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檔案館裡珍藏著一張士兵照片，這張照片是1944年11月23日拍攝於中緬印戰區，當時中美軍隊正在對滇西、緬甸的日軍發起反攻。
軍衣對於這位小戰士來說過於寬大，已經快垂到他膝蓋位置。同樣寬鬆的帽子，使他不得不戴兩頂才能勉強套穩在頭上。一切裝束都顯露出與他的年齡極不相符。
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顯示他是一名中國士兵，他的身上掛著一個揹包和兩個水壺。脖子上斜掛著一個乾糧袋，像是拍照前戰友逗他而臨時掛上去。
在陽光下，他稚嫩的臉龐，露出燦爛的笑容。舉起右手，對著鏡頭豎起大拇指。在戰火肆虐的環境裡，這樣的笑容很能給人信心，彷彿勝利就在眼前，光明即將到來。
美國的檔案中的備註顯示，這名戰士的名字叫“Lee Chan-hon”。這是威妥瑪式拼音，音譯過來的就是“李佔宏”。備註中說，拍攝時他剛剛滿13歲，已經在中國軍隊裡服役了2年。
也就是說，他11歲已經參軍，是個不折不扣的娃娃兵。如今，絕大多數11歲的孩子還在上小學。而當年，民族危亡之際，“李佔宏”這樣的孩子，不得不扛起鋼槍，走上戰場，保家衛國。
這張照片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塵封了66年，直到2010年，影像圖書《國家記憶》在中國出版，書中選錄了這張照片。書剛上市，“李佔宏”立刻引起了國內網友的關注，成為一位“網紅”。
筆者看了很多關於這張照片的評論。有的人質疑，這麼小的年紀不應該上戰場，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孩子去當炮灰。有的人說，國難當頭，不分老少，都有義務保家衛國，他很勇敢。也有的人說，他在那樣殘酷的戰爭環境裡的笑，給人一股溫暖……
筆者當時猜想，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作為父母大概都不會讓自己如此年幼的孩子走上戰場。他也許已在戰火中失去了親人，如果不去當兵，又或者部隊不接收他，很可能無法繼續生存。
關於這張照片有一連串的疑問。他到底為何年紀輕輕就走上了戰場？是什麼讓他笑得如此開心？他是否在殘酷的戰爭中生存下來？他的人生到底有著怎樣的結局？
巨大的好奇心，使得網友急切地想得知這位娃娃兵的下落。他們甚至專門成立了一個尋找老兵的組織，檢索了大量的資料，走訪了許多抗日老兵，卻一無所獲。難道這個叫“李佔宏”的娃娃兵已經犧牲了？
這些年，抗戰老兵得到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懷。2005年，一些志願者成立了“關注黔籍抗戰老兵慰問團”，專門幫扶一些生活困難的老兵，並記錄他們的抗戰故事。
2012年初，該組織聯合貴州省青年志願服務基金會發起了“貴州老兵關懷計劃”。在活動啟動當天，一位叫陳友禮的農民看到現場掛了許多宣傳海報，便找到志願者說，他也曾參加過抗戰。
根據以往的經驗，絕大多數抗戰老兵都在90歲以上。而這位叫陳友禮的老人精神矍鑠、行動矯健，看上去也就80出頭。這給志願者心頭留下一些疑問。
為了瞭解具體情況，志願者們數次到老人家中進行了細緻的訪問。經瞭解，陳友禮老人11歲就參加了中國遠征軍，部隊番號是第5軍第200師第600團第3營第8連。
他能準確說出連長、師長、軍長的名字，以及營長、團長的姓，講述的許多細節都符合歷史檔案描述，對照抗戰老兵的一般認定標準，他完全符合。
後來，志願者在與他的交談中瞭解到：老人戎馬生涯10餘年，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他覺得很遺憾的是，自己沒有一張軍旅照片。
為了滿足老人的願望，一名志願者想到了同樣是11歲參軍的“李佔宏”的照片。他把那張“網紅”照片沖洗出來，裝裱了，準備送給老人。
