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瑤
王日根教授的新著《明清科舉制度與文治》，將科舉與中國的文治傳統相勾連，並指出明清時代的科舉與兩朝文治的關聯度最高，將科舉制度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本書立意著述科舉制度對中國傳統時期國家治理模式中文治傳統的意義和價值，無疑是作者對明清科舉研究的繼續深化和拓展的新思考。
作者認為，科舉制度自隋朝開始便繼承了“選賢尚能”的精神，力圖消除禪讓制度、察舉制度、九品中正制度等選官制度中強調社會等級的弊病，逐漸將選拔範圍加以擴大。宋代以後，科舉制度的考試內容標準化和簡易化，更加便利於考生學習與掌握。作者認為，“文治”成為科舉制度化之後國家治理社會的主要模式，選賢任能是科舉選人的最高原則。科舉制度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塑造科舉士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養追求和家國情懷。
該書從三個方面，評述了科舉制度的執行對於社會秩序的形成和維繫的貢獻。
第一，科舉制度帶動了全社會重視教育風氣的養成。明清時期，讀書仕進成為全社會主流價值觀，民營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其中，蒙學即基礎教育主要由民間社會自發組織；社學雖多是在官方引導下普遍設置於基層的教育機構，但經費投入、師資力量主要是依靠民間社會的力量；其他私塾、族學、書院也大多由民間社會捐建而成。科舉制度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動員機制，推動整個社會習學成風。
第二，科舉制度促成了尊師重道之風和社會文化的繁榮。科舉制度推廣之後，小到塾師，大到國子監的教授，自童生到進士，無論他們是富裕的，還是窮困的，讀書之人和教書之職備受社會尊重。孔子被尊為“萬世師表”，享受官民供奉，配享的朱熹、王陽明等大儒名單越列越長，供奉師者的場所成為地方社會的凝聚中心和祭祀、娛樂中心。教師被視為社會表率，社會中營造出尊師重教的普遍認同。地方社會普遍將科舉視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務，獲得任何層級功名的人士和家族都會受到當地社會的推崇和敬仰。
第三，科舉帶來的新舊代謝助推了官僚隊伍流動渠道的暢達。明代以後，透過定期的各級科舉考試，獲得科舉功名計程車子被選拔進入官僚隊伍的人才庫，有助於官僚體系的更新換代。量能任官、異籍就任等規定由此得以落實，確保了官僚資源的合理配置，保障了中央政府對於地方的有效管理，推動不同區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當然明清科舉選官的程式化執行有時會導致因儲備人才過多而造成官場的惡性競爭現象。
作者認為，科舉制度執行經年而日久生弊，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由此全面否定科舉制度的貢獻。近代以來，科舉制度被視為導致中國科技和思想落後的束縛因素，堅船利炮的外部打擊，逼使清政府針對科舉制度的態度和政策日益由“漸廢”趨向“立廢”的決斷，朝野上下聚焦於科舉中出現的弊端並不斷放大其負面效應，不作區別地批判由科舉考試選拔的社會各級教師和朝廷各級官員。
總的來說，作者以辯證的態度評價科舉制度，總結了晚清科舉制度所遭遇的困境與所進行的變革，在此基礎上肯定了科舉制度在構建“文治”的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的貢獻。
來源： 廈門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