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才是最應該“追的星”

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

報人劉亞東A

來源：軍武次位面

作者：煩啦

難道他們還不配上一個熱搜嗎？

前一陣楊振寧生日，關於這位科學泰斗的新聞又刷了屏，講的都是老先生對於中國科學的貢獻之類。

突然就想起了多年前他發表的著名演講《近代科學進入中國的回顧與前瞻》中，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

1900年前後，中國掀起了留學浪潮，這些早期的留學生到了美國和歐洲後，由於在國內沒有接觸過近代科學，根本接觸不到西方的核心科學技術，因此絕大多數沒有攻讀較高的學位，沒有出一個博士。

但是，這批學生回國後，很多做了教師，而這些教師的學生們就有機會在出國前接觸到一些近代科學知識，到他們再去外國留學時，他們便有能力學習前沿的科學，取得碩士與博士的學位。

當他們再回到國內的時候，中國的學生就可以接觸到最前沿的科技了，有多前沿呢？周培源和吳大獻是楊振寧在昆明西南聯大上大學和研究院時的老師，他那時念的場論比後來在芝加哥大學唸的場論還要高深，而當時美國最好的物理系就在芝加哥大學。

可見兩代先輩引進了足夠的近代科學知識，令楊振寧這代人可以在出國前便進入了研究的前沿。這一代人後來就出了很多科學家，與楊振寧情況類似的還有李政道，還有一批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如錢學森、李四光、鄧稼先、華羅庚、袁隆平等等一批對新中國的建立，對中國科技基礎的建立做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們，他們很多都是國內某個學科的奠基人。

新中國成立前的出國留學浪潮分為好幾波。

第一波發生在清末，包括留美幼童和海軍留歐教育。

清政府的留美幼童計劃，最初的目的是，由於西方列強的不斷入侵，急需一批能跟洋人打交道的外交人才，加上隨著洋務運動的不斷深入，洋務派也急需一批掌握外國先進技術的人才，因此在曾國藩、李鴻章、容閎等人的大力倡導下，清廷前後派出了120名幼童前往美國留學。

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在輪船招商局前的合影

但這些學生主要學習機械、開礦、造船、郵電以及各種軍事、工業技術，集中在各類工科專業學習‚多以技術見長，科學原理鮮有涉及。比如他們中的佼佼者詹天佑，就是在耶魯大學畢業並獲得了土木工程師證書。

至於海軍留歐，也跟洋務運動有關。洋務運動中後期‚由於開辦了一些軍工企業‚且籌辦了新式海軍‚但是人才奇缺‚很多技術問題難以解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清廷重金僱用洋人充當技術顧問，也開辦一些新式水師學堂‚以培養海軍人才。

但是僱傭洋人成本太高，且有些洋人磨洋工，不真心傳授技術，因此李鴻章等人又決定派留學生去歐洲學習真正的技術。這批留學生以福州船政學堂的學生為主，主要去英法學習槍炮、製造、火藥、魚雷、駕駛、營造等，以軍工技術為主。

福州船政局

這批人造就了中國近代海軍的開端。1880年之後留歐學生陸續回國為南北洋海軍和各造船工廠提供了一批難得的技術骨幹。進入北洋海軍的留歐學生技術精、熱情高，成了海軍建設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中留歐學生勇敢堅定，絕大部分戰死沙場壯麗殉國表現出了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精神。

第二波留學浪潮是去日本。甲午戰敗，苦心經營了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毀於一旦，戰勝者卻是一向是向自己學習，為自己所不屑甚至鄙夷的東鄰小國，這種反差強烈地震撼了國人的心靈，大批中國有志青年紛紛東渡日本求學，以圖自強。

那個時代留學日本的人是最多的。從1896年第一批13個人赴日留學後，到五四運動前夕的20多年間，共有5萬多名中國人東渡求學。

清末民初的留日學生中湧現出的重要人物不勝列舉，《中國留學生大辭典》中收錄有150年來對中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留學日本、歐美、蘇聯的留學生計4000餘人，從該書中《中國留學生簡表》中統計出1898一1918這20年期間的留日學生人數就有738人。這個結果表明了清末民初這20年間有影響的留日學生佔150年來中國整體留學生的18%，將近五分之一。

