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十月革命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從零星介紹到逐步深入、有組織有系統地廣泛傳播，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研究毛澤東早期唯物史觀的形成對於溯源中國共產黨人歷史觀的形成意義重大，筆者認為其形成歷程分三個階段。
一、萌芽階段：1918年4月至1919年8月。1918年4月18日，毛澤東在湖南長沙成立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的新民學會，此後，他不斷吸納新知、開闊視野。五四運動爆發後，毛澤東深受觸動，其觀念中的唯物史觀初見雛形。
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指出：“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唯物史觀強調人應首要解決“吃、喝、住、穿”的物質生存問題。“吃飯問題最大”表明毛澤東開始注重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方面，看到了社會物質生活是社會改造的源頭，萌發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思想。
毛澤東於7月21日至8月4日在《湘江評論》上發表長文《民眾的大聯合》，分三篇刊出。文中首先根據智愚、貧富、強弱劃分不同階級，以階級對立作為民眾大聯合的理論依據，認為統治階級依賴知識、金錢、武力維護其特殊利益。由此，他指出一國民眾比強權者要多，闡明瞭民眾大聯合的可能性及必要性，這契合了唯物史觀中“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一核心觀點。其次，他提出人是“能群”“能夠組織社會”的天才，呼籲社會各群體不分境遇與職業，應以群眾的小聯合為始基與對立面的強權者相對抗，謀求共同利益。最後，他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源在於僅是效顰資產階級革命，而無深厚的群眾基礎。《民眾的大聯合》以異於抽象人性論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方法——階級分析法把民眾的大聯合作為歷史進化的“金鑰匙”，表達民眾對自由與平等的渴求，標誌著毛澤東意識到人民群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亦是其革命統一戰線思想形成的邏輯起點。
吃飯問題和民眾聯合的提出凸顯毛澤東已經接觸到唯物史觀賴以出發的現實前提，標誌著毛澤東開始擺脫舊歷史觀的藩籬，接受唯物史觀。
二、形成階段：1919年9月至1920年12月。五四運動後，國內思想界中存在眾多不同的理論、主張。毛澤東在認真比較各種主張、理論後，完成了其思想的轉型，從主觀上和實踐上加快了向唯物史觀轉變的步伐。
第一，形成“經濟分析”邏輯。1919年11月，長沙趙五貞因不滿包辦婚姻自殺事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毛澤東在《女界鍾》《大公報》上發文指出，“戀愛只算附屬，中心關係，還在經濟”，以“經濟分析”的邏輯認識到了“社會制度之大端為經濟制度”，這標誌著毛澤東形成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唯物史觀。
第二，注重物質生產。毛澤東發現學校所學與社會之需出現斷層的現象，導致“所施之能力，擲諸虛牝”。欲消除此弊端，須有一種“經濟的工作”，他倡議開展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生產活動，工作須為“生產的”與“實際生活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出人在解決物質根本問題的首個歷史活動為“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即以物質生產為基礎考察社會結構和歷史發展規律。從“吃飯問題最大”到注重“物質生產”的轉變，從生產關係角度凸顯了毛澤東已具備將唯物史觀應用於實踐的能力。
第三，澄清“思想大雜燴”。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致周世釗信》中說，“現在我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瞭的概念”。當時，毛澤東處在對各種思想的鑑別、比較與抉擇過程。熾烈的愛國熱忱促使毛澤東廣泛涉獵，如飢似渴地閱讀馬克思理論書籍，廓清了思想上的混沌，最終“挈其瑰寶而絕其緇磷”。毛澤東提到《階級鬥爭》《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史》這三本書籍對其影響巨大，自述於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和一定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
第四，推動思想傳播。毛澤東深刻意識到思想傳播的重要性。1920年7月，毛澤東回湘籌備文化書社，發行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革命刊物。文化書社作為在湖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和平臺，實現“使各種有價值之新出版物，廣佈全省，人人有閱讀之機會”。此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出版物如雨後春筍，進步團體不斷湧現，為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推波助瀾。
第五，確定建黨方案。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致信毛澤東，信中指出唯物史觀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政黨乃是“發動者、領袖者、先鋒隊、作戰部”和“無產階級運動的神經中樞”。9月16日，蔡和森再次致信重申“黨的組織是很重要的”，建議學習俄國布林什維克建黨經驗，在國內建黨。毛澤東接受了這一提議，11月他在湖南聯合何叔衡等人建立“長沙共產主義小組”，開始了唯物史觀指導下的建黨準備。
第六，放棄改良革命。1920年，毛澤東領導湖南自治運動，因時局腐敗，這一運動遭受重重阻礙。11月25日，毛澤東致信三位友人皆表達欲另闢道路，在《致李思安信》中提出“須有一些志士從事實際的改造”，“另想辦法，另造環境”。在《致向警予信》中，他強調：“政治改良一塗，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闢道路，另造環境一法。”在《致羅璈階信》中提出“要造成一種有勢力的新空氣”，標誌其在社會變革方式上放棄改良運動向唯物史觀的階級鬥爭轉折。
第七，轉向暴力革命。當時，杜威的實用主義、羅素的改良主義及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在國內盛行，“和而緩”的溫和改良擁躉極多，企圖透過普及教育使當權者自發“迴心向善”來消弭階級矛盾和“分工協作”維持社會的穩定。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在《毛澤東給蕭旭東蔡林彬並在法諸會友》中批判了羅素、蕭子晟等“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的溫和革命，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資產階級專政下，含教育在內的一切革命皆為空談。這凸顯了其思想的鮮明轉變，形成了“政權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的政權意識。同日，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等》信中駁斥改良主義和“無組織”的無政府主義，突破了“互助論”和階級調和論的束縛，確立了暴力革命思想，認為暴力革命乃推翻剝削階級進行社會改造之必然選擇，毅然決絕地選擇了唯物史觀。
三、確立階段：1921年1月至1921年7月。1921年1月1日，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就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總結了蒙達尼會議以來存在的思想分歧，尖銳批評了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潮，指出社會政策不過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明確摒棄溫和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非科學社會主義思想，主張“啟民主用俄式”，宜用“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共產主義的共和國”，提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新宗旨，標誌著新民學會已成為具有政治性質的組織。
1月21日，毛澤東在《致蔡和森》中明確提出，唯物史觀乃“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標誌著毛澤東在思想上已確立了唯物史觀。此後，毛澤東以唯物史觀作為革命建設的行動指南不斷在國內推進新的實踐，以暴力革命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唯物史觀思想指導建黨工作。1921年7月，毛澤東從湖南到上海，出席一大，成為建黨代表之一，標誌毛澤東“主觀見之於客觀”上的唯物史觀正式形成。
一言以蔽之，毛澤東唯物史觀的形成乃其“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的結果，其形成是一個動態的、不斷構建的過程。毛澤東的早期唯物史觀的形成歷程是中華思想變革的縮影。毛澤東高擎愛國主義戰旗在曲折艱難中上下求索，其歷史觀逐步向唯物史觀轉變，實現了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根本轉變。在錯綜複雜的革命形勢下，毛澤東看清本質、明確發展方向，認同唯物史觀的科學價值並衷心服膺、奉為圭臬，在思想上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實踐上投身於中國革命工作，最終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陶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