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日甲午海戰開始,中國和日本這兩個“鄰居”之間的大摩擦就很頻繁,日本對我國發動一系列侵略戰爭,可以說侵華戰爭是中國歷史上最危險的時刻了。
這時我們就有疑問了,為什麼我們拼盡全力才贏得勝利,將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為何我們不向日本這個戰敗國索賠呢?
時間點回到上個世紀30年代。
1931年9月18日,值得國人永遠銘記的日子,也是個恥辱的日子,因為日本挑起了蓄意已久的侵華戰爭,在那個無比艱難的年代,國人被日本人當作他們的免費勞動力,是他們取樂的“工具。”
在經過14年艱苦卓絕的鬥爭後,即1945年8月15日,日本方面接受《波茨坦公告》,表示無條件投降,結束了這場非正義的戰爭。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給周邊眾多國家都帶來極為深重的災難,日軍在這些國家燒殺強搶,壞事做盡,毫無人性,就拿我國來說,他對我國發動的戰爭一直持續了14年,製造了“南京大屠殺”,阜新“萬人坑”,“潘家峪慘案”等等一系列慘絕人寰的慘案,給整個國家經濟建設帶來嚴重倒退和對人民生命安全財產都帶來極大的痛苦。
所以日本在戰敗後,便時刻處在美國的掌控之下,美國為了自身利益考慮,防止日本再來次“珍珠港事件”,所以決定將日本好好改造一番,美國當局決定對日本的政治,經濟,教育方面開展一系列“民主化”改革,為日本戰後經濟的騰飛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但美國在對日本的民主制改革不夠徹底,因為它沒有廢除“天皇制”,因為它考慮到一旦剔除掉這個日本人的精神信仰,可能會遭到日本軍國主義和廣大保守人士的不滿,會使得本就不穩定的社會進一步動盪。
而接下就要商量戰爭賠款的事了,遭到戰火“洗禮”的國家要求德日意及其僕從國無條件為它們發動的侵略戰爭進行賠償。
我國在這些受損失的國家中所遭受的苦難尤為嚴重,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就長達了14年的侵華歷程,我國在此期間損失了超過3500多萬人的傷亡,損失近6000億美元,這筆錢就是放到現在也是一筆天文數字,並且這場戰爭打得我國國力直接倒退幾十年,在戰爭結束後很長時間裡都沒有恢復。
1945年11月,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成立對日“賠償調查委員會”部門,開始對日本賠償中國一事展開談判,在經過2年的走訪調查和協商,盟軍方面定下日本共需向受害國賠償500多億美元,蔣介石政府提出應向中方賠償四成的份額。
當時美國與國民政府交好,它知曉日本給當時貧窮落後的中國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同意中方主張,要求日本政府照計劃賠償。
但是,1945年8月,蘇聯按照《雅爾塔會議》要求,調集150多萬大軍兵分多路進入中國東北部,以摧枯拉朽之勢擊潰日本關東軍,到了來年3月,蘇聯紅軍撤出東北時,蘇軍對當地工業資產瘋狂掠奪,將眾多的機器裝置,運輸工具當作戰利品帶回蘇聯,正如當時《大公報》發表的一篇通訊這樣說道:
“東北地區的工礦裝置好比一串串精心打磨的珍珠項鍊,在日本主政時期,顆顆珍珠都是用戰爭的線連起來的,而當日本投降後,這條珍珠項鍊從日本軍人的身上搶下來了,戰爭的線也斷了。但是珍珠始終是珍珠,我們可以拿到自己身上,準備用和平的線再串在一起的時候,這時蘇軍進來,內戰起來,一拆一毀,珍珠滿地而被踏碎。”
蘇軍將裝備拆得乾淨至極,例如在被稱之為“東亞第二兵工廠”的瀋陽市,從張作霖時期就開始建設大型兵工廠,其中很多裝置都是從德國進口的,在日本佔領此地後,又斥巨資擴大廠房,增加裝置,用以維持它的日常戰爭運轉。
等到蘇軍撤離時,就將這裡的所有兵工廠裝置搬空,剩下的只是破爛,在這裡,沒有一輛汽車有鐵皮鋼架和輪子,沒有一個機器動力裝置能正常運轉。