其中，既有周恩來、董必武、陳獨秀、李大釗等中國革命先驅，也有魯迅、巴金、郭沫若、郁達夫等文學家。

日本留學時期的魯迅

但留日學生的主修專業偏重於文科，尤以法政為主，也有一些人學習軍事，如蔡鍔、閻錫山、蔣介石等，學習科學的很少。

因此這批人的主要影響也集中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

接下來的這兩批人，才是對中國的科技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人。

第三波留學高潮是去往美國的，除了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和文明理念，庚款留學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美國透過《辛丑條約》從中國撈到了一筆賠款。後來，美國的一些議員為了增加其對華的影響力，培養中國的親美人才，以用來進行文化和精神上的“和平”侵略，擴大其在華的長遠利益，主張退還大部分的賠款，作為中國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的經費。

1900年以後，就開始有不少中國人去往美國留學，公費、自費都有。

1909年，第一批庚子賠款留美學生與遊美學務處總辦周自齊（前中）、會辦唐國安（前右）和範源濂（前左）合影

不過，與留日學生不同，留美學生的所學科目和專業，絕大多數都是理工農醫等自然科學，其中又以工程技術最吸引人。在1910年由遊美學務處選出的70名留美學生中，只有5人學文科，其餘65人全是工程、理化和農醫，這批人中就有就有竺可楨、胡適等。竺可禎曾回憶說:“我們這批七十人中，學自然科學、工、農的最多，約佔百分之七十以上。……不僅我們這批如此，恐怕全部庚款留美生中學工農理科的都要佔百分之七八十”。

清華大學曾對對庚款留美學生的學業分佈就曾有一個測算，結果是學理、工、農、醫的佔62.7%，學文史哲的佔7.2%，學政法的佔24.5%。其他各省和各部所派往美國的官費生、自費生及華僑留美生也都多數學習自然科學。

第四波就是留法勤工儉學了。

1902年，晚清重臣李鴻藻的幼子李石曾，在父親同僚、清政府駐法公使孫寶琦的帶領下，前往法國留學。一同前往的同學們雖然名義上是官費，但並不富裕，所以倡導一種“勤儉留學”的學風。1907年，在巴黎巴斯德學院完成生物化學的學業後，李石曾成為了“留法第一人”，這種勤工儉學的方法也讓他傳承了下來。

1912年，南京國民臨時政府成立之後，由於國家積貧積弱，又推動了儉學風的發展。1912年2月，李石曾在北京成立了留法儉學會。1916年，中法兩國又聯合組織了促進留法勤工儉學的教育機構華法教育會。《覺醒年代》裡，陳延年和陳喬年兩兄弟去法國前，就是在這種機構學習的。

《覺醒年代》劇照

從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先後有20批學生成行赴法，留學總人數有近2000人，其中以湖南、四川兩省最多。而湖南之所以人數眾多，毛澤東貢獻很大，他是當時湖南留法勤工儉學生的組織者。

毛澤東在上海歡送第一批留法勤工儉學生合影

留法學生數量不多，但成就很大，他們之中，有的成為了新中國總理、共和國元帥、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核物理科學家、文學家、美術家、音樂家……

1915年初秋，長沙一些學校出現了一則轟動一時的《徵友啟事》：但有能耐艱苦勞頓，不惜己身而為國家者，修遠求索。發出這則啟事的，正是22歲的湘潭學子，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三年級的學生毛澤東，署名“二十八畫生”。

以上所有這些出國留學的人，不敢說全部都是，但大部分肯定都是抱定了“不惜己身而為國家者，修遠求索”的報國理想的。

當然，新中國成立前的留學風潮也不只侷限於上面的四波，還有去英國、蘇聯留學的。但他們都以一個共性，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新中國成立後回國的，幾乎都成了某個學科領域的奠基人。

歸國科學家的代表，大家最熟悉的應該就是錢學森了。

錢學森是1929年考入鐵道部交通大學上海學校機械工程學院鐵道工程系，1934年畢業，於6月考取清華大學第七屆庚款留美學生。

那麼他在交通大學學習時的老師有誰呢？鍾兆琳和陳石英。錢學森曾追憶深刻影響了自己的人，一共17位，其中大學老師一欄，就是這兩人。

鍾兆琳被譽為“中國電機之父”，電機工程專家和教育家，1924年赴美入康奈爾大學電氣工程研究生院，1926年獲碩士學位，第二年回到交通大學任教。

陳石英是我國著名熱力工程學教育家。1916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士學位後回國任教，學歷雖然差點，但卻是交通大學歷史上任教時間最長的教授（67年）。

