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領導集體的蛻化變質是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之七）
——從文明衰落造成的痛苦中汲取深刻教訓
李慎明
（注：李慎明老師的系列文章之六——《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史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史》因故今天暫不刊發，先奉上第七篇，以饗讀者。）
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突出的事件。總結和分析這一最大的悲劇事件，起碼我們應該汲取以下經驗教訓。
第一，必須堅持高度重視黨的思想理論工作，正確及時地反對各種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
理論非常重要。理論正確，黨就堅強，政策就正確，思想就統一，經濟就發展，社會就穩定。反之，黨便渙散，政策便失誤，思想便混亂，經濟便停滯甚至倒退，社會便動盪。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
從另一角度來說，錯誤的理論必然產生錯誤的行動。正確理論是革命的先導，錯誤理論是垮臺滅亡的先導。重視理論的根本體現，就在於勇於、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本國的實際和時代的發展相結合，在不斷出現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的情勢中始終把握正確的方向。
這就需要及時正確地反對各種教條主義。僅僅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詞句，不管具體情況和條件的變化去生搬硬套，我們可以把這稱之為“東教條”；藉口所謂情況和條件的變化，否定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卻把西方的種種理論奉為神明，按照西方的理論去進行“思維”和“創新”，我們可以把這稱之為“西教條”；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西方理論都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主張從中國儒學等傳統文化中找出路並以此為指導，我們可以把這稱之為“古教條”。
無論是“東教條”“西教條”或是“古教條”，都在我們堅決反對之列。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還要反對經驗主義，都決不能忽視理論。如果以為正確的理論是空洞的沒有實際用處的東西，只有自己積累的實際經驗才可靠，這必然也會或遲或早品嚐到忽視理論的苦果。
以上三種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不同時候、不同情況下會有各種不同的表現，但在一定時候一定情況下，往往會以一種錯誤傾向為主。我們應根據情況的不斷變化，及時調整我們的相關政策。否則，在反對各種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過程中，就會陷入另一種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窠臼。
第二，必須堅持把最高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政黨、國家和民族的人手裡，並始終高度重視培養年齡結構合理的一批又一批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從歷史唯物主義來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後果，都不是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是因為，人類歷史演進的最終原因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的，而不同國家的生產力發展賴以進行的歷史環境也對其產生作用，從而使不同國家的歷史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此外，每個特定的社會時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沒有這些人物，它也會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列寧和斯大林是無產階級及其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而戈爾巴喬夫這個特定的人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於蘇聯，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純粹是一種偶然的現象。
但是，必然往往透過偶然開闢道路。這是因為，“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現象，不是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1]蘇共20大及其以後的社會條件，決定了這個時候不出戈爾巴喬夫，也必然會有其他的替代者出現。
歷史早已證明，偉大的革命鬥爭會造就偉大人物；而歷史的逆流，則會推擁出逆動的人物。戈爾巴喬夫們和葉利欽們，是幾十年間蘇共黨內和社會上企圖在蘇聯最終確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在蘇共黨內力量的代表。
戈爾巴喬夫們和葉利欽們要最終在蘇聯消滅共產主義的動機，決不是其瑣碎的個人慾望，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所決定的。
我們堅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會自己消除，光明也不會自動到來。兩軍對壘帥坐鎮，從一定意義上講，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較量，是其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領袖間的較量。
資產階級十分重視培養和選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們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更加註重培養和選拔自己事業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領袖人物才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推動歷史在曲折中不斷前進，經過反覆的艱難困苦的鬥爭，最終把逆歷史潮流的生活形式送進墳墓。
2010年4月底，筆者又一次率代表團訪問俄羅斯。4月28日在俄羅斯國家杜馬與俄羅斯共產黨代表座談。參加座談的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現俄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席盧基揚諾夫在談到蘇聯解體過程中蘇共領導層的責任與西方因素時，逐字逐句地引用了1991年11月18日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在美國休斯敦對出訪美國休斯敦的一批蘇聯煉油和石化專家的公開演講。
此時的撒切爾剛卸任一年多，她曾在大學學過化學專業。撒切爾說：“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我講的不是軍事威脅。從本質上講，軍事上的威脅並不存在。我們這些國家裝備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藉助計劃政策，加上獨特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地運營，那麼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因此，我們一直採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製造其內部問題。”“主要的手段是將其拖進軍備競賽。”
撒切爾說：“我們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蘇聯憲法上的漏洞。蘇聯憲法在形式上允許任何一個加盟共和國（只需憑著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簡單多數）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脫離蘇聯。當然，由於共產黨和強力部門的凝聚作用，長時間裡這一權利實際上很難實現。但這一憲法漏洞還是給實施我們的政策留下了未來的可能。”“遺憾的是，無論我們如何努力，蘇聯的政治形勢長期保持十分穩定。”“我們由此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便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後，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藉助他我們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們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係良好，因此，透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
撒切爾說：“專家智囊中間圍繞以下一個問題爭論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舉葉利欽作為‘人民陣線’的領袖，進而推選其進入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接下來成為俄羅斯領導人（以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抗）。智囊團多數人的意見是反對葉利欽的提名，考慮到他的過去經歷和個性特點。”“不過，後來經過多次接觸和約定，後來還是決定‘推出’葉利欽。”“在1991年8·19事件期間，我們也給予了葉利欽以極大的支援。”“這樣一來，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訊息。”[2]
