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鄭州會議期間的毛主席及部分省市一把手
對於曹操的偏愛，幾乎貫穿毛主席的一生。
在大革命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不同歷史時期，毛主席對曹操的態度和評價不但公開，而且還“極為偏愛”。
尤其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毛主席幾次公開提出，要為兩千年前的曹操翻案。
而且根據主席的倡議，在全國各階層尤其是知識分子群體中，掀起了對曹操討論和研究的高潮。
兩千多年來，在民間中曹操的形象一直不佳。
無論是戲劇舞臺還是演義小說中，曹操都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面人物。
甚至於在中國的傳統戲劇臉譜中反面的形象的設定，就是根據曹操這個人物逐漸固定下來的。
對於這個爭議極大的“梟雄”，新時期的毛主席為其“平反”，事實上是有多方面考慮的。
1918年毛主席發起了新民學會
對曹操的評價，體現著毛主席馬克思唯物觀的靈活運用。
在毛主席正式信仰馬克思主義之前，還在長沙師範讀書的他，信奉過改良主義，也信奉過無政府主義。
多年以後的毛主席曾經表示，那時候的自己在有一段時間裡十分崇拜克魯泡特金。
不過，毛主席的這種思想複雜時期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
隨著他北上求學，在北大的圖書館裡，他開始系統接受馬克思主義，並且各方面的思想也漸漸成熟。
那是在1918年前後，隨著自身的信仰開始發生轉變，毛主席對於馬克思主義中的精髓——堅持以唯物主義的觀念一分為二地看待世界，運用得也越發成熟。
在1921年春天，寫給遠在法國蔡和森的一封信中，毛主席即闡述了這種主張。
毛主席和蔡和森的書信
能正確對待歷史，從此毛主席客觀評價歷史人物的態度便堅持了一生。
毛主席的主張總結起來就是，用實事求是的態度，既不掩藏其過錯，也不過度推崇其功績，全面地評價和辯證地去看待最根本的一面。
正是因為帶著這樣的一種態度，在其後開始的革命征程中，他經常創造性地將歷史中的某些片段，和現實的革命情況進行對比。
在橫向對比的過程中，曹操留給毛主席的印象或許是很震撼的。
尤其是曹操統一北方的程序，以及他的軍事能力，更為毛主席所看重。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於蘇區經常遭受國民黨軍的包圍與圍剿，這一階段的毛主席，更看重曹操本身的軍事能力。
他時常會翻看《三國志》和《三國演義》，尤其在演義故事中，曹操是一個奸猾的形象，但毛主席在分析問題的時候，卻能夠拂去歷史厚厚的塵土，迴歸事情本質。
古田會議遺址
比如在1929年的古田會議後，毛主席就經常運用《三國演義》中的故事，來闡釋軍隊在行動中，指揮官如何正確理解命令的道理。
既不能死板執行命令，但同時對於各種軍事命令，又要一分為二看待。
彼時的毛主席坦稱，他在井岡山上沒怎麼讀過《孫子兵法》，反倒是《三國演義》看得很多。
其中很多虛實、攻守、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都給毛主席以重要的啟發。
那時候能夠取得一次又一次反圍剿的勝利，和毛主席對於三國時期的作戰方法，用融會貫通的方式去理解脫不開干係。
長征之後，他在撰寫《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時，又一次單獨把曹操拿出來對比。
在毛主席看來，後發制人、弱者戰勝強者的情況不可能不會發生。為此，他專門列舉了曹操袁紹的官渡之戰。
井岡山時期的毛主席
雖然毛主席推崇曹操，不過也不會為曹操文過飾非。
因為在列舉三國的經典戰例中，他很快就又提到了曹操隨後兵敗赤壁。
事實上，這也恰恰說明，對待一個歷史人物，一定要全面而且客觀地去看待。
當斯諾在1936年來到延安的時候，毛主席回憶起自己的過往。他告訴斯諾，自己小時候就十分迷戀《三國演義》。
這些帶有傳奇性的故事，為毛主席的成長，提供了大量的滋養。
1938年，在給抗大學員的一次演講中，再一次談及了《三國演義》和曹操。他說還在井岡山的時候，每一次到土豪家裡，最先去尋找的，就是有關三國方面的書。
毛主席和斯諾在延安
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再到隨後的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這一時期毛主席相對更為推崇曹操的軍事以及治理社會的能力。
