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盤踞於甘肅、青海、寧夏等西北地區的“三馬”時至今日依舊廣為人知，其間分別為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三人。
雖同為“三馬”但三人的聲名有惡有譽大相徑庭，而在後來的結局中更是截然不同，不過殊途同歸作為軍閥勢力的“三馬”其所部皆慣被稱為“馬家軍”。
然而時至解放戰爭時期，我人民解放軍劍鋒直指廣袤西北地區將之逐步解放的同時，亦粉碎清除妄圖阻攔解放軍鐵蹄的馬氏軍閥勢力。
而在解放軍與“馬家軍”之間諸多戰鬥當中，便包括髮生在1947年的“將臺戰鬥”，其間馬家軍一團長被俘，彭老總不但放他，還送他一匹馬回家。
馬步芳
一、將臺戰鬥——俘虜馬奠邦
將臺戰鬥與悅樂戰鬥、合水戰鬥、環縣戰鬥等大小戰鬥，共稱為隴東戰役，其背景乃是1947年之際國民政府調集重兵對我陝甘寧邊區發起空前規模的進攻，於3月10日攻佔革命聖地延安。
屆時中央下達命令，由時任軍委副主席、解放軍副總司令的彭德懷元帥、西北局書記指揮戰鬥在陝甘寧邊區的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兵團，抵禦國軍保衛邊區安全。
因而此後彭德懷元帥自3月下旬開始至5月上旬，指揮西北野戰兵團轉戰於陝甘寧邊區並取得諸多勝利。
然而正當彭德懷元帥率部南征北戰之際，隴東大地上的革命根據地因“馬家軍”的反覆清洗，近80%根據地被佔領，而隴東軍分割槽部隊以及民兵游擊隊等亦遭重創。
正因如此，在查明“馬家軍”各部敵情之後，彭德懷元帥毅然決然的決定率部西進，在其各部之間來回穿插作戰，由此隴東戰役打響。
5月21日西野各部安塞西進，並於29日、30日對將臺、悅樂、合水三地之敵發起進攻，其間駐守將臺的便是馬鴻賓麾下的主力團——第60旅第179團。
由於179團的部隊並非全部駐紮於將臺，而是分別駐紮在將臺、菩薩山、王家塬等三大區域，因而我軍負責殲滅179團的部隊亦分而散之，化作三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同時發起進攻。
5月29日西野第一縱隊將敵179團駐紮將臺地區的部隊悉數包圍，並於翌日零點準時吹起了衝鋒的號角，待到3點前後敵軍主陣地即被358旅所佔領，值此之際一部分敵人未被殲滅的敵人放棄陣地倉皇而逃。
然而即便敵人已逃遁而去，接到全殲命令的358旅並沒有放掉一些漏網之魚的想法，其間358旅第8團緊隨其後復又殲滅大部分殘敵。
至於剩下的敵人等待他們的則是早已埋伏在臺南，受命截斷敵人退路並阻敵增援的715團2營。
負責進攻王家塬地區敵部的乃是第716團，該戰鬥於2時30分發起，經一番奮勇殺敵之後佔領敵全部陣地，並將幾乎完全殲滅，唯有零零星星幾人逃去。
菩薩山地區的戰鬥同樣開始在零時，負責本次戰鬥的獨立第一旅兵分兩路，一路正面佯攻而另一路主力則繞至側後發起攻擊。
由此腹背受敵的狀況下，歷時4個小時之後便將敵人大部分殲滅，待到6時徹底結束戰鬥並生擒敵上校團長馬奠邦，至此將臺戰鬥以全殲敵軍告終。
然而當馬奠邦被生擒的訊息傳到彭德懷元帥耳邊之後，他竟親自來到戰俘營予以探望，並且當即下令釋放馬奠邦。
這一結果不僅僅是西野各位指戰員，即便是馬奠邦本人也是驚駭莫名。
兩軍交戰的結果雖以我軍全殲其部告終，但我軍亦必然存在傷亡，雙方實屬不折不扣的死敵，他實在想不到為何彭德懷元帥會釋放他。
然而對此彭德懷元帥給出解釋：“我放你回去不是其它，是看在你岳父馬鴻賓先生曾積極抗日，所以今日放你回去。”
不僅於此，彭德懷元帥在釋放馬奠邦之後，另贈送其良馬一匹以便回家。
馬鴻賓
