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日，旅居大洋彼岸的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以91歲的高齡乘鶴西去。筆者灑淚之際，不禁想起了他對文學家錢鍾書先生的諸多評說。
一說錢鍾書博聞強記。餘先生說他曾請教過錢先生一個小問題，即錢先生的《談藝錄》中提到了靈源和尚與程伊川二簡，可與韓愈與天顛三書相映成趣。但不知“二簡”出於何處？錢先生沉思片刻，然後認真地說，“大概可以在元代《佛祖通載》上找得到。”後來一查，情形果然如此。
二說錢先生具有疾惡如仇、激昂慷慨的性格。這種性格表現在他的詩作之中。錢先生寫詩一如晉代陶淵明，既寫《歸園田居》《飲酒》一類的詩，也寫《詠荊軻》《讀山海經》一類的詩。錢先生於1989年寫的《閱世》一詩，即“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寰。星星未熄焚餘火，寸寸難燃溺後灰。對症亦知須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不圖牘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便是一個例證。
三說錢先生的立言已經進入“不朽之域”。他的著作成為了“中國古典文化在20世紀最高的結晶之一”，而他的去世則“象徵了中國古典文化和20世紀同時終結”。
四說錢先生不太相信抽象系統。他曾說黑格爾造了一個大系統，自己卻不能住進去，旁邊還要另外造個小房子住。可見這個大系統其實毫無意義。牛津大學的撒亞·伯林教授說，學術界有兩種型別的人，一種是狐狸型，樣樣都知道；一種刺蝟型，一定要造一個大系統。錢鍾書屬於前者，他捕捉的是一種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來很可觀。就像沒有串成一串的散錢，稍加串聯，便十分有用，而且永遠有用，而那些所謂大系統，往往沒幾年，便被人丟掉了，甚至忘記了。
五說錢先生的治學方向頗受中國考證學派的影響，比較注重小處，精到之處。一個典故，一定要知道它最早出現在什麼地方；一句詩文，一定要知道它最早出自某個詩人或作家，出自哪一篇。錢先生是在這個上面求勝。求勝只能在這些小的點上去求，大的地方講不清楚，你一套我一套，也沒有人能夠評判。不過他偶爾也有一些大判斷，比如論中國詩與中國畫有兩種相反的途徑，不過這樣的情形不多。
六說錢先生的主要貢獻都是筆記式的，如《談藝錄》《管錐編》。錢先生是以書為本體、為本位、為結構。他講《周易》就以《周易》為結構，講《左傳》就以《左傳》為結構，在這裡面找可以用的地方，可以發揮的地方。講得原原本本，講得精益求精。同時還要聯絡到西方，跟西方進行比較、溝通。某個想法，中國有，外國也有；某種現象，中國有，外國也有。錢先生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處，很少講相異之處。
七說錢先生善於將一個大問題分解成若干小的問題進行敘述。有些讀者認為錢先生沒有問題意識，而實際情形並非如此。錢先生對一般的常識幾乎不提，只在很尖端的點上談問題。普通讀者哪能個個都擁有錢先生的背景，可以一下子跳到尖端？因此這些讀者很難知道他談的是什麼東西。換句話說，在錢先生提出並解決問題的時候，普通讀者或許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問題。
八說錢先生是自己的“忘年”好友。錢先生曾在送給余英時的《管錐編》扉頁上寫道：“每得君書，感其詞翰之妙，來客有解事者，輒出而共賞焉。今晨客過，睹而嘆曰：‘海外當推獨步矣。’應之曰：‘即在中原亦豈作第二人想乎！’”錢先生還在另外一封給余英時的信中稱：“兩奉惠書及贈什，寓意深永，琢句工適，足使老於吟事者咋舌斂手，自是君身有仙骨也……弟如田光，恨不相逢於壯盛之日，友聲和答；今則臣精銷亡，愚才竭盡，唯有把君詩過日耳。”餘先生對錢先生的這些褒揚說法格外看重。
余英時先生與錢鍾書先生僅僅有過兩次會晤，其餘都是筆墨往來，而餘先生竟能從八個方面評說錢先生，足見兩人交誼之厚，同時也折射出他對錢先生的敬仰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