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席宇）
王鐸（1592—1652），字覺斯，號嵩樵，河南孟津人。明天啟二年（1622）進士，崇禎皇帝當政期間任南京禮部尚書。1645年率眾降清，接受清王朝禮部尚書的任命。王鐸等書家由明入清，作為前朝文化藝術的擁有者和傳播者，對清代初期書法風格產生了重要影響，是明清之交中舉足輕重的書家。而筆者于山西太原永祚寺見《古寶賢堂法帖》，其中收錄王鐸書作僅寥寥數行（圖1），此收錄數量與王鐸在書史中的地位極不相符。參看清初其他刻帖發現，在清代初期，王鐸的書作刻帖多為個人叢帖，集帖收錄甚少（集帖指由不同書家的作品彙集而成的刻帖，個人叢帖則指某一位書家的個人作品彙貼）。本文旨在透過這些刻帖的刊刻內容、主持刊刻者、刊刻目的等來分析這一現象的成因，以及作為貳臣書家的處境，兼談王鐸形象重塑的問題。
圖1 《古寶賢堂法帖》收錄王鐸書作
一、清初集帖體系中的王鐸
自北宋始，刻帖活動興盛，刻帖成為儲存、傳播書法的主要途徑。書法作品能夠進入刻帖系統，則意味著可能流傳後世，書史留名。至明清時，刻帖系統已臻成熟，歷代書法作品流傳有序。
從王鐸好友丁耀亢的詩文“孟津碑版滿天下，二百餘年無與亞。法本鐘王雜米蘇，勁瘦中鋒帶瀟灑”可見在王鐸在世時就有大量的刻帖行世，然而清代初期的集帖體系中卻鮮有收錄其書作。目前所見清代初期集帖，除前文提及《古寶賢堂法帖》之外，收錄王鐸作品的有《翰香館法書》《來益堂帖》《存介堂集帖》，而這其中部分書作以題跋的形式出現，依附於其他書家之後，如《翰香館法書》第五、六、七、九卷中王鐸為《李白愛酒詩》《與正輔書》《米芾蝶戀花詞》《文徵明岳陽樓記》所做跋文。（圖2）在集帖這種以儲存書法影象為主的體系中，影象儲存的形式、所輯錄的作品、影象的大小、所佔數量的比重，乃至於影象排列的位置都是對書家身份與地位的隱喻。
王鐸作為明末清初崛起的書法大家，中州文人的代表，與董其昌在書壇形成一“南”一“北”的格局，明清以來多將他與董其昌相提並論。除上述幾部集帖之外，清初其他集帖中鮮有收錄王鐸書跡，但對董其昌的書作收錄甚多，如另外兩部清初知名集帖《懋勤殿法帖》與《敬一堂帖》。
《懋勤殿法帖》是清朝建立四十六年來第一部官刻大型叢帖，康熙二十九年（1690）始，鴻篇鉅製，選錄有序。在御製序言中表明此刻帖目的在於“昭示子孫、臣民，垂諸不朽”。前四卷為帝王書，後二十卷為各名家法書和“二王”書，其中的第二十一至二十三卷收錄董其昌書作，在“昭示子孫、臣民”的官方刻帖中並未選錄王鐸書作。
圖2 清代初期的集帖體系中收錄王鐸作品，部分書作以題跋的形式出現
《敬一堂帖》為康熙五十四年（1715）虞山蔣陳錫所輯。蔣陳錫為康熙二十四年（1685）進士，曾任山東布政使、山東巡撫，清代初期王鐸書風影響甚大，尤其以山左地區最為明顯，而蔣陳錫卻不錄王氏書作。《敬一堂帖》第十九冊至第三十一冊均為董氏書跡。同樣作為明末書壇大家，王鐸在清初的集帖中似乎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待遇”。究其原因，一方面，王鐸書作多為長條橫批、大軸大卷，從形制考慮刊刻成帖難度較大；另一方面，明末清初刻帖活動雖呈現向北擴散趨勢，但刻帖活動的中心仍在南方，而南方文人對於董其昌的推崇源來已久，其書風追隨者眾多。王鐸書藝與董氏風格迥異，王鐸大開大合的雄渾氣勢，更符合北方文人的審美需求，在藝術審美上與南方文人所推崇的清雅疏淡相去甚遠，南方刻帖自然不刻其書。