二、抗日戰場上的馬鴻賓
透過彭德懷元帥的一番話，其釋放馬奠邦的緣由已然昭然若示，然而實質上導致彭德懷元帥有此舉措的原因不止於此。
在馬鴻賓的記憶當中他曾聽人說起，彭德懷元帥曾有一次對他予以肯定，即當年紅軍長征抵達寧夏同心縣之時，彭德懷元帥曾聽聞當地老百姓稱馬鴻賓是個好人。
透過如此一則資訊不難窺見，彭德懷元帥對於能夠一定程度得到老百姓認同的馬鴻賓存在一定善意，透過前文當中彭德懷元帥稱之“先生”便可窺見。
不過殊途同歸，釋放馬奠邦的根本原因始終維繫在其岳父馬鴻賓身上，而其間核心依舊在於馬鴻賓昔年間在抗日戰場上的所作所為。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以日本人的狼子野心自然對我國廣袤的西北地區垂涎三尺，由此綏西抗戰爆發開來。
屆時馬鴻逵將自己的15路軍以及馬鴻賓的35師合併組成第17集團軍，由馬鴻逵擔任總司令，而馬鴻賓則擔任副司令、81軍軍長、綏西防守司令等職務。
1938年5月馬鴻賓至綏西臨河就職，並當即劃定烏不浪口至五原一帶作為81軍防線，並同時命令所部81軍35師103、104兩個旅4個步兵團，以及馬鴻逵部兩個騎兵旅、1個警備旅開赴前線。
1939年夏季，日軍漸而將罪惡的觸手伸向了西北地區，以配有裝甲車、坦克的板垣師團一部發起試探性攻擊。
然而日軍的進攻迅速遭到守軍81軍205團、206團的挫敗，其間日軍雖有精良裝備以及重型武器，但兩個團透過近距離作戰令日軍重型武器所能發揮的效用降到最低，由此擊潰日軍並繳獲大量物資。
此乃81軍與日軍之間的首戰，而這次戰鬥以勝利作為告終，可想而知對接下來作戰計程車氣產生了怎樣的積極影響，然而即便如此81軍下一次作戰中依舊遭遇了一次艱難的慘敗。
1940年1月16日，透過此前試探性進攻對81軍作戰狀況已然有所瞭解的日軍，以26師團長黑田重德作為指揮官集結晉察綏等地日軍，攜山炮40餘、裝甲坦克汽車數千浩浩蕩蕩向綏西挺進。
其間最可恨的地方莫過於另有4萬日偽軍為虎作倀，兵分兩路分別向81軍防線以及馬鴻逵兩個騎兵旅所駐紮的防線發起攻擊。
而在本次戰鬥打響之際，馬鴻賓因奔赴重慶參加國民政府高階軍事會議，無法指揮部隊作戰，因而一應指揮權按照他離去之時的交代落在了35師師長馬騰蛟肩上。
馬騰蛟
前文之中日軍第一次試探性進攻能夠被化解，有賴於守軍透過近距離作戰，有效緩解了日軍的重武器優勢。
然而這一次有所準備的日軍絲毫不留近距離作戰的餘地，在戰鬥之初便不擇手段地透過軍事科技裝備碾壓，將81軍的作戰能力摧毀殆盡。
其間當35師初步與日軍交火之際，日軍的飛機便呼嘯而至向81軍防禦陣地投放大量炸彈，一應防禦工事無疑摧毀殆盡。
然而不止於此飛機轟炸過後，日軍並未給81軍喘息的餘地，當即以密集炮火繼續轟擊35師208團防禦陣地。
此外更為可恨的是，日軍竟大肆使用生化武器向81軍陣地投放大量毒氣，以至於許多士兵中毒後頭疼、噁心、嘔吐不止……令81軍的作戰能力直接大幅度衰減。
明眼可見日軍如此一番攻勢之後，81軍的作戰能力已然折損的七七八八，而此後的作戰當中日軍亦有坦克、裝甲等各方面的優勢，戰局已然是岌岌可危。
2月1日烏步浪口陣地被突破，翌日憑藉裝甲坦克優勢日軍復又橫衝直撞地闖過四意堂陣地，同日另一戰線五原失守……這一期間日軍長驅直入而守軍節節敗退。
直至2月5日81軍在烏拉河一帶截擊日軍500余車輛，13日經短暫休整之後，復又向黃羊木頭、臨河等地日軍發起猛攻，並將日軍部隊分割成數段，由此方才逼迫日軍停止侵略的步伐，回撤至此前佔據的五原。
折返歸來後的馬鴻賓當即對81軍自上而下進行全面整頓，其間對作戰中存在失職的指揮官進行多種處分，並想方設法以彌補此時81軍低迷計程車氣，以待日軍再次發起攻勢之時予以抵抗。
