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從小與水結緣，特別喜歡在江河湖海里游泳，及至晚年，依然喜歡游泳。他不僅是現實生活中的游泳健將，也是在學海里遨遊的高手，更是從哲學高度看問題、處理問題的智慧大師。
作為一個游泳健將，對於游泳毛澤東有自己的體會。在一次游泳時，有人向他請教游泳的經驗，毛澤東回答說：“游泳沒有什麼訣竅，要勇敢些，多練習，就定能夠學會。喝兩口水不要緊，重要的是要堅持。”此話聽起來輕描淡寫，但卻是學習游泳的不二法門。試問不下水游泳，又怎能學會游泳？中國有句古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正是這個道理。我們學游泳，不是學會了再下水，而是在游泳中學會游泳。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學游泳要下水，讀書學習要實踐。光說不練假把式，只讀書不實踐，再好的藍圖也無法實現，不僅如此，還有極大的危險。
毛澤東是將學習與實踐完美結合的典範。1913年，毛澤東在《講堂錄》中寫道：“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遊四宇尚已。”他還感嘆道：“遊之為益大矣哉！”就是既讀有字之書，又讀無字之書。所謂讀無字之書，就是社會實踐。
1917年暑假，他和蕭子升以遊學方式，遊歷了湖南長沙、寧鄉、益陽、沅江、安鄉五縣農村；1918年春，他又和蔡和森到湖南益陽、沅江、岳陽、漢壽等縣農村進行半個多月的實地考察。透過這種獨特的學習方式，他深入社會實踐，瞭解社會生活，與不同的人打交道，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對社會實際有了較一般知識分子更多的瞭解，為投身革命後進行社會調查並寫出精彩的調查報告打下了基礎，為切實踐行理論聯絡實際、實事求是打下了基礎。
投身革命後，毛澤東繼續保持了理論聯絡實際的好學風。針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情況，毛澤東表示要學習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不僅要學，還要會用。
他說：“學習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戰爭的學問拿在講堂上，或在書本中，很多人儘管講得一樣頭頭是道，打起仗來卻有勝負之分。戰爭史和我們自己的戰爭生活，都證明了這一點。”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毛澤東解釋道：“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在情況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即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
那麼如何避免或者少犯主觀主義的錯誤，避免出現紙上談兵的現象？毛澤東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幹，而是幹起來再學習，幹就是學習。”
同時，他進一步指出：“說學習和使用不容易，是說學得徹底，用得純熟不容易。說老百姓很快可以變成軍人，是說此門並不難入。把二者總合起來，用得著中國一句老話：‘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入門既不難，深造也是辦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於學習罷了。”在這裡，毛澤東把學習與使用的關係講得十分透徹，而使用就是實踐，也即是說實踐是比學習更為重要的事情。
與同時期的革命家相比，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在於能夠很快地把實踐的經驗上升到理論的高度，解決了一些重大理論問題。
大革命時期，為了回應黨內黨外對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毛澤東到湖南做了32天的調查之後得出結論，即農民運動好得很。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大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黨忽略了武裝鬥爭。他強調，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秋收起義後，毛澤東帶領隊伍上了井岡山，並於次年2月初步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先後寫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分析了中國紅色政權存在的原因，指明瞭革命的方向，即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向黨中央建議“用大力做軍事運動”；打消了黨內軍內的消極思想，對武裝奪取政權道路做了探索，初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論。
1936年12月，毛澤東寫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在這篇文章中，他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的經驗，批評了王明“左”的錯誤，闡述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
1937年，毛澤東寫出了著名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在《實踐論》裡，毛澤東系統地批駁了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錯誤，極大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哲學內涵。《矛盾論》從兩種對立的宇宙觀入手，闡述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統一性和鬥爭性以及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內容，深刻地闡發了對立統一規律，為人們分析和解決問題提供了哲學依據和方法論指導。這對於糾正和防止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傾向，具有積極意義，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哲學基礎。
1938年5月，毛澤東寫出了《論持久戰》，批評了黨內外存在的“亡國論”和“速勝論”的錯誤思想，科學地預測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三個階段，指出抗日戰爭的勝利屬於中國。《論持久戰》在黨內外、國內外引起了廣泛關注與重視。
1940年1月，毛澤東寫出了《新民主主義論》，深刻闡述了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系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完整理論，標誌著毛澤東思想的成熟。
正如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本文來源於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跟毛澤東學工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