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才子佳人小說序跋對小說功能認識的新變

清初順、康、雍時期，才子佳人小說盛行，創作於這一時期的作品有50多部，清代中期的作品則有10多部。道光和咸豐之後，才子佳人小說的數量開始急劇下降，只是偶爾有作品出現。縱觀這些小說，在出版時大多都附有序跋。序跋作者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包括官員、文人、書商、寒士等，由此也決定了序跋中觀點的多樣性。他們要麼探討才子佳人小說的源流，要麼介紹作家，評點作品，要麼對情與禮的兩重性表達自己的認識和看法，使得序跋的內容顯示出豐富多彩的樣貌。清代才子佳人小說的序跋，蘊含著很多與小說有關的觀點，多維度展現了時人對小說的認識和評價。雖然他們討論的物件和前代有著很大的共同性，比如小說的現實性、地位、價值、創作等，但討論的重點和方向都發生了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人小說觀念的變化，其中包括對小說功能認識的變化。

受傳統價值觀的影響，清代才子佳人小說序跋與前代的小說序跋一樣，注重強調小說教育、教化的社會功能。如滬北俗子《玉燕姻緣傳序》：“以見善惡報施，天道不爽，洵足以垂鑑戒”；寉市道人《醒風流原序》：“是編也，當作正心論讀。世之逞風流者，觀此必惕然警醒，歸於老成”；松林居士《二度梅奇說序》：“君子觀之，可以助其上達；小人觀之，可以止其下流，庶近忠孝”。靜恬主人《金石緣序》中更是明確主張小說相較於“經史”，更容易產生教化人心的社會作用，小說創作者應該致力於發揮這方面的作用：“小說何為而作也？曰：以勸善也，以懲惡也。夫書之足以勸懲者，莫過於經史，而義理艱深，難令家喻而戶曉，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禍淫之理悉備，忠佞貞邪之報昭然。能使人觸目儆心，如聽晨鐘，如聞因果，其於世道人心，不為無補也。”

同樣是強調小說的社會功能，但不同時期的小說序跋強調小說社會功能的動因是有所不同的：明代中期以前，包括明代中期，強調小說的社會教化功能，主要是為了提高小說的社會地位。而明末及清代，經過晚明進步思想的洗禮，小說的社會地位本身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升——社會對小說的包容和認同大大增加，甚至統治階級成員也加入了閱讀小說的行列。明末清初以來，代表俗文學的小說和代表雅文學的詩文幾乎形成了半分天下的格局。小說在公眾的視野當中，已不再是不入流的文學形式。在這種背景下，序跋作者為了爭取小說地位而強調其社會功能的用意也隨之大大縮減，它更多的是對“文以載道”思想的一種客觀繼承與堅守。而與此同時，清代才子佳人小說序跋對於小說的娛樂功能則有了更多的關注和認識。

撰寫小說作為一種藝術創作，閱讀小說作為一種欣賞活動，具有鮮明的消遣娛樂功能，但在文學批評中該功能一直沒有被重視，歷代的小說序跋中更是鮮有提及。而消遣娛樂，可以追溯至孔子“遊於藝”的思想，正如朱熹《論語集註》所說：“遊者，玩物適情之謂。”“遊於藝”的價值內涵在歷代的序跋中都很少有體現，而這一情形在清代的才子佳人小說序跋中有了根本的改變——在清代才子佳人小說序跋中，關於小說娛樂功能的內容比比皆是。如松林居士《二度梅奇說序》提到出門旅行，“舟中寂寞，別無醒目者”，想要讀小說“以消白晝”，且將閱讀的快感比喻為“如風送錦帆何！”李春榮則在《水石緣自序》和《後序》中對小說的消遣娛樂功能做了更加全面的解析。他認為小說的創作過程是非常有趣的——稱創作小說，是“懸擬賞心樂事美景良辰”，“雖無文藻可觀，或有意趣可哂”。認為閱讀小說有提神、賞心悅目的作用：“閱之解頤，為爽心快目。”從創作和閱讀兩個維度對小說的消遣娛樂功能做了更加周全的說明。清代才子佳人小說序跋重視小說的消遣娛樂功能，這一方面與才子佳人小說的題材性質有關——這類題材本身富含娛樂色彩。另一方面也與清代的社會文化思想有著重要關聯：清代的社會文化思想是建立在對晚明“革故鼎新”思想的繼承、反思和解構的基礎上的。受李贄等晚明思想家的影響，清代的文學思想既有從“禮”，即情感剋制的一面；又有主“情”，即情感釋放的一面。在這種情況下，才子佳人小說的序跋一方面強調了小說的社會功能——對“禮”的遵從與信守；另一方面又突出了小說的娛樂功能——對“情”的關注與釋放，體現了“志於道”和“遊於藝”兩種價值觀的對立融合。反映了清人對小說功能認識的變化。

朱熹認為“遊於藝”不是可有可無的存在，“藝”本身蘊含著“理”，“遊於藝”將有助於人獲知和感悟“理”。基於此，清人在評點小說功能時，對“遊於藝”有了更多的關注，非常注重從儒家的“遊於藝”中尋找理論營養和價值依託。比如《賽花鈴後序》：“泳遊筆札，浪謔詞林，尼聖所謂遊於藝者是矣！”清人憑藉和延展“遊於藝”的主張，在才子佳人小說序跋中高舉消遣娛樂的大旗，在強調小說社會功能的同時，也重視小說消遣娛樂的功能。使得世人對於小說功能的認識日臻全面。

對小說功能的認識往往是時代文化精神的體現。才子佳人小說的作者大多是科舉落第的寒士，他們在思想上繼承了明末思想解放的餘緒，在精神世界中追求自我實現。他們在作品中呈現自己的想象，以小說的形式炫出自己的才華，在對作品情節的駕馭中獲取精神自由。清代才子佳人小說序跋突出了小說的娛樂功能，實際上表現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文化精神。《平山冷燕序》：“落筆時驚風雨，開口秀奪山川。”這是對自身才情的自信；“不得已而借烏有先生以發洩其黃粱事業”，這是對憤懣情感的傾瀉和對心中抱負的展示；“若然，則天地生才之意，與古今愛才之心，不少慰乎？”這是追求精神自由的夙願，也是精神自由的些許實現……這類的話語和主張在清代才子佳人小說序跋中有很多，而追溯其思想淵源，應該都與“遊於藝”密切相關——“遊者，玩物適情之謂。”可以說，孔子“遊於藝”的思想在清代才子佳人小說序跋中得到了充分的彰顯，“志於道”與“遊於藝”在此實現了對立統一，小說的功能定位也由傳統的社會教化走向了教化與娛樂的融合統一。

（作者：孫瑋志，系廣東醫科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副教授，該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歷代古文選本整理及研究〔17ZDA24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