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眾多民族的偉大國家，中華民族精神根植於各民族的歷史演進與文化土壤之中,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靈魂，地域文化既是中華文化的多樣綻放，更是民族精神得以不斷塑造的不竭源泉。
湖湘文化作為一種獨特的地域文化，是指洞庭湖、湘江流域的獨特文化，日破雲濤，月臨星漢，從唐代以來確定的“湖湘”，已經成為湖南人文地理的重要概念。朱熹在其《文集》《語類》中大量使用了“湖湘之學”等語。明清以來，海內外學人將湖南特有的地域文化，稱之為湖湘文化,是歷史流傳下來的珍貴文化遺產。楚荊之地、人傑地靈，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湖湘文化博大精深，是中華之瑰寶。遠古神農炎帝傳說，創華夏之文明，彪炳史冊；汨羅江畔，屈子沉吟，賦《九章》而作《離騷》，留楚詞文壇之聖地，忠貞愛國激勵後人；東漢“紙神”蔡倫，造紙有功，澤被後世；唐之歐陽詢與懷素，書法獨闢蹊徑，成就楷書與草書之巔；宋之周敦頤，設濂溪書院，始繼孔孟之絕學，為宋明理學不祧之祖。胡安國、胡宏，承濂溪之學，卒開湖湘之學統；張軾主持嶽麓書院，集湖湘學派之大成；衡陽王船山，倡經世致用，蔚為一代宗師。在近代出現的三次中西文化融合的過程中，湖湘出現了三次人才群起局面。一是以魏源、曾國藩、左宗棠為代表的洋務運動時期，主政事，倡改革，師夷長技以制夷，變法圖強以自立，引領中國近代啟蒙思想之先，在全國出現了“無湖南人不成衙門、無湖南人不成軍隊”的局面；二是以譚嗣同、熊希齡、唐才常、黃興、蔡鍔、宋教仁為代表的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時期，盡顯前仆後繼，不屈不撓之英勇精神，湖南成了最有生氣的省份；三是以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引領歷史潮流，締造新中國，神州大地別開生面換新顏，湖南籍的傑出人才燦若群星，歷史功績，永垂不朽。
近代中國國學大師梁啟超說過：“可以強天下而保中國者，莫湘人若也”。湖湘文化之魂，可概括為八個字：心繫天下，敢為人先。湖湘精神是虎氣與猴氣的辯證統一，湖湘精神可用四首名篇歸納：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汨羅江畔的老詩人，那縱身一躍，留下的是一代愛國志士的不屈靈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激勵著無數湖湘兒女，勇往向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上，俯瞰八百里洞庭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是何等胸襟，彰顯的是湖南人胸懷天下，憂國憂民，敢為天下先的博大胸懷；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橘子洲畔，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淋漓盡致的彰顯出湖湘人的英武豪邁的霸氣與豪氣；惟楚有材，於斯為盛。天下之才何其之多，偏偏楚地湖湘於斯為甚。誰道湖湘人一介莽夫。無論是曾國藩、左宗棠，還是毛澤東，無不帶有一絲儒雅之氣，這便是湖湘兒女，能文能武。文人揮筆豪傑氣，武將弄槍儒雅風。
“中興將相，十九湖湘”，湖湘文化在中華文化中一枝獨秀，湖湘文化，孕育了許多風流卓絕的湖湘人物，從遠古時代的神農、夸父講起，到古代的屈原、賈誼、范仲淹，到近代魏源、蔡鍔、左宗棠，再到毛澤東等一眾風流人物，湖湘人物是湖湘精神最集中的體現，千年學府嶽麓書院彙集了湖湘文化的精髓，千古名篇《岳陽樓記》激勵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學子。
“湖湘文化”彰顯偉大民族精神，我們可以從最具影響力的湖湘代表人物來思考，包括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精神；王夫之“天下唯器”，“知行統一”的實踐精神；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創新精神；曾國藩不計家族和個人名利得失的先人後已精神；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犧牲精神；蔡鍔“再造共和第一人”的革命精神；毛澤東“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敢叫日月換新天”的鬥爭精神；雷鋒“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
屈原，戰國時期楚國詩人、政治家。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兼管內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張對內舉賢任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因遭貴族排擠誹謗，被先後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楚國郢都被秦軍攻破後，自沉於汨羅江，以身殉國。“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的大義凜然及自我犧牲，為湖南人樹起了一道最鮮明甚至耀眼的精神標杆，深深地植入了湖南人的精神基因。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開闢了“香草美人”的傳統，被譽為“辭賦之祖”“中華詩祖”。屈原主要作品《離騷》的出現，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對後世詩歌產生了深遠影響。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文武兼備”“智謀過人” 作為宋學開山、士林領袖，無論在朝主政、出帥戍邊，均系國之安危、時之重望於一身；他領導的慶曆革新運動，雖只推行一年，卻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成為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前奏；他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為儒家思想中的進取精神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杆，是中華文明史上閃灼異彩的精神財富；范仲淹繼承和發展了儒家正統的教育思想，把“興學”當作是培養人才、救世濟民的根本手段。