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族係指以中國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為一世祖，以父系血緣關係為紐帶，逐漸子孫繁衍而形成的大家族，孔氏家族女性指孔子直系子孫的“妻”與“女”。秦漢以降，歷代帝王尊孔崇儒，對孔子後裔恩渥隆重。從漢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孔子第十三代孫孔霸獲賜“關內侯”、食邑八百戶以祀孔子（《漢書》卷八十一《孔光傳》）開始，孔子後裔獲得封爵以奉祀孔子延續近2000年。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孔子第四十六代孫孔宗願獲封“衍聖公”。其後，歷經宋、金、元、明、清和民國，至1935年方將這一封號改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其間，這一封號和爵位綿延八百餘年，雖屢經朝代更迭，孔氏家族卻世享“榮爵”，成就了其在中國古代社會“天下第一家”的傳奇。
孔子後裔，作為孔子身後榮爵的直接承襲者，在一定意義上成為孔子和儒家文化在中國古代社會的獨特象徵。與之相應，孔氏家族女性，作為孔子的女性後裔，亦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中國古代知識階層女性形象的標識。因此，藉助孔子女性後裔這一特殊群體，或可還原中國古代女性教育和生活的更多歷史側面。本文擬對清代孔氏家族的女子教育和女性詩人群體進行考察，藉此管窺清代乃至中國古代正統和主流的女教觀念與女性形象。
“詩禮傳家”的女子教育
春秋末年，孔子不僅設教杏壇，開私學之先河，亦授學子孫，創立孔氏家學。自孔鯉之後，孔氏後裔即將學詩習禮奉為祖訓，以傳承和發展儒學為己任，不僅在經學和文學等領域成就斐然，亦形成了“詩禮傳家”的家學傳統。
與之一脈相承，孔氏家族亦十分重視其女性成員的教育，這一點可從大量史料中得到印證。如孔子第75代女孫孔祥淑“六歲隨兄若弟，從袁石齋先生學”，“諸兄學詩，夫人亦詩；諸兄學文，夫人亦文”。15歲時，家人為其延請涇石公，學習“修己御眾之道”和“行文作詩之法”，“詩學大進”（劉樹堂：《孔夫人家傳·韻香閣詩草》）。可見，孔祥淑自幼即受學名師，並且與男性後裔接受了近乎相同的文學教育。又如第73代女孫孔璐華在《哭父六首》中有詩云：“痛想父言猶在耳，提攜親授國風篇。”並註解道：“餘幼年先君口誦國風，指而言曰：‘願汝他年能知此義。’”可見，她幼年時，父親即親授國風，督責女兒的教育。再如第68代女孫孔麗貞在《籍蘭閣草》的自序中稱：“餘幼居深閨中，蒙二親顧復，朝夕不離左右。每花晨月夕，吾父與伯兄，共四方執友，流連詩酒，竟日方休。我母，春則烹新茗，夏則設盆冰，秋則焚蘭香，冬則煮佳釀，以待吾父歸來。興若未闌，或評詩，或玩月，或理琴敲棋。”不難發現，這種與日常生活融為一體的文學交遊兼具教育功能，並向其女性成員“平等”開放。綜上可知，孔氏家族非常重視女孫的閨閣教育，或延聘名師、或父母親授、或在日常生活和人際交遊中教育習染，表現出對婦學和女教的高度重視。
此外，孔家女媳大多來自名門望族或書香門第，閨閣時期一般接受了良好的家族教育，于歸後，受孔氏家族推重婦學氛圍的影響和支援，往往迎來詩文創作的高峰期。如第66代女媳顏小來，“幼端慧，從父受書，旁及琴奕。夫既早亡，矢節甘貧，逾六十載”，與孔家女孫孔麗貞等時相唱和，有《恤緯齋詩》《晚香堂詞》行世。又如第67代“衍聖公”夫人葉粲英，早年“工詩善畫，與姊宏緗齊名，有‘閨中二難’之稱”，于歸孔家後，多有唱和之作，著有《繡餘草》《聽鳥草》（孔憲彝：《闕里孔氏詩鈔》）。另如第72代女媳朱璵，“功習詩詞、繪畫、隸楷”，其日常詩文及唱和之作結集為《小蓮花室遺稿》，並收錄多位孔家姻眾的題詩或評跋。
清人孔憲彝輯《闕里孔氏詩鈔》收錄孔家閨秀詩人18位，收其詩106首。其中，收錄女孫6位，詩作55首；女媳12位，詩作51首。作為孔氏家族的家集，《詩鈔》對閨秀詩作的公開選錄和刊刻，清晰闡明瞭孔氏家族的立場：作為孔子的女性後裔，孔氏家族女性亦是孔氏家學的重要繼承者和傳揚者。因此，無論是對其“為女”之時文學教育的重視，抑或是對其“為妻”“為母”之後文學才華和文學聲名的獎掖，均體現了“詩禮傳家”的女子教育風習。
女性詩人的大量出現