透過幾千年曹操在北方的諸多做法，毛主席似乎看到了當下。
他不是單純地進行評價，往往是結合眼前的事實去分析論證。
無論是曹操處於三國時期的戰爭，還是各自彼此間的組織架構，他都能和彼時的實際情況聯絡在一起考慮。
促成抗日民族戰線形成之時，以及在撰寫《實踐論》期間，毛主席都很好地把實際情況和歷史的背景融合在一起考慮。
新中國成立後，對於曹操的系統評價，更是體現在各個歷史程序中。
而且，相比於在革命時期的推崇，這個階段的毛主席，開始著重於為曹操翻案。
1954年，神武門城樓上的毛主席
新中國成立5年後，在一次和身邊工作人員的談話中，毛主席提到了曹操的形象問題。
在他看來，統一中國的北方，並且改革了自東漢後期以來的諸多惡政，尤其抑制了地方豪強的發展，同時又發展生產和推行法制，這樣的一種行為，是有利於國家穩定和民眾休養生息的。
所以，毛主席直言曹操的行為很了不起。
至於曹操白臉奸臣的形象，那其實是文化作品長期以來的強化，老百姓耳濡目染，自然也就信以為真了。
在毛主席看來，推動這一程序的，正是封建時代的正統觀念，以及那些遭受曹操打擊的豪強大族。
他們壟斷了古代的文化，所以才會對曹操進行如此的貶損。
1956年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主席作《論十大關係》
不難看出，在彼時毛主席的心目中，曹操是一個鮮明的除舊佈新者。
所以在一個嶄新的時代，就要有曹操身上這種改變和改革的勇氣。
彼時的毛主席還提到，《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之所以逐漸異化，在他看來是作者羅貫中繼承了南宋朱熹的正統觀念。
而且羅貫中所處的元末明初之時，北方異族時有南犯，在羅貫中的觀念中，進而才將偏安蜀地的劉備封為正統。
1957年的冬天，毛主席第二次訪問蘇聯，在莫斯科期間，有一天傍晚毛主席和胡喬木等十多個人一起吃飯。
這中間，又談到了三國和曹操。毛主席和郭沫若再次談到了三國時期的幾大經典戰例，而且一邊談，還一邊提出自己的新看法。
1957年，毛主席在蘇聯
接著，毛主席向翻譯李越然問了一個問題：曹操與諸葛亮，能力誰更高一籌？李越然沒有回答，毛主席則又給出了自己的見解。
他首先肯定了諸葛亮的軍事能力，接著又說曹操在軍事上也絲毫不遜色前者。只不過曹操多少年來一直被冤枉和貶損。
從曹操的身上，又提到了東漢末年的人口數量問題。
當時，郭沫若作為歷史學者，從古籍中估算在漢桓帝時，東漢的人口還有五千萬左右。然而隨著戰亂的開啟，在北方地區的人口失去了將近九成。到了三國時代，人口更是驟減到六七百萬。
毛主席、郭沫若與赫魯曉夫
透過這種對比，毛主席進一步把話題引申到了社會對戰爭的態度上。戰爭確實可怕又可惡，不過一味地怯戰，反倒更容易被戰爭找上門來。
所以對待戰爭，既要反對，又要看重它。
毛主席彼時從曹操聊到社會的結構變遷以及戰爭，看似是不經意，事實上是在提醒眾人，既要有面對社會鉅變的能力和勇氣，同時又要學會居安思危。
在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上，毛主席再次提出來，不能人云亦云，不能把曹操貶損得一無是處。
隨後，毛主席又從河南到了湖北，在武漢與當地幹部舉行座談的時候，他再一次提到了要給曹操翻案。
他說，只要是冤假錯案，哪怕過了上千年也要翻。
當年12月，毛主席看《三國志》，讀到了盧弼斥責曹操，他則直接寫下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評語。
正在讀書的毛主席
在這一時期，毛主席多次談到了曹操的問題。
一方面提到在談論曹操的時候，不能相信演義，曹操本身代表了進步一方，另一方面又提到曹操為西晉的統一鋪平了道路。除此以外，他還著重強調了曹操的招賢納士之舉。
彼時在四川的一次調研中，毛主席又作了進一步闡釋，古人都可以做到唯才是舉，大膽啟用青年才俊，新時代的我們同樣也可以這麼做。
在毛主席一系列講話和旗幟鮮明表述自己的觀點之後，郭沫若在1959年1月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對曹操的正面評價。
他將曹操稱為民族英雄，而且也表示曹操受了兩千年的不白之冤。
毛主席和戲劇演員
之後，郭沫若正式創作了《蔡文姬》。而且他還公開表明態度：需要給曹操翻案。
隨後在當年的2月份，《光明日報》又發表了翦伯贊給曹操鳴不平的文章。文章中，翦伯贊也肯定了曹操的功績。
緊接著，郭沫若發表了第二篇給曹操平反的文章。他認為曹操做了上千年的反面教材，需要給他恢復名譽了。