這兩個人都被錢學森稱為恩師，可見他們對他的重要性。錢學森的求學經歷跟楊振寧很像，都是在留學前輩的教育下，再遠赴他國，最終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這種成就，現在很多中國人可能都沒有一個正確的認知。看過一個接街頭採訪的影片，裡面有的年輕人對錢學森的認知只停留在“兩彈一星”的層面，甚至有的人竟然不認識錢老。

其實作為“戰略科學家”，錢老對中國的重要性，不僅僅體現在“兩彈一星”方面。

1944年6月6日，300萬盟軍將士橫渡英吉利海峽，在法國諾曼底地區成功登陸，開闢了進攻法西斯德國的第二戰線，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在望。

與此同時，美國陸軍空軍司令亨利·阿諾德將軍開始著手考慮未來空中力量及空戰發展方向，德國的噴氣式飛機讓他印象深刻，他明白，美國未來的國防安全依賴在空氣動力學領域長久、永恆的領導地位。他決定聘請自己的老朋友、加州理工學院空氣動力學教授馮·卡門為科學顧問，全面評估和預測未來的空中力量。

“我對這場戰爭已經沒有任何興趣了，我們已經打贏了這場戰爭，從現在開始，我不再考慮這場戰爭......值得我們關心的只有一件事，未來五年、或十年、或六十五年，空中力量及空戰將向什麼方向發展？您召集一批實幹的科學家來研究新問題。我想知道噴氣推進對原子能、雷達和電子學等方面的影響。組成一個團體到五角大樓來研究這些問題，給我一份報告。”

馮·卡門也是對錢學森影響深遠的17個人之一，是他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導師。

肯尼迪總統向西奧多·馮·卡門致敬。

馮·卡門本著“唯真才實學者是舉”的原則，迅速組織了一個科學家團隊——陸軍空軍科學顧問團，彙集了當時在美國的頂尖科學家，其中，就包括馮·卡門的學生錢學森，他當時已經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助理教授了。

馮·卡門帶領錢學森不僅赴歐洲戰場考察，而且還到過包括中國在內的太平洋戰區，實地瞭解戰時各國火箭、導彈、飛機、原子彈等武器的研製情況，甚至還審訊納粹德國的科學家和技術人才，全面收集科學技術情報，預測未來空中力量的發展。

1945年5月，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美國空軍顧問團成員馮·卡門、錢學森審訊路德維希·普朗特爾教授。

1946年，顧問團向美國軍方提供了兩份報告《我們站在何處》《邁向新地平線》，這是美國軍方有史以來第一份科學調查報告，也是美國空軍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藍圖。

這些報告中包含從原子彈和原子能技術、洲際定向導彈、超高速無人駕駛飛機等對美國空軍未來發展的展望與規劃。其中也包括了錢學森卓越的貢獻。這些報告的內容表明，在1945-1946年，35歲的錢學森已經是一位全面的戰略科學家，他已經站在全球航空航天和武器科學技術發展的最前沿，全面瞭解並掌握了包括飛機、導彈、火箭、原子彈、自動控制等在內的最新武器的知識和應用、以及未來發展方向。

所以，錢老的貢獻，絕不僅僅是“兩彈一星”那麼簡單，他是奠定了中國的國防科學，甚至整個科學領域走向的人，他著眼的不僅是當下，更是國家的未來。

這也是為什麼， 1960年4日，當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錢三強，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錢學森推薦一位合適的人選負責核武器研製中的工程力學問題時，錢學森為什麼會毛遂自薦的原因，他絕對有這個實力。

但錢三強說：“不成，五院那一攤離不開你。”於是，錢學森推薦了郭永懷。

郭永懷也是馮·卡門的學生，與錢學森是師兄弟，後來，郭永懷後來成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核心設計人，他負責了原子彈的內爆技術的設計，成為兩彈一星工作中貢獻最重要的科學家之一。

郭永懷於1968年墜機身亡，死前與護衛緊抱剛獲得的氫彈實驗資料，是“兩彈一星”事業中唯一的烈士

翻開當年的歷史，你會感嘆，原來有那麼多的中國科學家已經開始準備好了大顯身手，向世人證明，中國人在科學上，也是不甘落後的。

1947年2月，30歲的李佩到康奈爾大學留學，結識了當時任康奈爾大學航空學院助理教授郭永懷，因此認識了郭永懷的同窗好友錢學森，一年後，1948年2月，她和郭永懷結婚。60多年後，在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作家葉永烈採訪李佩，問她怎麼評價錢學森，93歲的李佩說：

