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謝偉思的風雨人生

【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回眸】

二十世紀初的成都街頭，人們時常能看到一個長臉蛋、大眼睛、天真活潑的外國男孩操著一口成都腔與行人交談。那時，這個孩子還不知道，在命運的安排中，他一生的榮辱譭譽都將和這個國家密切相關。

約翰·斯圖爾特·謝偉思， 1909年8月3日出生在成都市的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謝偉思在成都和重慶度過了童年，12歲時隨父母回到美國。大學畢業後，謝偉思立志外交事業，於1933年透過美國國務院考試成為外交官，之後返回出生地中國任職於美國駐北平和上海總領館，結識了包括埃德加·斯諾在內的一大批進步的中外學者和新聞界人士。

謝偉思真正的事業是從抗戰期間的重慶開始的。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回憶說：“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儘可能接觸各方面的人，有外國記者，有中國記者，有國民黨的高階軍政人員，也有共產黨駐重慶的領導人員。他多次走訪周恩來、葉劍英和董必武，周恩來曾邀請他到家中敘談、用餐，他和中共的工作人員一樣稱鄧穎超為鄧大姐。”在重慶，謝偉思對中國的社會進一步深入瞭解，他對國民黨政府的所作所為逐漸失去信心，對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革命鬥爭由衷欽佩。

1944年7月，美軍派遣由駐華使館武官包瑞德、二等秘書戴維斯、謝偉思等組成的“美國軍事觀察小組”又名“迪克西使團”飛赴延安，這是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政府的首次官方接觸。“迪克西使團”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南方各州的稱呼。謝偉思被委任為“迪克西使團”的政治顧問。

在延安期間，謝偉思得以多次會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董必武、楊尚昆等中共領導人。其中，與毛澤東的談話多達50餘次。談話的內容極其廣泛，涉及國共之間的矛盾、中共對美國的政策、戰後中國的發展等重大問題。毛澤東多次對別人講，謝偉思等人是他的朋友。

謝偉思在延安的一個意外收穫是結識了眾多的四川籍“同鄉”。每當謝偉思與朱德、吳玉章、陳毅、聶榮臻聚在一起時，大家就用四川話擺起“龍門陣”，鄉情濃濃，分外親切。陳毅因少年時曾在成都謝偉思父親創辦的基督教青年會念過書，總是風趣地稱謝偉思為“我老師的兒子”。

謝偉思在延安一住就是近三個月。從達官貴人醉生夢死、夜夜笙歌，等級森嚴，特務橫行的重慶來到延安，謝偉思不禁覺得耳目一新。在與中共領導人進行廣泛接觸後，他得出一個結論：“他們是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講求實效的人們組成的一個統一集體，這些人忘我地獻身於崇高的原則，並且有傑出才幹和堅毅的領導素質。”“將他們排列在現代中國任何一個團體之上都是不足為奇的。”

在向美國政府發去的電報中，謝偉思提出：“我們必須承認中共關於他們控制了華北和華中地區廣大農村的說法總體上是對的。我們過去一向將這些地區統稱為‘日佔區’的提法要修正。日軍只控制了點和線，其餘廣大地區實為我方勢力所控制。中共早晚會成為執政黨。國民黨的領導政治上盲目，完全自私，只關心維護其搖搖欲墜的政權。中共並非蘇聯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國現實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長的革命勢力。”

1945年3月8日，謝偉思第二次來到延安，考察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大。在延安，他又數度見到毛澤東。毛澤東一見面就說：“總有一天美國會認識到，只支援中央政府並不是進行這場戰爭、加快中國民主程序或保證遠東戰後安定的最佳途徑。”毛澤東還把自己親筆簽名的照片贈給謝偉思。謝偉思將這些情況及時報告了重慶和華盛頓。

1945年4月1日下午，謝偉思應邀前往毛澤東的住所徹夜長談，周恩來和朱德在場，董必武后來也加入。這是他和中共領導人之間的最後一次談話，涉及國共、中美、中蘇關係等許多重要問題，其深度和廣度均超過以往的歷次談話。4月4日，謝偉思離開延安，他的離去，切斷了美國與中共之間僅剩的聯絡。

不想風雲突變，1945年4月，謝偉思返回美國後旋即遭遇誣陷與迫害。他先是因為美亞事件被捕，後被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成為美國“失去中國”的替罪羊。國務卿艾奇遜迅速將他開除。毛澤東得知此訊息後，親自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認為逮捕謝偉思是美國對華政策的轉折標誌，並宣告“如果美國當局決心支援中國的反動派，那他將從中國人民那裡得到應有的教訓”。

直到1957年，美國最高法院才作出對謝偉思的無罪判決。同年9月，謝偉思重新回到國務院工作，但已不受重用，後被派往德國波恩，又受到國防部的異議，最後被派到英國利物浦當總領事。眼看受到各種排擠，三年任滿後謝偉思決定提前退休。

1971年尼克松訪華前，美國政府邀請20世紀40年代在中國長期生活、工作的費正清、謝偉思等人，聽取他們對中美關係問題的見解。謝偉思發言說：“中國今天的許多情況能夠從我們於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據地的所見所聞及我們從那裡發回的報告中找到根源。我想我們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我們對中國的誤解和庸人自擾的恐懼。”

1971年10月，謝偉思夫婦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訪問中國，他見到了許多老朋友。

1973年1月，美國外交協會舉辦了盛大的午餐會，專門宴請20世紀40年代在華的外交官。《紐約時報》為這次午餐會發表的社論說：“這實際上是為‘老中國通們’平反的最後一個步驟，這些‘老中國通們’的前程之所以被斷送或被玷汙，都只因為他們準確無誤地預言了中國共產黨人將會戰勝蔣介石無能的國民黨政府。”

1998年5月，謝偉思接受中國學者採訪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情感：“我出生在中國。我把中國當成第二故鄉。我愛中國和她的人民。我衷心祝願中國人民幸福，他們的國家繁榮昌盛。”

1999年2月，謝偉思在家中安然辭世，終年90歲，走完了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

（作者：劉宋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