然而此後日軍的下一次攻勢久久不曾到來，其間是因全國抗戰已然進入到相持階段，日軍在綏西僅留下少量日軍以及大量偽軍，而主力部隊則陸續向東部其它戰場進發。
正因如此傅作義決定趁日軍防禦空虛，組織一場戰役以從日軍手中奪回五原，而對此馬鴻賓復又果斷予以配合。
屆時傅作義部35軍與日軍激戰於五原，而包頭日軍迅速趕來支援企圖包抄35軍，然而早有準備的馬鴻賓81軍卻出現在了日援軍必經之路上予以阻擊。
透過此前與日軍正面交戰所總結的經驗，馬鴻賓命令部隊儘量避免與日軍正面直接抗衡，而是採用游擊戰術予以打擊，並最終迫使增援日軍放棄原有計劃撤退。
而此後空出手來的81軍並未撤去，而是向黃河以南地區的偽蒙騎兵發起進攻，歷經大大小小戰鬥過後，基本掃清了一應偽軍據點。
如此待到1943年綏西防務悉數交接給傅作義部之後，馬鴻賓方才率領81軍撤回寧夏。
回顧上述馬鴻賓及其所部在西北地區為抗日戰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其間最為直接之處莫過於粉碎了日軍侵佔西北地區的陰謀保衛了國土，而除此之外馬鴻賓亦肅清了部分地區的日偽勢力、間接保護了寧夏、甘肅、陝西的後方安全……
總而言之，在抗日戰場上馬鴻賓無疑是民族的英雄，而這也是為何彭德懷元帥看在他的面子上釋放其女婿馬奠邦的直接原因。
然而透過前文提及的彭德懷元帥對於馬鴻賓的肯定，明眼可見釋放馬奠邦的原因不止於此，其間或多或少亦摻雜著彭德懷元帥對於馬鴻賓在某些方面的讚許。
如上述彭德懷元帥在同心縣聽聞老百姓稱馬鴻賓是個好人，其間便是因為有“儒將”之稱的馬鴻賓所到之處皆以“保境安民”作為原則，主張“以德服人”反對暴政，因而馬鴻逵經常在提及他是以“我家那位聖人”予以譏諷。
正因如此，馬鴻賓方才能夠博得老百姓的認可，或許這也是他能夠義不容辭地參與抗日戰爭的一大原因。
透過其間馬鴻賓的性格已有輪廓，而以此作為“因”那麼彭德懷元帥釋放其女婿馬奠邦便是“果”，而彭德懷元帥的舉措亦為馬鴻賓後來的和平起義、棄暗投明埋下了種子。
三、棄暗投明
彭德懷元帥此前的肯定、釋放其女婿馬奠邦、借其女婿口傳達對其抗日有功的肯定……一切的一切令馬鴻賓逐漸肯定在我黨的心目之中，關於他的印象並不算惡劣。
正因如此在解放戰爭期間，他亦逐漸考慮與我黨相接觸，以期能夠棄暗投明，而言至於此回過頭來，彭德懷元帥釋放其女婿的另一重原因已然呼之欲出，便是為了能夠促成馬鴻賓的棄暗投明。
眾所周知，1949年之際在我黨的積極努力之下，透過與傅作義部的多次談判，最終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因而隨著國內大局已定，蘭州、西寧相繼解放大軍兵鋒直指寧夏之際，已然心生和談想法的馬鴻賓便向此前抗日戰場有過合作的傅作義請教。
1949年9月17日馬鴻賓飛赴綏遠面見傅作義、鄧寶珊請他們出個主意，當對方直言“和有利，戰不利”之時馬鴻賓心頭最後一根稻草落下，因而他請求傅作義、鄧寶珊二人向周總理轉告其決定起義之事。
19日回到銀川之後，馬鴻賓當即向其子馬惇靖轉述了此行的狀況，即“我把寧夏比作一份禮，請他們轉送。”
同日在馬鴻賓的授意之下，馬敦靜作為代表與我軍展開談判並最終簽訂了《和平解放寧夏協定》。
而在棄暗投明、和平起義之後，基於上述馬鴻賓執政一方的能力，其同樣得到了新政府的重用。
新中國成立之後，馬鴻賓陸續擔任寧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國防委員會委員等重大職務。
直至1960年10月30日，享年76歲的馬鴻賓因胃癌在蘭州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