再者，清入主中原後，南方反清情緒激烈，清初官方為籠絡南方文人，安撫反清情緒，有意推崇為南方文人所重的董其昌。在官方的介入下，王鐸在北方地區的影響力也是有所折損的。形制的問題、南北審美的差異加之官方的導向，都是致使清代初期集帖體系中少見王鐸書作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在於受傳統忠君思想的束縛，對於王鐸等大節有虧的書家，集帖選錄時往往會有所“挑剔”。
二、王鐸個人叢帖的刊刻
由前文論述可見，丁耀亢詩文中所指“碑版”並非集帖，應是王鐸有大量個人叢帖行世。既然集帖體系已將王鐸拒之門外，官方的導向也並不指向王鐸，為何還會出現大量的個人叢帖？這要從以王鐸等人為首的貳臣集團談起。
在“君憂臣辱，君辱臣死”的傳統忠君思想的束縛下，王鐸等人的降清行為定會遭後世文人、史家的口誅筆伐。他們對於自身身份有著清醒的認識，自然明白史書的“好書數行”已然無望，名留青史更是無從談起，後來乾隆時期所編纂的《欽定國史貳臣表傳》也印證了他們的猜測。對於這樣的現實，王鐸及其子嗣，以及以王鐸為代表的貳臣集團顯然是能夠預見的。由於相同的亡國經歷、文化認同、政治利益，貳臣集團獲得了空前的鞏固和壯大。那麼如何為自身開脫“罪名”，以期後世理解，成了貳臣集團必須思考的問題。
主流歷史話語體系為官方所控，作為已然邊緣化的貳臣官員顯然無法染指。與主流歷史話語體系不同，文藝話語體系相對彈性較大、可操控性較強。在傳統文藝體系中，書法藝術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書法家在其中主要佔據著書法史論與書法影象兩方面。而王鐸本人以及子嗣、同僚對他的書藝極有信心，因此他們選擇了後者。書法影象與其他藝術影象不同，兼具著文字與影象的雙重功能，若是利用得當，定能消減政治失格帶來的負面影響。傳播王鐸書藝的同時，家族記憶、詩詞文章以及期待為後世所知的事蹟也將一併傳頌。入清以後，以王鐸為核心的貳臣集團在獲取政治資源上佔得了先機，藉助著政治優勢，貳臣集團在文藝上取得了更大的話語權。這些話語藉助政治網路得以迅速傳播，而這其中的載體便是王鐸的書法藝術。王鐸的長軸大卷不易展示與儲存，難以形成系統的書法影象用以傳播，而刻帖則不然，既便於長久儲存又能多次複製、利於傳播，因此為王鐸刊刻個人叢帖顯然是最好的方式。
圖3 《擬山園帖》收錄王鐸信札
王鐸的傳世刻帖中最有名者當屬其子王無咎主持刊刻的《擬山園帖》，此帖共十卷，原石現藏於河南孟津王鐸故居，共90石，前後歷時八年完成，收錄了大量王鐸入清以後的作品。從收錄作品型別來看，多為往來書信、詩文饋贈等，此類作品多達近60件，其中往來者為戴明說、戴侖、王含光、李際期、吳達等人。戴明說，字道默，號巖犖，河北滄州人，崇禎七年（1634）進士，後降清，順治十二年（1655）任戶部尚書，與王鐸一併被編入《貳臣傳》中。王含光，字表樸，號似鶴，自署鶴道人，猗氏（今山西臨猗）人，崇禎四年（1631）進士，後入清為官。李際期，字應五，河南省孟津縣人，崇禎十三年（1640年）進士，後仕清，任戶部主事。這些人都是王鐸入清之後往來頗多之人，也都是明王朝覆滅之後選擇入清為官的人。擇錄這些信札的原因，王無咎在跋文中言：“先文安公書法，傳之海內多年所矣，比來如琅華、銀灣詩酒論二十等帖，非不備極精妙。餘小子恐其久而散佚，且先文安五十年臨池苦心僅僅見之數帖未盡也，茲刻博搜遺墨……”（圖3）從跋文來看，家中所留王鐸書作甚少“僅僅見之數帖”，因刻帖之需，故“博搜遺墨”，而搜求的物件自然是與王鐸交往甚密之人。從所搜得的書作來看，提供書作之人對於王鐸書作的擇取應當是有所用意的。書法影象因其具備承載文字的功能，所以借刻帖之機展示與王氏的交好以及透過這樣的方式傳播家族記憶、詩詞文章是極有可能的。據跋文記載“始於辛卯，竣於己亥”可知，刻帖之初為順治辛卯（1651），當時王鐸尚未謝世。王鐸一生臨池不輟，王無咎所言的“僅僅見之數帖”也難言可信。