“錢學森不是一般的科學家，他是戰略科學家，是從戰略高度考慮中國科學發展前景的科學家。有的科學家是純科學的科學家，而錢學森則是有技術背景的科學家。錢學森兼通理與工。”

1946年8月，錢學森完成了美軍科學顧問團使命，和同窗好友郭永懷駕車從西海岸的加州伯克利工學院起程，橫穿美國，赴東部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任副教授，並送郭永懷到康奈爾大學任職。

與此同時，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曾昭掄（我國近現代化學教育和化學工程的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吳大猷（中國近代物理學之父）、華羅庚和幾位學生李政道、朱光亞（中國核科學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唐敖慶（中國現代理論化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孫本旺（數學家）在政府的派遣下遠赴美國學習原子彈技術。

中央大學物理學家教授趙忠堯此時正在美國參觀在太平洋比基尼島進行的一個原子彈試驗。

1946年趙忠堯以觀察員身份參觀美國試爆原子彈 前排左一為趙忠堯

1948的秋天，鄧稼先也進入了美國普渡大學研究生院，學習物理學，不到三年的時間就取得博士學位。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中國人也在縱情展示著自己的科學天賦。1947年，錢三強升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生導師，他積極參加中共旅法支部發起的“旅法華僑和平促進會成立大會”，聲援國內和平、反對內戰和獨裁的鬥爭，並與在法國訪問的周培源商討回清華大學工作事宜。

楊承宗（中國放射化學奠基人）也在1947年進入法國巴黎大學鐳研究所隨居里夫人的女兒伊琳娜·約里奧·居里夫人從事放射化學研究，1951獲博士學位。隨後，他謝絕了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續聘，毅然回到國內，為新中國開啟放射化學的研究。

伊琳娜·居里夫人向楊承宗舉杯祝賀

在居里實驗室的後花園，伊琳娜·居里夫人送別楊承宗，併為新中國帶去了一句話：“你回去轉告毛澤東，你們要保衛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要自己有原子彈，你們有自己的科學家。”

1950年8月31日，美國“威爾遜總統號”郵輪由舊金山起錨開往中國香港，船上，有準備回國支援建設的100多名中國留學生、學者及家人，其中包括錢學森，以及後來成為“兩彈元勳”的鄧稼先和對中國核物理研究做出重大貢獻的趙忠堯等人。這也是上世紀50年代同船回國人數最多，國際影響最大的一個航班。

趙忠堯、錢學森、鄧稼先等百名留美學生學成歸國 在甲板上集體合影

這趟航班註定不會平靜。正要啟航，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錢學森被指為“間諜”，押送到特米那島上關了起來，隨身800多公斤重的書籍和筆記本被扣留，直到1955年才回到祖國懷抱。

FBI官員也對趙忠堯的行李進行了搜查，卻一無所獲。原來，早在一個月之前，趙忠堯早就將核物理研究的重要資料和器材託人帶回了祖國，且把其餘的零部件拆散了分給其他人存放。最終，FBI只是扣留了一批電子器件和一批公開出版的物理書籍、期刊，才讓船起航。

但當船停靠日本橫濱，駐守的美軍將趙忠堯等三名科學家扣留了下來，並關進了位於東京的巢鴨監獄，逼迫他們去臺灣。但在新中國的努力下，三個月後，趙忠堯等人終於回到國內，震驚了世界，全世界的報紙頭版頭條都報道了“核物理學家趙忠堯回國了！”

1950年11月 趙忠堯（前排右二）經香港回到新中國

上世紀50年代，光從美國歸國的科學家，就有1200多人，具有愛國情懷的科學家們，掀起了一股歸國浪潮，由此，奠定了新中國的科學根基。

那麼沒有出國留學的科學家，有沒有為中國的科學事業做出過突出貢獻的？當然有。

比如中國“氫彈之父”于敏。他於1944年考入北京大學工學院電機系。

1946年秋，北京大學從昆明遷回北平復校，由物理學家饒毓泰出任理學院院長，于敏出於對物理學的興趣和熱愛，遂由工學院電機系轉入理學院物理系就讀。當時的北大物理系正在重新恢復昔日輝煌，教授只有饒毓泰、鄭華熾、趙廣增、馬大猷等人，基本都有留美或者留歐背景。

1949年夏，于敏從物理系畢業後，考取了張宗燧教授的研究生，研究理論物理，並同時在物理系兼任助教。此時的北京大學物理系已是人才濟濟，因為相繼有張宗燧、江安才、胡寧、朱光亞、虞福春等知名學者回國加盟。