蘇聯的這個舉動讓蔣介石氣憤不已,因為此時的日本國內也是滿目瘡痍,資源極其有限,想要等到它的賠償,需要很長時間的等待,分批賠償,但中國是可以一直保留對日本要求賠償的權利。
但是自從國內爆發內戰以來,解放軍將蔣介石部隊給打得節節敗退,美國方面都很詫異,對蔣介石的表現非常失望,眼看著自己一手扶持的國民黨政權“日薄西山”,它態度大變,轉而扶持起曾經的戰敗國日本。
等到蔣介石敗退臺灣之時,日本提出的對華賠償總額只有2200萬美元(日本拆遷的軍工裝置),這對於我國在那14年的損失中連九牛一毛都算不上。1947年6月,中美蘇英四國進行抽取用以瓜分日本海軍戰後僅存的艦艇,中國獲得31艘共計3萬多噸的艦艇,說來可笑,這也是中國戰後從日本獲得的唯一賠款。
而當美蘇冷戰正式開始後,美國對日本的態度更加明確,指出必須幫助日本恢復以往的能力,以便為日本的經濟發展和東亞地區的穩定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1949年5月。美國單方面宣佈停止此前執行的日本賠償一事,並要求國民黨當局也放棄對日索賠,此時的蔣介石政權“風雨飄搖”,在即將崩潰的邊緣遊走,對日本索賠也是顯得有心無力。
1952年,蔣介石想透過締結對日和約,保持與美英等盟國的平等地位,讓他們承認自己才是“中央政府”,而日本也抓住了蔣介石的這個心理顧慮,向外界散佈可能與中國大陸簽訂條約的可能,這讓蔣介石政府就不爽了。立馬在私下和日本簽訂了《日臺條約》,放棄對日本索賠的權利。
當然,新中國不承認日本和臺灣單方面簽訂的條約,蔣介石無法代表中國,所以中日之間關於戰爭賠償問題一直未得到解決。
20世紀70年代國際形勢突變,並且發生了一系列大事。首先是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首次訪華,這就像一股旋風,迅速刮向全球每個角落,就連美國的一眾盟友都驚愕(è)不已,這其中,又要屬日本最為震驚。
畢竟,日本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長期以來都是緊跟著美國的政策,美國的外交家向東,它就不敢向西,只能亦步亦趨的跟隨在美國身後,絲毫不敢越雷池一步,冷戰前期,美國對華採取敵視的舉措,日本政府自然也採取“對抗”舉措。
而此時,尼克松秘密訪華,這在當時可是轟動性的事件,日本想著必須要採取一些有效的舉措才行,畢竟兩個“亞洲巨人”不但沒有建交,就連官方都沒有多少來往就有點說不過去了,而且將來肯定會有更多西方發達國家要與中國來往,此時不與中國建交,將來就會是四面楚歌的結局。
在此之前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
- 第一就是日本政府必須承認在14年的侵華戰爭期間所犯的罪行,要認真道歉和懺悔,撫平中國人民內心的創傷。
- 第二就是日本需要履行對華賠償的義務,日本此前賠的2200萬美元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無異於是杯水車薪,日方需要向中方賠償剩下的金額,中國政府擁有無可爭辯的賠償請求權。
可是日本前任首相佐藤榮作緊緊跟隨美國政策,對華態度極其不友好,在職期間參拜讓國人異常反感的地方,並且在新中國是否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時投了否定票,美國事先未和日本協商,便改變了對華政策。
當得知尼克松秘密訪華的訊息後,使得佐藤政府驚慌失措,不知該何去何從,但一想到這是改變中日關係的最佳時刻,也想趁此“分杯羹”,當然,我國是堅決不允許這樣的跳樑小醜踏足中國領土,這是對抗日戰爭中犧牲的革命先烈的侮辱。
就連周恩來總理都在佐藤派人捎來信件希望訪問中國後回覆道:“作為現任日本首相,卻屢次做出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的事,在沒有認清錯誤,擺正立場之前,中國人民是不願意和你這任政府建交的!”