《擬山園帖》後有張縉彥、龔鼎孳跋文兩則，二人也均為由明入清的官員。張縉彥在跋文中道：“文安四十年精力盡在此矣。近代玄宰、子願兩先生戲鴻、來禽二帖壇坫海內，昔衛夫人見右軍書嘆曰：‘此子必掩我名’，此本出，惜兩公不及見也。”（圖4）董其昌的《戲鴻堂帖》、刑侗的《來禽館帖》為明代的代表性刻帖，而張縉彥直接將《擬山園帖》置於這二者之上，不免有故意抬高王鐸書名之嫌。薛龍春先生也在《王鐸刻帖考論》一文中將《擬山園帖》卷六所收《臨閣帖卷》與今藏日本的墨跡捲進行對比，認為《擬山園帖》摹刻雖然精細，但原作中的漲墨絲毫未見，粗細反差甚小，行距改為均等，節奏平勻，而這恰恰與王鐸的書法風格相牴牾。
圖4 《擬山園帖》後張縉彥跋文
龔鼎孳跋文：“文安公書法妙天下，真得晉人三昧，寸縑尺蹄海內寶為拱壁。藉茅先生紹衣家學，不啻大令之於右軍，購求散佚，傳諸永永……”（圖5）跋文中的“傳諸永永”也證明了此刻帖的目的就在於永世流傳。王無咎在跋文中也提到了“如《淳化閣帖》式”。從仿《淳化閣帖》這樣的行為來看，王無咎自然是希望父親的書名與書作能夠像《淳化閣帖》一樣傳諸永久，文後鈐有“傳之子孫”一印，（圖6）從這方印的印文來看，也同樣印證了這樣的目的。除《擬山園帖》外，王鐸的傳世刻帖還有《琅華館帖》《二十帖》《銀灣帖》《日涉園帖》《論詩文帖》等。
圖5 《擬山園帖》後龔鼎孳跋文
圖6 王無咎在《擬山園帖》跋文中提到了“如《淳化閣帖》式”，自然是希望父親的書名與書作能夠像《淳化閣帖》一樣傳諸永久
《琅華館帖》為張鼎延主持刊刻。張鼎延，天啟二年（1622）進士，明亡後入清，累官兵部右侍郎。王氏與張氏不僅是同鄉、同年，同時還是姻親關係，王鐸曾將次女王相許配張鼎延子張璿，兩家關係極為密切。
《琅華館帖》收錄的內容主要包括：王鐸與張氏一族的往來書信、王鐸為張氏所書作品、張氏一族的詩文。《琅華館帖》於順治辛卯（1651）刻成，當時王鐸尚在世，王鐸在此帖尾作跋，對張氏一族的功勳大加讚揚：“玉調（張鼎延）為名給事，力除六邪五蠹，皆與乃翁功在社稷……”由此可見，此帖的刊刻並不像一般性刻帖一樣單純為儲存書法，實則有著更深層的目的。隨著《琅華館帖》的刻成，張氏一族的事蹟以及詩詞文章也將會隨著王鐸書作一併流傳後世。王鐸的跋文印證了這樣的目的“是刻成，止謂無失於文墨字畫則輕，謂張氏之屈前伸後，天道之昌，鯁亮者社稷所需若期會，然則又不輕，如以尺牘言，非其細者與”？王鐸認為《琅華館帖》更大的價值在於傳頌張氏事蹟，不應僅僅當作儲存書法的刻帖。從張氏擇取的書作與王鐸的跋文來看，不論王鐸本人或者張氏一族從來都沒有把《琅華館帖》的刊刻當作一個單純的書法活動。
《二十帖》收錄了王鐸致李化熙書二十通、劉餘祐致李化熙書四通，為李化熙主持刊刻。李化熙（1594—1669），字五絃，山東淄博人，明崇禎七年（1634）進士，明亡後仕清，累官刑部尚書，繼太子太保。