志願者心想，照片雖然不是陳友禮本人，但他是遠征軍的代表，而陳也是遠征軍的一員，相信他一定會喜歡。
志願者再次來到陳友禮老人家中探望，當送上那個相框時，老人愣住了。他驚訝地盯著相片看了很久，突然熱淚直流，哭著說道：“這就是我呀。”
在場的志願者看到這個場景，也非常詫異，世上哪有這麼巧的事情？一個志願者以為老人說的照片上的人與他小時候很像，試探著問道：“這與您當年的樣子差不多吧？”
老人仍然堅定地說：“這就是我，照片是美國人給我拍的。”後來老人還說出了拍攝這張照片的一些背景和細節。
這張照片拍攝於滇西的龍陵，當時是冬天但天氣不算冷。拍攝者是一位美國通訊兵，當天他扛著三腳架要給中國士兵拍照，來的第一眼就看到13歲的陳友禮。
陳友禮不懂英文，表示要先經過自己的連長陸春鳳（音）同意。陸春風略懂一點英文，是他與美國人溝通。拍照前，連長讓人拿些東西給他掛上，以顯示他雖然年幼，但能為戰爭出力。
陳友禮當時是勤務兵，身上背的兩個水壺，一個是自己的，一個是連長的。戰友們又給他掛上了一個挎包和一個乾糧袋。而他帽子太大，事先在裡面套了一個，兩個縫在一起才能戴穩。
剛開始是站在戰壕裡拍，但光線不太好，最後又站在路邊拍。他豎起拇指表達的是“頂好”的意思，這是對盟軍的稱讚。那時候，由於言語不通，士兵和老百姓們碰到盟軍都會豎起大拇指，表達對他們的問好和敬意。
根據史料記載，老人所在的200師確實於1944年11月參加過收復龍陵的戰鬥。
志願者出於慎重起見，給老人拍了照，拿著他的照片請貴州省公安廳技術處的技術人員，以及一些精於面部結構的知名畫家鑑定。他們都回復：高度疑似。
另外有一個細節，陳友禮說他雖然是勤務兵，但必要的時候也會扛槍上戰場，他曾參加過鬆山戰役。
這是收復滇西過程中的一場惡戰。松山地理位置非常險要，扼守著滇緬公路和怒江，不攻下這個陣地，就無法完成滇西反攻。
這一點，日軍也心知肚明，早就在松山構築了堅固的工事。把山體掏空，在內部構築了三層地道，四周以子母堡相互側防。中國遠征軍的飛機大炮都很難對其構成威脅。
中國軍隊打了兩個多月都沒有打下來，傷亡慘重。後來想到最原始的辦法，挖一條地道到松山主峰下方，美軍用飛機從加拿大調來3000公斤TNT炸藥，埋到地道內，最終將日本堡壘炸塌。直到9月初才完全肅清敵人。
根據史料記載，當年參加松山戰役的部隊是新28師和新8軍，並無200師參戰的記錄。有人因此質疑陳友禮身份的真實性。
但根據一位長期研究滇西戰史和抗戰老兵的作者周渝考證：他曾採訪過一些老兵，有提到200師600團部分人員於松山戰役末期參戰。且現存文史資料中的一些回憶錄也能與之相印證。
戰史之所以未記錄，大概是因為該部參戰時間短而且人數少。檔案只是歷史的一角，而並非歷史的全貌。需要長期關注這個領域的學者才能瞭解到600團參戰的歷史。
一般人即使要編故事，也很難知道這段隱秘的歷史。這更加印證了陳友禮老人身份真實性。
說到這裡，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照片上備註的姓名是“李佔宏”與老人名字不符，而且美國人的檔案管理非常嚴謹，不太可能出錯。那麼問題又出在哪裡呢？
結合當時的情景，寫錯名字很可能是以下兩種原因：
美國人拍完照並沒有問陳友禮的名字，因為他不懂英文，可能事後由他所在的部隊報上名字。雖然美國人的檔案很嚴謹，但國軍的檔案卻非常混亂。即便犧牲人員的姓名這樣重要的事情也常常弄錯，拍照這種不重要的事情出現張冠李戴的情況也不足為奇。
另一個可能是中美兩國姓名寫法的差異，英語的寫法是名在前姓在後。在互相翻譯過程中，可能出現書寫錯誤，寫成“Lee Chan-hon”。如果把“Lee”放在最後，則是“Chan Hon-lee”則與陳友禮的讀音非常接近。
解決了身份的疑問後，下一個問題便是老人是在何種情況下參軍的？
陳友禮是貴州畢節赫章縣平山鄉人，出生於1931年。他的童年非常悲慘，一歲半的時候母親便去世了，父親對他也是不聞不問。他是跟著奶奶長大，六七歲就出去給人幹活。
11歲那年，他正好碰到貴州師管區到畢節來招兵，於是便跟著一個比他大的夥伴想去參軍。結果招兵的負責人一看說：“你太小了，不要。”