日本的一些高層人士明白了周總理說的話中話,分明就是覺得這屆政府不符合訪華要求,便集體施壓,迫使佐藤榮作辭職。這才有了後來的田中角榮出任首相一職,急於採取措施改變對華關係。
所以日本各界都強烈要求政府層面出手,儘快恢復兩國邦交化正常,在日本對華友好社會團體、人士的促進下,田中角榮公開宣佈“要加快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化正常的步伐。”
另一邊,毛主席和周總理等黨中央領導人好幾次對“中日邦交正常化乃至建交”一事多次進行過討論。
毛主席認為日本雖然在中國殺害無數的中國老百姓,掠奪並破壞了無數寶貴資產,但我們不能一直糾結於過往而無法自拔,當時因為日本軍國主義盛行,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日本普通的老百姓從小受武士道精神影響,是生活在那種環境下,受到蠱惑的,他們也是受害者,並且受到了應有的 懲罰,歷史已然改變不了,我們不能因為此事懷恨在心而錯過了這好不容易等來的“東風!”
而且中國當時與蘇聯關係惡化,也需要打破外交困局,改變固有發展模式,要想發展得更好,就需要同周邊國家和平相處,共同發展,國與國之間唯有利益永恆。
毛主席和周總理不愧都是偉人,眼光獨到,考慮得很長遠,但是國內的廣大人民群眾卻不大能夠理解他們的良苦用心,日本人在中國的14年間,燒殺強搶,無惡不作,現在都沒賠完錢就想這麼算了?多少人背井離鄉,家破人亡,群眾內心的創傷可能一輩子都難以抹平!
不說老百姓了,就連當時的黨中央多位高層都持反對意見,這讓毛主席有點坐不住了,他決定將中日建交一事交由周總理辦理,片刻都不能耽誤了,萬萬不能耽誤機遇。
同時毛主席在中央會議上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地向大家說明中日建交的重要性,舉了為何在國共第一次內戰時會放下爭議,聯手抗日;為什麼國家一窮二白之際還出國去抗美援朝?
毛主席一遍又一遍地向中央幹部們說道每一個人都有幼稚期,成長期,成熟期,不可避免地會犯錯,這次不能以個人恩怨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發展佈局上。
眾人聽完後都茅塞頓開,心想為了整個國家利益犧牲拋去偏見又有何難呢,隨即部署各地幹部向全國的群眾講述中日建交一事所帶來的利害。
1972年7月,周總理在會見日本的一名政府官員人士時說道:“如果貴國的田中首相或其他高官想來和中國談判邦交正常化問題的話,中國的大門隨時向他們敞開,中國人很歡迎田中首相訪華!”
該官員回到日本後轉述了周總理的話,引得日本國內一片質疑之聲,他們認為過去日本侵略了他們,他們真的能放下過去,現在和日本握手言和嗎,他們是不是有什麼其他的想法?會不會對首相人身安全造成威脅?
而當兩國在會談時間和地點達成初步一致時,田中角榮卻擔心本人將首次踏入新中國領土,人身安全會不會得不到保障,聯想起日本曾經在中國犯下滔天大罪,就算中共中央有建交的意願,但中國普通老百姓可就說不準了,他們深深地憎恨日本人,所以他想帶些衛士來保護自己。
但這個要求被中央直接拒絕了,畢竟這是新中國,不是舊社會,我國是不允許任何外來的武裝力量進入中國領土,我們會全程派人保護田中首相的人身安全,衛士就不必帶了。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榮乘坐專機抵達北京,當他看到周總理,葉劍英元帥等人在機場迎接自己,心中的不安之感便煙消雲散了。
隨後他快步走下飛機的舷梯,邊與周總理握手,邊緊張地說道:“總理閣下你好,我叫田中角榮,任日本內閣首相一職,請多多關照!”
當晚中方就舉辦了國宴以歡迎田中首相一行人的到來,田中角榮上臺發言,說道: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中日兩國這兩個近鄰經歷了很多不幸的過程,在此期間,日本給中國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我對此表示深刻反省!”
這個“添麻煩”一詞讓周總理聽了後很不滿意,而且整個宴會氛圍都變得異常尷尬,在第二天的會談中,周總理特意和田中角榮強調:“你們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其深重且可怕的災難,想用添麻煩三個字一筆帶過,是萬萬不行的,中國人民是不會接受這一點的!”
而毛主席更是聽不得這三個字,親自出面找到田中角榮,說道:“侵略戰爭過去的時間不長,你只說了句添麻煩,我們中國的年輕人不會滿意的,你懂嗎?”
田中角榮立刻說道:“我們會按照中國的習慣來改的!”