此帖有李化熙跋文一通：“餘數欽王、劉兩先生高躅不可到，頃於長安酬答中每得其片幅，旋喜而緘之，時櫛壁上以當坐臥，積成帖，因倩善手上石而藏其原本，須添丁以付之。粗人索得坡公書，輒詣肆換羊，餘雖饕不敢如此屑越所以示鄙人傾倒於兩君子之至、而兼以示鄙人之不見外於兩君子如此也。”可見李化熙曾有意識的收藏王鐸與劉餘祐書跡，且極欽慕“兩先生”書藝，跋文言辭真切，不似前文所提張縉彥對王氏書藝的讚揚有過譽之嫌。孟慶星先生在《王鐸與晚明清初山左文人書法交往考》中言：“李化熙與王鐸在明亡以前的交往活動目前沒有資料證明，但二者在明亡後的交往非常頻繁卻是事實。李化熙既是王鐸書風追隨者也是後者在山左有力的傳播者。”由此可見，李化熙本人主持刊刻此帖卻有尊崇之意與儲存書法之心。
除此之外李化熙也希望藉此展示與王鐸、劉餘祐的交好，或希望以此留名也未可知，如容庚雲：“經雨若（劉光暘）奏刀，便與墨跡不甚相遠也。五絃不知何人，藉此一卷帖，使三百年後猶知有李化熙者，其受王覺斯、劉雨若之賜厚矣。”帖中所收錄的劉餘祐四通訊札“體俗筆弱，豈能與覺斯並列”，由此來看，劉餘祐書能傳世倒是李化熙“厚賜”了，李化熙以此一帖成就三人。
《致李化熙札》中王鐸向李化熙推薦劉光暘：“劉雨若善鐫書，旌德佳士也，當是伏靈芝後第一腕。”（圖7）劉雨若為明清時期刻石名手，刻帖可以說是文人和刻工合作的產物，刻工技藝顯得十分重要。王鐸對此帖在形制上也有探討：“故知長條橫批易於散失，未若書柬冊本，几案長留也。”從刻手的選擇到形制的探討，都可以看出王鐸對於此帖的重視，也道出了他希望“几案長留”的目的。
圖7 《致李化熙札》中王鐸向李化熙推薦劉光暘
《銀灣帖》，即容庚先生《叢帖目》所列《琅華館帖》第七卷，帖尾有梁羽明一跋；“覺翁姻伯往來尤密，來則不問主人，興到則賦，賦罷則書之粉壁，解衣磅礴，輒有以頭濡墨之致，鐵畫銀鉤，可當秦碑漢鼎，令人玩賞不置。比壬辰，聞姻伯訃，不禁悽斷，見壁上烏企龍躍，珠解泉分，益嘆為絕筆矣！慮序（《銀灣園宴集序》，筆者注）久為風雨剝蝕不可復得，急命摹之於石，以公同好。”由此來看，此帖應為梁氏主持刊刻，因書於“粉壁”而遭“風雨剝蝕”，此間聞王鐸死訊而更加惜此“絕筆”，遂命人摹石刊刻。這段跋文既交代了刻帖的目的，也交代了此帖的由來。容庚先生將梁羽明此語歸為《琅華館帖》的跋文，實則不然。這段跋文只言《銀灣》一帖，與《琅華館帖》所錄其他刻帖均無關聯，應為容庚先生有誤。此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不再贅述。
梁羽明為梁雲構之子，梁雲構，字匠先，河南蘭陽縣人，明崇禎元年（1628）進士，曾任兩淮巡按、兩浙巡監、兵部侍郎等職，同王鐸等人共同迎降並仕清，累官戶部左侍郎。與王鐸同屬貳臣集團成員，同時又是王鐸的親家，兩家往來甚密。銀灣園正是梁雲構居所。梁氏父子對銀灣園頗為重視與自豪：“丁亥春，先大夫以邸寓小隘，闢城闉瀕水地一區，建書軒五楹，堂額標之曰素瀨，覺斯王姻伯先生筆也。簷額則先大人自標曰銀灣曲，手植松蕉時卉數本，山翠添流，水光拂檻，每朝退公餘，嘗坐臥其間，翻閱古帙，就簡書筠，時吟嘯以適性情，詞客宗工相過從，多唱和留連不欲去。”如此盛況自然希望為後人所知，梁羽明跋文記曰：“尚有諸先生長者題詠小園，名篇盈棟，當次第鐫泐，傳之世世，以志官邸佳況。”可見，梁氏除了傾心於王鐸的藝術，惜其書作之外，更多的是希望將銀灣園的“佳況”能夠“傳之世世”。從王鐸所留大量關於銀灣園的詩文來看，王鐸應常過訪此園，將王鐸與銀灣園所“捆綁”，定能隨其久遠。