他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足跡所涉，無不興辦學堂，教澤廣被；晚年又設義田、建義學，對族中子弟實行免費教育，激勸“讀書之美”，在教化族眾、安定社會、最佳化風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開啟了中國古代基礎教育階段免費教育的新風尚。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政治方面，提出“循天下之公”“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主張選賢用能，“以天下之祿位，公天下之賢者”。在哲學思想上，避朱程“理在氣先”、“道在器先”和陸王“心學良知”之說。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氣不後”的理論，強調知行統一。其詩文亦自成家，於言意、情景、內外等深入研討，頗富新意，對近代思想均有重大影響。
魏源是中國早期現代化時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面對亙古未有的歷史變局，他以與時俱進的敏銳眼光，率先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對中國近現代化影響深遠。
曾國藩，清代軍事家、思想家，湘軍主要代表人物，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程朱理學學術大師，是立德、立功、立言“三立完人”;文學成就突出，創立晚清古文“湘鄉派”，他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典型計程車大夫。在他這一代之後，中國就只有“知識分子”，特別是修身與經世兩個方面，他是宋元明清無數的理學家之中，能夠真正做到“三不朽”的人之一；在事功方面，對內對外都有偉大的功績，如鎮壓太平天國、開洋務之風。他以朱子理學修身，在義理、考據、辭章之後加入經濟一項，這些使他在人文學術方面成為晚清最大的楷模。
政治影響力最大的無疑還是人民領袖毛澤東，他不僅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國的代表，還是世界偉人。近代以來的人物，有誰能夠說出“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不吃辣椒不革命”“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敢叫日月換新天”“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樣豪言壯語?這種“捨我其誰”的開拓精神與鬥爭精神，永遠值得人民尊敬。
雷鋒精神的基本內涵是：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突出表現為對中國共產黨懷有深厚的感情，時刻聽黨的話，堅定不移地跟黨走；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突出表現為腳踏實地、勇於探索，把實現崇高的理想落實到本職工作中，說到做到，表裡如一；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突出表現為時時處處都以黨、祖國和人民的利益為重，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看作最大的幸福和快樂，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志。突出表現為始終保持昂揚的精神狀態和勇往直前的革命幹勁，在平凡的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成績，用生命踐行為共產主義事業畢生奉獻的誓言。雷鋒精神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凝聚著全人類共同珍視的時代精神。雷鋒精神具有深厚的土壤和廣泛的群眾基礎，雷鋒精神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那就是愛與奉獻的精神，其核心是跨越時空的，雷鋒精神是永恆的。
偉大的時代需要偉大的精神。在華夏五千年文明程序中，三湘兒女前承後啟，不斷開拓，不僅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湖湘文化，而且孕育了獨樹一幟的新湖南精神。
“湖湘文化”彰顯“新湖南精神”。當前，我們正處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期的關鍵節點。立足建黨百年新起點，置身百年未有大變局，接力百年奮鬥新徵程，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透過精神文明建設，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忠誠，擔當，求是，圖強”，集中民智、彙集民意的這八個字，凝聚了三湘大地、湖湘子弟的精神、文化和歷史共識，更是“學史崇德、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力行”的題中之義，在瀟湘熱土上矗立起一座精神的新界標，為大力實施“三高四新”戰略、奮力建設現代化新湖南提供強大精神力量。
忠誠，鑄就湖湘之魂，這是“湖南精神”的核心。代表著家國情懷，是對國家命運的深刻關切與思考，是愛國主義精神中最深沉的部分；擔當，彰顯湖湘之責，這是“湖南精神”的特質。敢於負責，勇於擔當，是“吃得苦、耐得煩、霸得蠻”辣椒性格的折射；求是，體現湖湘之風，這是“湖南精神”的精髓。“君子道，力行而已”，湖南人自古就有實事求是、經世致用、知行一致的務實傳統和優良學風；圖強，昭示湖湘之路，這是湖南精神的追求。敢為人先、勇於創新、奮發圖強，是新時代最需要的開拓、進取精神。
有人說，半部中國近代史和半部中國現代史，都是湖南人用鮮血和生命寫就的。關於湖南有兩句話：“惟楚有才”“無湘不成軍”，可見湖南人文武兼備。“楚雖三戶能亡秦”“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這都是歷史留下的對湘人的高度評價，把它匯成一句話，那就是湖南人能成大事。“湖湘文化”，經典地展現出“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經世致用”的“湖湘精神”，孕育了“忠誠，擔當，求是，圖強”的新湖南精神，更彰顯了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