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山文學是日本漢詩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其漢詩創作以鎌倉室町時代“五山十剎”的禪僧群體為主。以詩僧為主要創作群體的五山漢詩，與倡導“苦吟”、工於煉句的晚唐詩歌多有牽繫，尤其隨著五山後期社會動盪、禪林式微，詩僧心境與晚唐詩的衰颯習氣亦相契合。景徐周麟（1440—1518），號宜竹、半隱，近江（滋賀縣）人，著有《翰林葫蘆集》十七卷。上村觀光評價其集，在儲存史料的豐富性上可與義堂周信（1325—1388）的《空華集》相媲美；而在文學方面，則與橫川景三（1429—1493）的《京華集》一起，被視為文明（1469—1486）以後五山文學的代表性著述（上村觀光《翰林葫蘆集·解題》）。
景徐對晚唐詩歌的接觸，首先來自由南宋周弼編選、主要收錄中晚唐近體詩的《唐三體詩》。他憶及幼時從用堂中材學詩：“小子甫五歲，養於先師手。……教以梁千字文、唐三體詩及空和尚外集，皆俾背誦之，忘一字則賜一拳。”（“文明十八年二月住景德寺拈香”語）這種對《三體詩》的記誦濡染之功，於景徐後來的創作影響深遠。《三體詩》中清新淡遠、曉暢流麗的晚唐律、絕，尤其得到他的青睞，他總結偏愛的詩風即為“幽暢平淡”（《跋東山玉岑珍侍者百詩後》）、“清絕可愛，累累乎端如貫珠”（《光室字銘有序》）。這在景徐集中多有體現，其詩多處化用晚唐此類詩句。如“南朝古寺鐘聲遠，曉夢尚迷煙雨樓”（《便面春日廟》），乃化用杜牧《江南春》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見楓遠不上寒山，咫尺君家幾往還。此地停車無鳴道，風吹紅葉在松間”（《楓林停車》），則是句句對應杜牧《山行》；“曉風入夢奉天殿，殘月長庚夜夜心”（《送了庵和尚入大明國》），乃巧用李商隱《嫦娥》“長河漸落曉星沉”“碧海青天夜夜心”，表達對友人的思念。集中還有數首詩，對趙嘏的“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長安晚秋》），極盡模仿之能事。如“殘星數點故人在，一派銀河第五橋”（《星夕後逢故人》）、“玉樹一聲人倚樓，張妃酒醒髻鬟愁”（《玉樹後庭花》三首其二）、“殘星數點雁橫處，起託封書先問君”（《奉寄大明正使堆雲大和尚》）等等。在《又次前韻者五篇·其二》中，景徐周麟更直接以“殘星數點”形容晚唐詩：“諸老東西才折指，殘星數點晚唐詩。”此句一語雙關，一方面詩人為禪林的蕭條零落深感悽愴，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他心中的晚唐詩歌圖景——如“殘星數點”所描摹的，幽靜淡遠又不掩悽清衰颯之色。
因此，景徐周麟的漢詩創作，還承襲了晚唐詩寒僻蹇澀、尖新奇絕之一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對“寒”與“殘”二字的鐘愛。寒，既指體感之寒冽，也關取境之寒僻，是晚唐僧詩的一大特徵。景徐即有不少詩歌涉及“寒”境，如《爐存火似紅》：“五更吹火倚風爐，寒氣剝床先及膚。”《次月江試筆韻》：“未識青春度玉墀，餘寒思澀和詩遲。”《門前梅意》：“卻遭僧氣奪春去，月下敲門詩尚寒。”尤其後二首，已明顯透露出“郊寒島瘦”對其漢詩創作的影響，詩僧幽居的枯冷竟把春的暖意也奪去，只留下月下敲門的寒寂，想象可謂尖新。而與“殘”相關的意象，在景徐詩中也大量出現，包括殘夜、殘燈、殘星、殘夢、殘月、殘雨等20餘種，詩人竟以“殘僧”自謂。“殘”是一個極具時間性的詞彙，指將盡未盡、掙扎著存在卻終將湮滅的事物，體現出詩人的枯冷心境和對事物的觀照習性，這在“晚唐體”詩歌中即大量存在。如五代詩人李中就將“千里夢魂迷舊業，一城砧杵搗殘秋”（《海城秋夕寄懷舍弟》）、“千里夢隨殘月斷，一聲蟬送早秋來”（《海上從事秋日書懷》）視為其最得意的詩句。景徐對“殘象”的偏愛，表明他刻意營造一種耽享其中的、寒僻奇絕的意境和愁緒，這既與其時代處境、詩僧身份相合，也與他對“晚唐體”的自覺取資有關。