正是因為毛主席的接連談話，再加上學術界兩位重量級人物的倡導，在此後半年多的時間裡，全國關於給曹操平反的討論很熱烈。
毛主席和郭沫若
之所以在這期間集中出現了討論曹操的聲音，外界此後形成的一些觀點是，這跟當時國內面臨的諸多實際情況有關。
在外部方面，彼時的蘇聯處處以正統自居，尤其是斯大林去世後，赫魯曉夫更是在對待我國的態度上產生了某種異化和偏差。
中蘇之間嫌隙漸漸滋生，讓毛主席對蘇聯的“正統”心態頗為不滿。
蘇聯在各種問題上處處刁難新生的中國，讓毛主席從中看到了一個政權開始走向僵化的傲慢與落後。
而歷史上的曹操，恰恰是大力除舊佈新的，所有的舊觀念和舊勢力，都被其一一革除。
因此推崇曹操，尤其是給曹操翻案，一方面是肯定曹操除舊的功績，另一方面則是向外界展示，新中國有信心和決心，走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毛主席與赫魯曉夫
隨著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狂踩一腳，毛主席則提出了用歷史的辯證態度給曹操平反，這其實就是在輿論上，對赫魯曉夫背離歷史唯物觀的駁斥。
在毛主席看來，蘇聯人先是把斯大林抬高了一萬丈，而後又把他貶低到地下九千丈，這些做法都是極其錯誤的，根本不符合唯物主義的辯證態度。
除此之外，還有學者認為，毛主席掀起針對曹操的大討論，事實上是在提倡和活躍學術爭鳴的氣氛。
從革命到治理國家，一系列的現實問題，讓毛主席從曹操身上看到了很多可取之處。
與此同時，毛主席又是一個浪漫的詩人，這一點和千年之前的曹操又是相通的。
所以從文學層面來看，毛主席也有偏愛或者“獨寵”曹操的一面。
毛主席的《浪淘沙·北戴河》
在有名的《沁園春·雪》中，秦皇漢武和唐宗宋祖，是被毛主席羅列在一起評價的。
相比之下，曹操卻獨佔了一首《浪淘沙》，“魏武揮鞭、東臨碣石”，讓毛主席有一種穿越千年的通透感。
在毛主席看來，曹操的詩直抒胸臆，有一種灑脫的意境，顯得十分通脫。
而且，毛主席還常常以曹操的詩，或者歷史上吟誦曹操的詩，借喻眼下的事或者人物。
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辛棄疾的《南鄉子》中“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當今情無孫仲謀”的句子，諷刺了曹裡懷和吳法憲。
另外，“通脫”一詞曾是魯迅對曹操的評價，他說曹操有著很大的膽子，不管作什麼文章，從來不會有任何顧慮，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彼時，在看到魯迅對曹操的評價後，讀過的毛主席不但把句子劃下來，而且還在書眉上畫了一個大大的圈。
毛主席的讀書評註
直面現實的質樸，更是讓毛主席從曹操的詩歌中，看到他作為一個政治家對底層百姓的關注。
《蒿里行》、《苦寒行》這些詩沒有華麗的詞章，而是用質樸的語言，來展現和麵對戰爭給社會帶來的巨大創傷。這一下子就具備了史詩般的意味。
正是源於此，毛主席對曹操才有偏愛。
對於曹操的名篇，他閒暇的時候經常會大聲地吟誦。
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當時外界紛紛在傳，說曹操要廢掉漢獻帝，自己當皇帝。正是在這種外界紛紛指責的背景下，曹操寫了《讓縣自明本志令》。
這是一篇自述性質的文章，歷史上又被稱為《述志令》。曹操透過這篇文章，表達了自己的思想以及一生的經歷。
毛主席讀史
毛主席對曹操的這篇文章極為欣賞，認為這是瞭解曹操一生的重要史料。
年輕時候的毛主席，在和朋友一起到魏國的舊都懷古的時候，還專門吟誦一首稱讚此文。
1918年，毛主席和同學一起前往北京。正值秋雨綿綿之際，坐火車到達河南境內的時候，大雨把鐵路淹了，幾個年輕人的行程一時遭阻。
那裡是河南的郾城，距離許昌不遠，所以毛主席就提議到魏國的舊都去看看。
魏國許都遺址
毛主席、羅章龍、陳紹休三個人，便一起去了許都的遺址。
滄海桑田，往日許都的繁華也早已湮沒在歷史的煙雲中，他們不禁詩興大發。
很快，毛主席和羅章龍聯句，作了一首《過魏都》：
第一句橫槊賦詩意飛揚，為羅章龍所作。毛主席稍有思忖，接了第二和第三兩句，《自明本志》好文章，蕭條異代西田墓，最後一句，則由羅章龍作結：銅雀荒淪落夕陽。
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
短短一首七絕，就已經表明了毛主席對曹操的態度。
意氣飛揚的他看著古都的舊址，沒有穿越千年的回憶，而是在此後幾十年，把這份激情，傾注到了救國救民的偉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