正是由於孔氏家族對女子教育的重視和女性才學的獎掖，使有清一代孔氏家族湧現出大量女性詩人。據現有史料，可考者40餘位，包括孔麗貞、孔素瑛、孔傳蓮、孔繼孟等孔家女孫，以及顏小來、葉粲英、蔣玉媛、葉俊傑等孔家女媳各20餘人。每人均有詩詞專集或詩作行世，共計刊刻詩詞專集30餘部，僅現存詩作即逾千首，其日常創作當更為豐富。她們的詩詞作品不僅在家族內部流傳，亦在社會公共領域獲得了較大範圍傳播：地方誌廣泛著錄，並列入《藝文志》，如《續修曲阜縣志·藝文志》收錄18位，收其詩50餘首。入選清代頗具影響力的詩詞選集，如《國朝山左詩鈔》（含續鈔和鈔後集）收錄12位，收其詩40餘首；《晚晴簃詩匯》收錄12位，收其詩50餘首；《國朝詞綜》（含續編）收錄4位，收其詞5首。入選清代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女性詩歌總集，如《擷芳集》收錄7位，收其詩30餘首；《國朝閨秀正始集》（含續集）收錄11位，收其詩15首；《國朝閨秀詩柳絮集》（含校補）收錄28位，收其詩140餘首。部分女性詩集被《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收錄，少數女性詩集得到清代重要文人為之作序，並獲極高讚譽。如該提要評價孔麗貞《鵠吟集》“其所為詩，清麗絕俗，聲律允諧，為閨閣中不可多得者”、孔璐華《唐宋舊經樓詩稿》“是編所收詠事、詠物、即景、抒懷之作，兼而有之，收集之富，實為閨閣中罕見者”。另如孔祥淑的《韻香閣詩草》得到清代著名文人鄒振嶽、趙實、劉印庚等為其作序。其中，桐城派後期重要代表人物吳汝綸盛讚其詩曰：“於雕刻山川、憑弔厄塞之作，以為古所稱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者，殆不是過。”
儘管清代是女性文學，尤其是家族女性文學異常繁榮的時期，但在一族之內出現如此眾多的女性詩人，且幾乎人人能詩，人人有集，詩詞創作數量之豐，文學水平之高，傳播之廣遠，依然罕見。
博學多才與女性意識
孔氏家族女性不僅在詩詞等文學領域成果豐碩，而且博學多才，涉及經史、書法、繪畫、醫藥、篆刻和音律等諸多領域。如孔淑成“工書善弈，通經史，年七歲即能詩”（孔憲彝：《闕里孔氏詩鈔》）；孔素瑛“精小楷”，工寫山水畫畢“即題詩自書之，時稱‘三絕’，片紙人爭寶貴”（《國朝閨秀正始集》卷一）；孔蘭英“工繪事”，“其《漢宮春曉圖》工緻微妙，必傳之作”（《國朝閨秀正始集》卷十二）；顏小來“既侍夫及舅姑疾，博涉方書，常自制丸散，以濟鄉里之煢獨者”；孫苕玉“通書史，解音律”，“荃溪從伯所制樂府，皆為按拍，令諸婢歌之”（孔憲彝：《闕里孔氏詩鈔》）。
此外，孔氏家族女性在踐履婦德規範同時，又表現出比較清晰的女性意識。具體表現為：其一，她們以“女史”自稱和互稱，對自古以來的婦學傳統進行自覺梳理，並將自身置於其中，為女性的文學行為尋求淵源流自。如葉俊傑在《學靜軒遺詩》的序中稱：“讀《山左詩鈔》，如趙雲庭、周淑履諸女史，皆足繼古名媛。叔凝之詩，未知與諸家何如？”寥寥數筆即點出源遠流長的婦學傳統，並將孔淑成（字叔凝）置於其中。其二，她們依託血緣和姻親關係，透過詩詞唱和、歌詠題跋、結社交遊等文學活動，組成了一個孔氏家族女性詩人群，於閉塞的閨閣之外，建構了一個開闊豐富的精神空間。如朱璵“年二十歸孔氏”，與葉俊傑“初執弟子禮，繼則情同母女。”（朱璵：《序·小蓮花室遺稿》）其三，她們從女性視角出發，批評忽視或歧視女性的現象，表現出一定的批判精神，少數女性甚至表露一定的平權意識，發為近代兩性教育平權的先聲。如孔璐華反對將安史之亂歸咎於楊貴妃：“君主誤在漁陽事，空把傾城咎婦人。”又如葉俊傑公開批評北方不重閨秀詩作，孔淑成卒後，她聯合孫會祥、朱璵等孔家女性為其搜撿遺篇，編成《學靜軒遺詩》，併為之校對、刊刻、作序和題詩，表現出更為積極的女性意識和聲名觀念。另如，孔祥淑七歲時，面對先生所說：“爾讀書不過記名姓耳，不似爾弟兄博取科名也”，問道：“不科名即不讀書耶？”“曉義理何分兒女耶？”（劉樹堂：《孔夫人家傳·韻香閣詩草》）從日後行跡來看，其才學和心志亦超出對傳統性別規制的簡單遵從。
綜上所述，與清代一些保守文人力倡“才可妨德”“才高累德”，甚至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點而排斥婦學和女教不同，孔氏家族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婦女德才兼收幷蓄、相得益彰的融通態度，從而為孔氏家族女性的文學成就及多方面發展提供了可能，進而培育出卓然而立的女性詩人群體。
（作者：姜麗靜 吳佩林，均系曲阜師範大學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專案“孔子直系女性後裔德育生活史研究”〔BEA160075〕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