在隨後的《中日聯合宣告》中田中角榮表述為:“日本對過去的侵華戰爭造成的重大損害,會進行深刻地反省!”
這份公報規定了兩國建交的大致要件:
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言論。
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問題由中國人民自己解決。
“日臺條約”非法無效,必須立刻廢除。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機構以及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合法權利,驅逐蔣介石集團在聯合國的代表。
在這份聯合宣告中的《日臺條約》包含了戰爭賠款一事,原先新中國不承認蔣介石與日本簽訂的《日臺條約》一事,保留對日本的賠款追認權,但如今為了緩和與日本的關係,拓寬中國的戰略生存空間,毛主席最終決定放棄日本對我國的賠款,這才讓和談朝著正常的軌道向前推進,兩國發表共同聲明後,正式結束了幾十年不正常乃至敵對的狀態,建立了外交關係。
那麼,毛主席為啥不向日本索賠呢?聽完周總理的解釋後,你就知道毛主席有多英明瞭。
當時中央領導們都很是疑惑,如今中日建交,不應該要日本賠償以往欠下的債嗎?此時不還,更待何時?我們經過14年抗戰,死傷無數,國家打得是一窮二白,當時是因為國際環境複雜,才沒有說讓日本立刻賠償,現在有這條件,有這機會,不應該免除他們的責任!
周總理聽到此訊息後,告訴他們,毛主席已經定下來不讓日本賠償了,那為什麼此時不索賠呢?
因為有比要他們賠款更重要的理由:
(一)加重老百姓負擔
回想清朝末期,不論是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向日本真實賠款白銀3億兩,還是八國聯軍侵華,清政府被迫賠償4.5億白銀,分39年還清,本息共計約9.8億兩,這都是要算到黎民百姓頭上的。
當時的國家本來就貧困孱弱,自然災害不斷,田地裡的農作物時常顆粒無收,街上時常都有餓死凍死的災民,在這種情況上,還要將賠款算在每個老百姓頭上,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日本方面雖然在美國的扶持下發展起來了,但也不過20來年時間,要是賠款,還是要按人頭算平攤在每個日本人身上,這是在加重老百姓的負擔,到時他們國內肯定會有更嚴重的“反華排華情緒”,對兩國之間的長久穩定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二)化被動為主動
日本要是想向我國賠款,早就可以賠了,不必等了20餘年,如果這時候我國掌握主動權,在聯合宣告中說道不用他們賠款,盡顯我方談判的誠意,可以旁敲側擊的讓日本人感到愧疚,獲得日本對新中國的支援。
田中角榮在回到日本後,深感中方誠意十足,就立刻與臺灣地區宣佈斷交,承認新中國為唯一的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且日本在戰後,經濟發展非常迅猛,1970年在日本大阪世博會的標誌性建築“太陽神塔”就是日本經濟得以崛起的象徵,可以藉此契機引進日本先進技術,和我們進行貿易活動,援建一些基礎設施。
例如日本在中國最需要資金的時候,連續三十年提供給中國多達3萬多億日元的援助,這其中,無息貸款就佔到九成,這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對我國的援助力度,直至進入新世紀,日本考慮到政治環境和國內經濟因素才削減對華貸款並附加不少政治條件。
我國較為典型的日本援助的基礎設施包括中日友好醫院,上海浦東機場,武漢長江二橋等等,這些或多或少都使用了日元貸款。
(三)賠償的物品意義不大
二戰結束後,日本賠給印尼,馬來西亞這些被它侵略的國家的並不是實實在在的金錢貨幣,而是一些物質賠款。
不過如果這些東西有用的話,一切都好商量,只是日本人耍心眼,將自己最低等,準備報廢的物資拿來做賠償,把生鏽的物資刷層漆,把破爛的物資縫補或找邊角料焊起來,這樣的東西我國也自然是不需要的,沒有什麼現實意義。
雖然中日建交,但並不代表中國人可以忘記過去的仇恨,他們雖然在後來為我們提供大量的低息甚至無息貸款,但並不足以讓中國人原諒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他們也是帶有政治目的,我們沒有資格替抗日戰爭中失去生命的革命先烈們原諒他們,只有自身強大才能贏得別人尊重!
畢竟20世紀70年代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綜合國力穩步提高並最終返回聯合國恢復合法席位,才是中日實現邦交的最大內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