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虢安仁
“人世間的確也會有一些奇事和奇人，在‘世風日下’的當時，竟會有蔡叔厚這樣的頗有孟嘗君風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風險，為我們這些流亡者出錢出力。”文學巨匠、前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這樣感嘆。
蔡叔厚，1898年出生於天津，1927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被調入中央特科工作。西裝革履、資產豐厚的“蔡老闆”，真實身份是一名紅色國際特工。
“這樣輝煌的成就應該頒發列寧勳章”
1929年，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從海參崴轉移到上海，負責與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國家共產黨組織的聯絡。中國共產黨應共產國際之邀，派遣了一批自己的黨員充實情報隊伍，以協助其工作。
1930年1月，蘇聯共產黨員理查德·佐爾格（原為德國共產黨員）受共產國際委派，到上海恢復和重建因中國大革命失敗而遭到破壞的情報網。佐爾格在上海建立了國際組和中國組兩套情報網。國際組，中外相關著作多有涉及。中國組，迄今為止仍鮮為人知。
1932年，經黨中央和中央特科批准，蔡叔厚調出中央特科，到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中國組工作，由肖項平、羅倫斯、史沫特萊領導，成為一名紅色國際特工。
蔡叔厚在組織中的主要任務是蒐集國民黨勾結德、意、日法西斯及其他帝國主義的情報。國民黨軍事總顧問塞克特（德國人）為國民黨制定的對軍隊進行全面改革的計劃，對紅軍發動第五次“圍剿”的梅花樁碉堡戰術計劃等，蔡叔厚想方設法把情報搞到手，交給了組織。
一天，在國民黨政府兵工署工作的樓震旦告知蔡叔厚，他發現了國民黨軍政部編纂的送呈蔣介石的關於軍隊編制情況的絕密檔案《兵工月報》。蔡叔厚立即帶上萊卡照相機，乘當天的夜班火車趕到南京，冒著生命危險與樓震旦一起連夜將這份檔案拍攝了下來，第二天趕回上海，衝出膠捲，交給組織。
透過樓震旦，蔡叔厚秘密發展了兵工署秘書楊餘慶，把每個月的《兵工月報》都取了出來，秘密拍攝後送交組織。從1932年到1935年，從未間斷，也沒出過任何差錯。共產國際中國組的領導讚揚說，“這樣輝煌的成就應該頒發列寧勳章”。
1933年，日本意圖獨佔中國的圖謀日益明顯，中國組的工作重心開始轉向日本。蔡叔厚被派去北平蒐集日、蔣關係方面的情報。蔡叔厚到北平後設法認識了北平政務委員會秘書長黃郛的秘書孫百科，透過他得到了國民黨政府的對日應對方案以及雙方談判內容。
1934年，蔡叔厚奉命前往日本，同在東京的同志接上關係，打通情報渠道。
“蔡老闆是我的拜把子兄弟”
1924年，蔡叔厚在上海創辦了第一家實業——“紹敦電機公司”。因技術好，公司收入十分可觀，慢慢在上海灘有了一定的影響力。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中國共產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黨的一些領導人不得不經常轉移辦公地點和住址，以避開敵人搜捕。
經人介紹，中共浙江省委的領導人楊賢江夫婦搬去了蔡叔厚的紹敦電機公司。不久，張秋人、陳德輝等共產黨人為了躲避敵人的追捕，也先後搬到紹敦電機公司。1927年6月下旬，蔡叔厚中學同學夏衍從日本留學回上海，也住到了紹敦電機公司，並一住兩年多。這以後，黨內的一些同志經常在紹敦電機公司碰頭，研究工作。中共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的成員有時也去那裡聚會。
紹敦電機公司成為黨的秘密交通聯絡站，負責接轉順直省委和中央機關的聯絡，同時也成為同志落腳、尋找黨組織的地方。僅1927年底至1928年初的幾個月，公司就先後接待安排了廣州起義失敗和浙江“清黨”後到上海去的葉劍英、曾憲植、廖承志、馮雪峰等幾十名同志。
1929年，蔡叔厚擔任閘北區委的財經委員會主任，負責籌集黨的活動經費。他自己平時生活很簡樸，但當黨組織和同志們在經濟上遇到困難時，他總是全力以赴，傾囊相助。
1935年初，已是紅色國際特工的蔡叔厚受組織派遣擬赴蘇聯學習。1935年4月，因叛徒出賣，中國組負責人羅倫斯不幸被捕，共產國際中國組的工作受到極大的影響。
護照都已辦好，準備啟程的蔡叔厚果斷放棄了去蘇聯學習的機會，留下來協助做善後工作。他透過一名外國記者設法通知了在日本工作的肖項平、吳選青等撤離回國，又安排好他們秘密乘船去蘇聯。
其實蔡叔厚本人也在敵人通緝範圍之中，但危急關頭，他仍堅持把同志們安排妥當之後，才把公司遷移到福煦路417號（現延安中路379號），又將公司改名以規避搜捕，再趕往南京，找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疏通關係”。
湯恩伯在日本士官學校唸書時，曾多次得到同在日本留學的蔡叔厚的救濟，1926年回國後，他也在蔡叔厚的公司裡住過一個時期。湯恩伯聽了蔡叔厚的講述後，當即對國民黨內負責此案的軍統少將王新衡說，“蔡老闆是我的拜把子兄弟。”王新衡馬上撤銷了對蔡叔厚的追捕。
“黨外人士”為黨繼續當老闆
1927年冬天，正是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一些意志不堅定的人退出了中國共產黨，有的甚至叛變投敵。29歲的蔡叔厚在此時，卻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6年初，因史沫特萊突然離開上海回蘇聯，蔡叔厚同共產國際的聯絡中斷。1938年，“失群孤雁”蔡叔厚找到上海黨組織負責人劉少文，在其領導下繼續從事地下工作。他冒著生命風險，搶救和保管方誌敏就義前寫的《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珍貴遺稿，轉交黨中央；掩護皖南事變中突圍出來的錢俊瑞、餘立金等同志，並幫助他們找到組織；從經濟上接濟過李一氓、袁文彬等共產黨員的家屬。
1941年，為上海形勢所迫，蔡叔厚將他的中國電工企業公司從上海轉移至重慶。抗日戰爭勝利後，蔡叔厚創辦了華浮實業公司和同慶錢莊，還根據黨的指示入股並資助我黨開辦的崑崙影片公司。一同遷來重慶的上海劇藝社丁玲後來稱，“我們大批電影工作者之所以能夠參加在內，使崑崙影片公司拍出大批至今仍為觀眾喜愛的優秀影片，蔡叔厚是做出了很大貢獻的。”
在重慶，蔡叔厚經常到曾家巖，並多次向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央領導同志彙報工作。1943年，蔡叔厚發覺很久沒看到黨內檔案，打聽之後才知道，他是被當作“黨外人士”了。他馬上去找周恩來，提出恢復黨籍。
考慮到他當時的身份和社會人脈，周恩來等認為他目前的情況更能為黨工作。蔡叔厚於是在黨外努力為黨工作。他讓黨組織在他的企業辦公大樓頂上設立秘密電臺，並掩護電臺的工作。
蔡叔厚原先是抱著實業救國的思想當老闆的，後來，又為著黨的需要而繼續當老闆。前後在上海、香港、重慶等地辦廠，開辦有面粉廠、機械廠、工礦企業、錢莊、鋼鐵廠等實業。上海解放後，蔡叔厚主動結清公司及其所有企業資產和股票，全部上交組織。（虢安仁）
來源： 湖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