《日涉園帖》為薛所蘊其子薛蒨主持刊刻，收錄了王鐸與薛所蘊的往來書信以及饋贈書作十餘件。薛所蘊（1600—1667），字子展，號行屋，河南孟州人。崇禎元年（1628）進士。薛氏於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降於李自成。同年四月清兵入城，薛氏又降於清政權。薛氏於仕途上可謂“劣跡斑斑”，也更希望透過其他手段消解多次易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薛氏於詩文一途名望頗高，而政治失格帶來的影響薛氏也是有所預見的，其詩文或難以傳世，抑或為後世所輕。那麼如何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依附於王鐸書名或為行之有效的手段，加之兩家姻親關係，一切都顯得順理成章。王鐸跋文：“予書何足觀，乃篋笥之藏耶？”（圖8）證明薛氏於王鐸在世時便有意識收藏王鐸手跡，主持此帖刊刻者並非薛所蘊，是其子薛蒨。薛蒨同時又是王鐸的女婿。薛蒨帖尾有一跋文：“孟津文安公書跡為世鴻寶，夙與先大夫交最篤……及文安公旋自關中，未幾而歿矣，先大夫每□寶物不可再得，復嘆息者久之。戊戌歸裡，自從兄芝裘處檢出此十數紙，皆昔年同宦時筆跡，先大夫喜甚，即欲登石，以廣其傳，不意年來感疾病，未果。餘兄弟輩日侍湯藥，亦弗暇及此也。戊申王垂生來自山左，偶憶先志，付之雙鉤勒石，書以志之，不禁愴然。”此段跋文表明瞭在王鐸去世以後，薛所蘊希望將王鐸書跡刊刻成帖“以廣其傳”，而此事未成，薛所蘊也相繼離世。薛蒨為完成父輩“先志”刊刻此帖，傳播王鐸書法的同時，薛氏子孫完成先輩遺願、“日侍湯藥”等孝行也被一併傳頌。
此帖後有摹勒者王雪一段跋文：“文安公書法妙天下，與董宗伯南北分馳，隱若敵國。《銀灣》《琅華館》《擬山園》等刻，不下數十種，流佈甚廣。茲仲蒨出其家藏與先宗伯公往來手札，命予登石。試取諸本相校，或亦不失真面目，若曰譬之積薪，後來居上，則吾豈敢。”跋文中將王鐸與董其昌以南北而論，此般說法雖是明末清初南北斗爭的產物，同時也是藉助董其昌的名望確立王鐸在文藝話語體系中地位的手段。
與《日涉園帖》刊刻背景、目的相似的還有張縉彥主持刊刻的《論詩文帖》。張縉彥（1600—1672），字濂源，號坦公，河南新鄉人，崇禎辛未（1631）進士，明兵部尚書，後降清，入清後被削職流放。王鐸與張氏一族關係甚篤。在《論詩文帖》中，張縉彥收錄王鐸詩文、書信的同時，將自己的詩文一併收錄其中。張縉彥為中州文學代表，在文學上也有很高造詣，與薛氏的擔心相同，恐詩文為後人所輕。附麗於王鐸的書跡則有望傳世留名，立足文壇。這兩帖刊刻背景、目的如出一轍。
圖8 《日涉園帖》王鐸跋文
三、王鐸形象的重塑
刻帖自宋至明逐步發展，明清時已成為傳播書法的主要途徑之一。自《停雲館帖》始，家族刻帖、個人刻帖也開始大量湧現，刻帖成為標榜家族文化的重要手段。貳臣集團入清後大多難以受到重用，王鐸作為前朝仕清官員中職位最高者，入清之後七年不遷，仕途無望，書畫傳家成為他們共同的期許。從前文來看，主持王鐸個人叢帖刊刻活動的幾乎都是王鐸的子嗣、姻親，以及共同仕清的前朝官員。這些人對於王鐸藝術的認可毋庸置疑，主持刻帖也確有儲存王鐸書法藝術的想法，為後世留下了數量可觀的王鐸書跡。同時，他們在儲存王鐸書跡的背後也有著相似的目的，或為傳頌家族事蹟，或為展示與王氏的交好，抑或依附王鐸的書名傳播詩文，其共同的目的都在於透過這樣的方式尋求新的立身之本。