張宗燧也曾考取競爭激烈的“留美庚款”，因當時歐洲物理領先於美國，於是放棄赴美留學的機會，又轉而考取了“留英庚款”，在劍橋大學師從著名統計物理學家拉爾夫·福勒教授，並獲得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也是第一個走上劍橋講壇的中國人。後來他還去了丹麥，在另一位世界級的大科學家尼爾斯·波爾的哥本哈根理論物理研究所工作。

張宗遂曾說，沒見過物理像于敏這麼好的。

于敏在工作中（1980年攝）

于敏的另一位導師是胡寧。胡寧先後就讀於浙江大學物理系、清華大學物理系和西南聯大物理系，也曾在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周培源教授指導下從事流體力學湍流理論方面的研究。

1941年進入加州理工學院物理系攻讀博士學位，先後師從物理大師馮·卡門和愛潑斯坦研究流體力學的湍流理論和原子核的量子理論，並曾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師從物理大師泡利研究介子的核力理論和廣義相對論,也曾在丹麥的哥本哈根師從尼爾斯·玻爾從事S矩陣的理論研究。

雖然于敏從未出過留過學，但他師從的張宗燧教授和胡寧教授都曾是世界級物理大師的弟子，而他們所研究的課題也都是世界物理學領域最頂尖的前沿課題，因此，于敏的科學水平相當之高。

1951年，于敏被調入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該所由吳有訓出任所長，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出任副所長，他們都是中國最優秀的物理學家，于敏能夠進入該所，足以說明水平不低。

于敏和鄧稼先

于敏前期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原子彈，並且在即將取得重大突破的時候，1961年，錢三強找他談話，交給他氫彈理論探索的任務。

于敏毫不猶豫地服從分配，從頭再來，從此開始了長達28年的隱姓埋名生涯。于敏等人面臨的重任是：在重重技術封鎖的國際環境中，從零開始，研製氫彈。

1965年初，于敏正式出任二機部第九研究院理論部副主任，同年10月，于敏提出了從基本原理到構型基本完整的氫彈理論方案。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成功；1967年6月17日上午7時，空軍徐克江機組駕駛著72號轟炸機，進行氫彈空投試驗。

從突破原子彈到突破氫彈，中國的速度創下世界之最：美國用了7年零3個月，前蘇聯用了6年零3個月，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中國用了2年零8個月。爆炸威力和于敏計算的結果完全一致。

于敏，當之無愧的中國“氫彈之父”。

後記

一百多年的中國科技發展史，其實是與中國從落後捱打到繁榮昌盛的發展史是相吻合的

在那個以啟蒙和革命，為主流的大變革時代，那些在遠離祖國的異國他鄉艱苦求學的中國人們，上演了個人與時代，當下與未來，夢想與奮鬥的傳奇故事。

好在他們的夢想與奮鬥，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有了很好的施展舞臺。

在我們之前的一篇文章《日本頂級科學家來投，中國的科技水平已經趕超日本了？》中，我們探討了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的科技水平已經處在什麼水平了，那就是，雖然仍然是美國一家獨大，但中國已經是第二梯隊的領頭羊了。

今天的成就，當然是那些科學前輩打下的基礎使然。

前一陣看到一則令人痛惜的訊息“一週內兩院士相繼離世！今年我們已痛別21位兩院院士”，但並沒有上熱搜。

他們的名字分別是：王綬琯、沈忠厚、程鎔時、周毓麟、周又元、彭士祿、沈善炯、謝毓元、李京文、閔桂榮、劉興土、王元、袁隆平、吳孟超、陳清如、黃熙齡、姜景山、薛禹群、郭景坤、鄭哲敏、許厚澤。

這則新聞的統計是截止到8月底，我查了一下，9月22日，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著名的微波電子學家、光纖專家，上海大學教授黃宏嘉，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7歲。

結合近幾年的中國科學家頻頻逝去的現象，已經表明，這些為中國科技事業奠定基礎的老一輩科學家們，正在漸漸凋零。

難道他們還不配上一個熱搜嗎？

參考資料：

近代科學進入中國的回顧與前瞻，楊振寧

我國早期留學教育（1872-1949）與中國近代科學的歷史轉變，周勇

一週內兩院士相繼離世！今年我們已痛別21位兩院院士，央視新聞

紀錄片《留法歲月》

紀錄片《大國之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