反攻騰衝
陳友禮沒有死心，第二年春天他又碰到招兵。至於為何這麼執著於當兵，老人坦言：他當時年紀小，又是一個孤兒，在外面很難生存，當兵有口飯吃。另一個是，經常聽說日軍殺害中國百姓的事，對他們產生痛恨。
那天，他去報名參軍，看到招兵負責人遲疑的眼神，擔心他又說不出“不要”兩個字。便搶在他前面說：“我雖然小，但能打鬼子。”那個負責人聽他這麼一說，很高興地說：“有志氣，可以。”
就這樣，陳友禮進入部隊。因為年紀太小，他被分配到第5軍200師600團3營8連，給連長陸春鳳當勤務兵。
那時的陳友禮可能不知道，這是中央軍王牌部隊。第5軍是國軍第一個機械化軍，而它又是在200師的基礎上擴編而成的。前任軍長杜聿明和繼任軍長邱清泉都是國軍名將，200師前任師長戴安瀾更是國共都認可的民族英雄。
陳友禮得到的待遇比一般部隊要好，連長也非常照顧他。許多重活都不讓他幹，有時候從美軍那邊帶回來一些罐頭也分給他吃。連長還教他識字、打槍，說將來抗戰勝利了，要送他報考中央軍校。
在滇西反攻末期的回龍山戰鬥，老人親身感受了戰爭的殘酷。那時中國遠征軍部隊已經把日軍殘部分割包圍，日軍若不投降也會被活活困死。
但遠征軍由於物資供應不上，彈藥並不充分，攻勢也越來越弱，不過他們都相信很快就會勝利。實際上，他們低估了日本人。日本人發現遠征軍攻勢減弱後，在一個黃昏發起了自殺式衝鋒。
漫山遍野的日軍一湧而下，端起刺刀衝入遠征軍的戰壕裡，一些戰士還未來得及反應便已犧牲在日軍的刺刀下。陸連長一直把陳友禮帶在身邊，指揮戰鬥。
兩軍廝殺成一片已很難分清楚敵我。陸連長也在與日軍拼刺刀的過程中受傷，這時日軍又一刀刺過來，連長只能用手掌去擋，刺刀刺穿了他的手掌。陳友禮見狀趕緊向那個日軍開了一槍。
陸連長傷得很重，流血不止。陳友禮馱起他往山下跑，送到擔架上，他哭著求那幾個抬擔架的說：“這是我們連長，一定要把他送到野戰醫院去！”
遺憾的是，陳友禮從此以後便失去了連長的訊息，兩人再也未見過。所以，老人看到那張照片，看到照片裡的水壺，大概想起了自己的連長，便禁不住地落淚。
抗戰勝利後，第5軍投入了內戰，在1948年底的淮海戰役中被殲滅。陳友禮也早在1947年隨部隊投誠，後來被編入解放軍當司號員。
抗美援朝戰爭時，他所在的部隊第一批入朝參戰。陳友禮參加過第五次戰役等大小十多次戰鬥。1955年，他轉業回到闊別13年的老家，後來被分配到遵義地質隊當工人。
再後來，但由於歷史的問題，他受到不公正對待，被開除工作籍和軍籍，送到農場改造了10年。1979，陳友禮回鄉當了農民，由於家人都已去世，他無依無靠，只能去做了上門女婿。
如今，他已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兒子在貴陽開出租車為生，老人跟兒子住在貴陽。這些年，國家對參戰老兵越來越關注，相信老人的待遇已經得到很大改善。
回看老人一生，13年戎馬生涯，大多數時間都是在與外族作戰。此後又經歷了10年沉浮，備受苦難和委屈。當所有榮辱都已成往事，從老人的談吐之間仍然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對腳下這片土地的熱愛。
他從來不後悔當年的選擇，曾在鏡頭面前說：“國難期間我們要盡最大的力量挽救我們的祖國，為了保衛祖國，打死也值得，打死就算了。”
個人的命運在大時代當中是微不足道的，民族危亡之際，總要有人付出、有人犧牲，總要有人負重前行。歷史的車輪是滾滾向前的，不論經受過任何磨難和委屈，都應該向前看，努力去使我們的國家變得更好。
陳友禮老人做到了這一點，他回到農村後很少對人說起自己的往事，也沒有抱怨什麼，只是過好當下的生活。假如他那些犧牲的戰友能看到今天的一切，也必定會含笑九泉。如今國家繁榮，社會太平，不正是他們當年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所追求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