從清初這些刻帖看，最早與王鐸有著直接關係的子嗣、姻親、貳臣集團成員基本完成了王鐸在文藝話語體系中的書法影象建立。一個家族、集體中的精英人物是其中的具體象徵，他們努力為王鐸佔據著文藝話語體系中的地位。
自晚明始精英書法文化下移，上層文化、下層文化之間互動頻繁，但除實用書寫之外，有能力與精力研習書藝的仍是上層精英文人。王鐸刻帖傳世，若後學臨習者眾多，那麼後世文人必然會自發為其開脫。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企圖透過書法影象來控制後世評價，顯然這是極其高明的。這種大規模的刻帖活動不僅對當時王鐸書風的延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為王鐸形象的重塑奠定了基礎，但僅僅如此還是不夠的。受根深蒂固的“書品即人品”思維模式的影響，王鐸這些個人叢帖能否傳世依舊難說，形象的重塑仍缺乏一個契機。
由於明末清初複雜的政治局勢，“南北對峙”已經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對於這段特定時期的各種現象都應置於“南”與“北”對立的“場”中去審視，因此除書品與人品這一規則外，“南”與“北”的規則在特定時空下開始產生作用，甚至在特定的地域、人群中，這一規則凌駕於“書品即人品”規則之上。在這一點上，以山右地區的傅山對貳臣的評價為例。
傅山可以說是“書品即人品”評判標準有力的宣傳者與踐行者，從他對由宋入元的趙孟頫的評價即可窺見：“偶得趙子昂香山詩墨跡，愛其圓轉流麗，遂臨之，不數過而遂欲亂真。此無他，即如人學正人君子，只覺觚稜難近，降而與匪人遊，神情不覺其日親日密，而無爾我者然也。行大薄其為人，痛惡其書淺俗，如徐偃王之無骨……”從長遠的時間軸來審視趙孟頫，貳臣身份為趙氏帶來的痛苦伴隨著他的晚年。在金兵入主中原，強勢推行蒙文的情況下，趙氏力倡復古，表面矯正南宋書壇的凋敝，實質上卻以最有效的方式儲存了漢文化，只此一點，便也當得起忍辱負重。傅山青年時期也曾於趙書用功頗深，傅山此評純為“書品即人品”導向的結果。
明亡多年後，隨著康乾盛世的即將形成，傅山對於亡國的激憤也逐漸緩和，對於貳臣的憤恨也日益平息，且傅山與仕清貳臣多有交往，也曾多次接受他們的援助與護佑，對於貳臣也有所寬諒與理解，對於趙氏的評判也能跳脫出個人偏見的影響，給出一個相對公允的評價：“予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遂惡其書。近而視之，亦未可厚非……”“趙廝真足奇，管婢亦非常……”
雖然傅山晚年對趙氏不再“惡語相加”，但這其中確有一個相對較長的轉變過程，而對於同為貳臣的王鐸則從始至終未加指摘，能夠網開一面：“王鐸四十年前字，極力造作；四十年後，無意合拍，遂能大家。”這段文字出現在傅山家訓篇目中，傅山不但對王鐸的人品未加評議，甚至將王鐸作為學書的成功案例教育子孫，顯然這與傅山一貫主張的“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有所牴牾。出現此般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傅山本人便是王鐸書風的追隨者與傳承者，且二人同為明人，有著共同的文化認同與亡國經歷；其次，傅山家族明末時為官宦世家，明朝覆滅之後，政治依託不復存在，不得不向貳臣群體中的好友尋求幫助與庇護，例如曾多次接受魏一鰲的經濟援助，在朱衣道人案中，魏一鰲為其作證成為脫罪的關鍵，其中還有龔鼎孳、曹溶從中斡旋。