保軍隊始終都聽黨指揮，不會出現軍閥主義。

舉兩個最直接的例子，一是1932年彭德懷收養的義子郭炳生叛變，當時郭炳生擔任紅三軍團紅2師師長，他在宜黃、樂安一帶作戰時，趁亂矇蔽了一個團想要投敵。

紅2師政委彭雪楓聽到訊息後連忙騎馬去追，他就帶了15個人，但是追上郭炳生他們後，那一個團又跟著回來了。如果不是政委的作用大，郭炳生憑著彭德懷義子以及紅2師師長這兩重身份，完全可以讓這一個團將彭雪楓等人除掉。

二是1935年四渡赤水期間，毛主席一直帶著部隊運動轉移，他用自己神乎其神的判斷讓紅軍躲過了重重危機。但這種超乎常人的眼光，別人是不會動的，所以有不少人都心生埋怨，認為這樣下去部隊會被拖垮。

就連時任紅一軍團軍團長的林彪都有了牴觸情緒，他寫信給中央：“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匯合。”意思就是讓毛主席去管大局，軍事還是交給彭德懷。

但軍團政委聶榮臻不同意林彪的做法，雙方產生過嚴重的爭執。聶榮臻最後嚴正警告林彪，如果林敢違背上級的命令，他就基於“政委擁有最後決定權”這一點，讓部隊不執行軍團長的命令。林彪這才沒有再鬧。

從上面兩件事就能看出，早期政委可以說是將軍隊維繫在黨身邊的那根繩子。後來在八路軍與新四軍時期，我黨軍隊進一步地正規化，人員也迅速擴大，這時候中央也看出了在最後指揮權的政策上有一點問題，所以進行了一次小修改。

1938年12月，八路軍頒佈了《政治委員暫行條例》，上面規定：在軍事行政和作戰指揮上，軍事指揮員肩負更重的責任，但政治委員依然有停止軍事指揮員命令的權力。如果軍事指揮員與政委產生了分歧，必須將經過的情形詳細報告上級機關，在未得到上級機關指示前，軍事指揮員必須依照政治委員的意見執行。

這樣給軍事指揮員擴大了一定的權力，但仍比同級政委低。1941年的皖南事變，就暴露了這項政策的弊端。

當時新四軍的軍長是葉挺，但權力主要在政委項英手中，項英搞行政是一把好手，在軍事的敏銳度上卻不如葉挺。

遭遇國軍埋伏後，兩人發生了多次爭執，葉挺主張付出一些犧牲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頑軍防線。但項英一直猶豫不決，沒有項英點頭，部隊根本無法開動。

新四軍領導層為討論是否攻打星潭的會議一直從下午3時開到了夜間10時，這7個小時都沒能得出一個確切結論，卻使新四軍失去了最後的突圍機會。

項英猶豫再三決定讓部隊原路返回，準備改向西南前進，這就導致了新四軍後來的悲劇。

葉挺在發給中央的電報中，承認自己在皖南事變中負有責任，但也提出政委擁有最後決定權這項政策有很大的缺陷。

中央其實也不是看不到這一點，但政策能延續這麼久，肯定是有理由的，如果輕易調整怕會引起更大的麻煩。直到1942年的雪村戰鬥，這才讓毛主席下定決心改變。

抗日戰爭爆發後，我黨堅決抵抗日寇的行為吸引了很多愛國人士，隊伍因此迅速擴大，這樣一來幹部儲備就有些不夠，一些新成立的部隊難免會調配過去一些戰鬥經驗不足的幹部。

冀中第八軍分割槽政委王遠音出生於農民家庭，早年曾在太原讀書，1936年入黨，開始是從事隱秘戰線工作，在抗戰爆發後又去參與組建游擊隊。他的政工能力非常出色，但很少經歷實戰。

而冀中第八軍分割槽司令員常德善早年曾在馮玉祥部下當兵，1929年，他才17歲時就帶著一個班加入了紅軍，做過關嚮應、賀龍的警衛員，還救過賀龍的命，在紅軍時期就已是紅6師參謀長。

從警衛員做到軍分割槽司令員，他靠的是實打實的戰功、一步步從死人堆裡走出來的，所以戰略眼光要遠勝於王遠音。

1942年日寇調集重兵對我冀中軍區發動了殘酷的“五一大掃蕩”，很快就佔領了冀中根據地大部分縣城，第八軍分割槽損失最為嚴重，主力23團團長譚斌犧牲。

一開始常德善和王遠音帶著軍分割槽機關和23團2營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進入了饒陽一帶。但隨後他們得知下轄的30團與日寇遭遇並被打散了，便在5月末決定返回根據地收容部隊。

這是基於以往“掃蕩”經驗所作出的決定，一般日寇只會兇悍一時，那一時過去了又恢復“掃蕩”前的狀態。然而這次日軍很狡猾，故意裝作撤軍的樣子，實際上把兵力隱藏了起來。

6月7日，常德善、王遠音率部急行軍越過河間至肅寧的公路，到達子牙河東一帶，與30團殘部取得了聯絡。兩軍準備次日會合。

不過也就在此時，透過敵情偵察和電臺聯絡，常德善、王遠音等人得知日寇集結了大部隊正在往這邊趕來。

常德善畢竟是行伍出身知道兇險，馬上表示不能等到明天，現在就要轉移，跳出合圍圈。但王遠音卻不想走，他認為子牙河東是游擊區，群眾基礎不如老根據地，敵人一來就轉出去，會被人認為八路軍怕死避敵，不好向群眾交待。

而且王遠音還用30團來舉例，意思就是30團那麼艱難都可以堅持，眼下軍分割槽還沒打就跑，說不過去。

兩人爭論了數個小時無果，最後王遠音動用了“政委最後決定權”，常德善無奈只能率部留在雪村。

6月8日早上5點鐘左右，日寇的槍聲就響起來了，對方出動了足足4000多人，而第八軍分割槽只有700多人。

人數懸殊大，武器也不如，八路軍拼命抵抗，最終還是敗了。

常德善被機槍掃射，身中27彈犧牲，王遠音受傷後不願做俘虜，飲彈自盡。其他還有30團政委汪威、30團副團長肖治國、總支書記沈笑天、23團二營營長邱福和、分割槽偵察股長楊剋夫等幹部也都犧牲了。第八軍分割槽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這個訊息傳到中央後，毛主席和朱總司令都極為驚訝，毛主席看過報告後一夜未眠。

這麼多高級別幹部、政委和司令員都在一場戰鬥中犧牲，這在我軍歷史上還從未有過，軍委為此特別召開了會議，反思這場戰鬥中暴露出來的問題。

最終於1942年9月1日，中央宣佈政委從此不再擁有軍事上的最後決定權，一旦政委和軍事指揮員發生爭議，軍事行動最後由軍事指揮員決定，但爭議內容要及時向上彙報。

每一項政策都是在不斷修正的，在我黨隊伍壯大形成規模後，司令員負責作戰，政委負責思想，各司其職共為勝利，這才更符合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