此外，景徐周麟對晚唐詩風的接受，還體現在他對“苦吟”精神和煉字鍛句創作態度的推重。宋人有謂“苦吟不脫晚唐詩”（劉克莊《自勉》）、“（詩）至晚唐而工”（楊萬里《黃御史集序》），已指出晚唐詩人於苦吟中極鍛鍊之妙的創作特徵。景徐周麟亦不掩對這一姿態的效仿，如其《孤吟》：“天外片心堪細論，掉頭拍膝月黃昏”，寫覓詩的專注和得句的興奮；“青雲不負故人約，尚有敲門覓句僧”（《開窗宜月》）、“可遊月下推敲界，莫擲人間壒圾堆”（《答雲英》），則是用賈島“推敲”之典營造作詩的清雅興味。在景徐看來，“苦吟”並非是在痛苦窮困的境遇中作詩，而是指寫作過程中冥搜覓句的刻苦艱辛，是一種沉浸於“我”與自然興會無間、冥想推敲的狀態，所以他對“月下推敲”之典的運用，更多是標榜作詩時的專注和自得，而非將鉤章棘句作為最終的詩美理想。他在為彥龍周興（1458—1491）的文集作序時說道：“昔育王橫川（按：宋僧橫川如珙），其提唱盡去雕巧之弊，獨振古風，視彼宋末諸老鉤章棘句、攢花簇錦相尚者，如隔天淵。”（《半陶文集序》）“宋末諸老”指的是效仿“晚唐體”的“四靈”和江湖詩派。景徐認為他們雖追摹晚唐，但極盡雕巧藻繪之能事，喪失了詩歌應有的清新自然與吟詩的清雅自得。這又體現出他與“晚唐體”保持疏離的一面。
綜上可見，景徐周麟對晚唐詩風的體認是多向度、有選擇的，呈現在其創作實踐中，就是一種努力“折中”的接受觀念：既推崇晚唐清新流麗的近體詩風，也難以擺脫詩僧身份帶來的寒僻蹇澀傾向；既重視苦吟與煉字，又力求避免詩歌的雕琢痕跡，追求“清絕可愛”“詩於窮者愈清新”的詩美理想。
只是受限於身份和時代，理想和創作實踐的矛盾有時無法調和。景徐周麟那些寫寒殘之象、帶有僧詩“蔬筍氣”的作品並非都“清絕可愛”，因此他對“郊寒島瘦”又表現出極為矛盾的態度，並以一種“自嘲”的焦慮呈現出來。上文所引“月下推敲”是景徐對賈島吟詩雅興的讚賞，但在另一首詩中，賈島卻成為被嘲笑的酸寒之士：“堪笑酸寒賈吟佛，每年除夜祭詩神。”（《詩有神助》）那麼同樣“苦吟”的自己，便也成為嘲笑物件：“小立近花身入畫，欄干影瘦作詩僧。”（《月移花影》）“卻遭僧氣奪春去，月下敲門詩尚寒。”（《門前梅意》）這種自嘲，幾乎成為同時代詩僧“共享”的焦慮。如景徐的師長橫川景三，嘲己詩之“寒”：“寺有衰僧詩更寒”（《溪寺餘寒》）、“吾詩雖夏亦言寒”（《次韻惟賢藏主》）、“寒於東野是吾詩”（《扇面·孟郊看花圖》）。賈島在他筆下也被調侃道：“用盡黃金徒鑄像，唐成吟佛宋詩奴。”（《賈島佛》）“吟佛”賈島在宋人風雅面前，更像一個酸寒的“詩奴”，這種落差不可謂不大。大致同時的希世靈彥（1403—1488），也批評晚唐詩的寒澀難以延續李杜的“光焰萬丈”：“灞雪驢邊都滅卻，不傳妙處冷於灰。”（《詩燈》）但他的創作中卻也有如“宿火吹爐無小暖，疏星落壁有餘光”（《次韻叢侍者螢窗之作》）這樣蹇澀的詩句。
進一步言，“自嘲”的前提是承認有“相似”的一面，但又不是詩人理想的樣子，因為有更出色的模仿物件，所以造成一種“焦慮”。而這種更理想的模仿物件，就是以蘇軾、黃庭堅為代表的宋代詩人。自鎌倉末以降，蘇、黃之詩在五山詩壇幾成風靡之狀：“叢林之徒，兄玉堂而弟豫章，治之殆如治經，解注之繁，幾充棟宇。”（伊藤東涯《杜律詩話序》）與景徐周麟有交的諸僧，也多有講注蘇、黃者。受此風氣影響，景徐對風流閒雅的宋人風調頗為景慕，他評價蘇軾是“手提詩律唱諸儒，宋二百年唯兩蘇。”（《詩律到阿虎》）評黃庭堅是繼陶淵明之後的“第二達摩”：“誰知第一達摩髓，分付江西魯直詩。”（《又次韻歲寒老人達磨忌之作》）而《翰林葫蘆集》中也多有作品寫日常生活的閒散意趣，風格衝澹閒遠。這也就解釋了景徐周麟為何將“幽暢平淡”“清絕可愛”視為詩美追求，以及為何更青睞晚唐清新淡遠的詩歌，除了其禪宗背景，“宋調”的影響也不可忽視。然蘇軾之橫邁超絕、山谷之學養富贍，和老杜的沉鬱頓挫一樣難以步趨，相較之下，晚唐詩的鍛鍊工穩則意味著有跡可循，可以之為門徑，溯源而上；而其清新幽遠亦可結合禪居生活，合其環境與心境，此時“晚唐”便成為詩僧們“倒逼”之下的詩風選擇。
總之，以景徐周麟為代表，後期五山詩壇對晚唐詩風的接受具有複雜性和多面性，慕其流暢婉麗、煉字工穩、尖新奇絕，卻又為無法擺脫枯槁寒澀的詩風而苦惱。這一方面緣於晚唐詩歌本身是一個多元化的效法物件，另一方面，也與景徐周麟的身份境遇、五山詩壇風行的“宋調”影響有關，體現出唐詩在日本漢詩創作實踐中產生的影響和流變，在某種意義上也開啟了後來江戶時期聲勢浩大的“唐宋詩之爭”。
（作者：劉曉，繫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師資博士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