而這些仕清漢官多是二人的共同好友，傅山自然不能對王鐸加以非議。這些雖是影響傅山對王鐸評價的因素，但真正能使得傅山放下“書品即人品”標準的應該還是明末清初的“南北對峙”。康熙即位後對於董其昌的書風推崇備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董其昌書風一度成為清初官方書風，而傅山對清王朝一貫採取不合作態度，這直接促使傅山倒向與董其昌所“對立”的王鐸。當傅山與王鐸同時置於“北”的“場”中，傅山對於王鐸的“寬諒”就不難理解了。王鐸書作出現在文首提及的山右地區刻成的《古寶賢堂法帖》中且能夠流傳於世，也變得順理成章，這與作為山右文人代表的傅山對王鐸的態度有著直接的關係。
從傅山對王鐸的態度來看，清代初期“南北斗爭”確實成為王鐸形象重塑的最後條件，這時期北方文人的主要書法活動在於整理王鐸書法遺產，這些活動的書法色彩已經逐漸減弱，更多的是將王鐸的書法遺產作為與南方文人鬥爭的工具與資本。這樣，王鐸子嗣、姻親期待重塑王鐸形象的目的與南北對峙中北方士人需要王鐸書藝立足的需求相互動，於是王鐸的書藝成為大家的共同選擇，王鐸形象的重塑成為可能。
總的來看，王鐸在清代初期刻帖活動中表現極為複雜。對於王鐸個人來說，一生中鑽研書藝，臨池不輟，自然希望書作傳世，這主要表現在他在世時就已經開始有意識參與刻帖活動；從其子嗣姻親方面來看，希望藉助他的書藝傳頌詩詞文章儲存家族記憶，獲取新的立身之本；從北方文人來看，整理王鐸書跡彙集成帖，達到與南方文人分庭抗禮的目的。
於王鐸來說，書名傳世固然可喜，可貳臣書家的汙名也如影隨形。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對王鐸評價：“一生吃著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結果居然能夠得其正傳，矯正趙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於明季，可說是書學界的‘中興之主’了。他的作品，固然流傳很多，我們只要翻開他那部《擬山園帖》，就可以概見他這副優越的本領。歷來論藝事的，並注重到作者的品格，王鐸是明朝的閣臣，失身於清朝的，只這一個原因，已足減低他的作品的價值好幾成。隨後還有人刊行《明季十五完人手札》，那部《擬山園帖》，怎不要對之汗顏呢？所以我說，假使他也跟著這十五人中的幾人同時上了斷頭臺，他的聲價，自然還要更隆重些。”沙孟海先生雖讚賞王鐸書藝，但字裡行間滿是對其“失身於清朝”的惋惜。張伯英：“值明鼎革之時……王覺斯輩，不免為後世詬病……覺斯書法冠時，往往見其書者輒惜其人，學者之立身可不自重也夫。”
所謂貳臣書家，是書品與人品的交疊，是主流歷史話語體系與文藝話語體系交織的結果，二者相交之下向我們展示了更為立體的王鐸：其性格中確有懦弱的部分，委身於新朝的同時又期待著青史留名，這與他的藝術實踐呈現某種暗合，極力推崇復古、摹古的同時而孕育出個性鮮明的書風，這正是他性格中極為糾結的成分。
張伯英：“評書家於負盛名者每多苛論，夫有所長必有所短，雖大家豈能純美……”此段雖為言書，但用於王鐸的一生卻也極為恰合，於王鐸個人而言，一切的“長短”也都隨著“有仙迎我”而煙消雲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