果然，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與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凱維奇在別洛韋日叢林簽署了關於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這實際上標明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蘇聯在事實上已經解體了，這距撒切爾演講僅有20天。1991年12月25日，蘇聯正式解體，這距撒切爾演講也只有一個月零七天。
這又一次說明，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不僅特別注意培養自己的接班人，而且特別注意在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培養自己的代理人。這也又一次說明了毛澤東同志強調“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3]的遠見和正確，說明鄧小平同志強調“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4]的遠見和正確，說明了在體制與人的關係上從一定意義上講“關鍵在人”的深刻道理。
第三，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揚民主，加強黨內監督。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根本組織原則。
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毛澤東在延安與黃炎培那段著名的談話值得我們永遠銘記。黃炎培說，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率。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5]
毛澤東關於人人負起責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人民當家作主，而人人負起責來則是達到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徑，舍此別無他途。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主義事業唯其艱難，就是真正讓人人負起責來的艱難。
全體黨員不論職務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黨章規定的直接或透過代表間接地處理黨內所有事務，其中包括確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權利。胡錦濤總書記多次強調，要講真話、實話、心裡話。這就是要保障黨員能夠按照正常的組織程式，充分發表不同意見。黨內對任何問題的討論，應該是平等的、自由的。
只要是從黨的利益和工作出發，就要允許充分發表意見，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從而在黨內真正形成敢說真話、暢所欲言的良好政治氛圍。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黨內團結，有利於行動的高度一致。那種壓制不同意見、搞一言堂的做法，是和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格格不入的。
第四，必須堅持黨的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時時依靠群眾。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我們始終不變的價值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億萬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是我們始終不變的真理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是我們始終不變的動力觀。我們是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有機統一論者，是價值觀、真理觀和動力觀的有機統一論者。立場、觀點、方法，價值觀、真理觀、動力觀，全部有機統一到人民群眾這一主體上。
我們深知，離開群眾，任何人、任何集團和政黨，必然一無所成。群眾中的個體是一滴水，一滴水很容易乾涸，但一滴滴水匯聚在一起，便成溪成河，成江成海。對於各種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歪風邪氣和錯誤潮流，群眾在一定條件下、一段時間內可能會無能為力，顯得風平浪靜，但在特定條件下，就有可能掀起巨浪、翻江倒海。正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永遠站立在人民這塊大地上，我們才能永久成為力大無比的英雄安泰。
第五，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並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
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本質和規律，他們所闡發的關於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原理，我們必須堅持和遵循，而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6]物質是運動的，情況是經常發生變化的。我們必須不斷解放思想，及時進行改革，採取新的舉措，以不斷適應新的發展變化著的新形勢。
世界上各個國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優秀文化傳統，都有自己的先進科學技術和各種特有資源，這都需要我們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和氣派，進行學習借鑑和引進；與此同時，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也十分需要被介紹到世界上，並用我們的各種資源與其他國家和民族互通有無、互利合作。
這就需要我們長期堅持開放的政策，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任何國家關起門來搞建設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如此，堅持改革開放應是我們長期堅持不變的強國戰略。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改革開放有一個根本的前提，這就是方向道路的問題。我們的改革開放，都必須有利於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鞏固與自我完善，必須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有利於最廣大人民群眾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因此，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獨立自主，高度珍惜並堅定不移地維護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奮鬥得來的國家獨立自主的權利；否則，就會如鄧小平所說，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第六，必須堅持高度警惕國內外敵對勢力的西化、分化陰謀。
從一定意義上講，全人類的解放事業，就是要正確處理戰爭與和平的關係。這裡所講的，不僅是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指戰爭與和平各自獨立形態時內部的相互關係。
巴黎公社革命揭開了全人類解放事業的新篇章，但由於無產階級自己的仁慈和天真，沒有處理好戰爭問題，結果慘烈地失敗。無產階級深刻地汲取了這一教訓，此後，社會主義的蘇聯取得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社會主義中國和朝鮮、越南又先後取得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的勝利。
這從一定程度上說明，無產階級在處理戰爭問題時，由於人民群眾和正義的強大力量，往往比較得心應手；但在處理和平問題時，即在對付資產階級的和平演變問題時，卻往往缺乏經驗，結果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這樣重大悲劇的出現。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前總統威爾遜便宣稱：“民主”是一個重要的指導原則，因為它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國內秩序，由此當然也能普及於國際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將是美國“重要輸出品之一”；要確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無阻。
二戰結束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喬治·凱南和前國務卿杜勒斯先後提出“和平演變”的理論，但美國當局重視不夠。美國在經歷主要運用“硬實力”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失敗之後，便進一步知曉“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的重要性。
這一轉折發生在尼克松政府時期。1968年年底，尼克松當選為美國第37屆總統。此時的美國在世界上30個國家駐軍100萬，對全世界近100個國家提供軍事或經濟援助。特別加上已陷入近6年的越南戰爭，使其財政經濟狀況逐漸衰落，國際收支發生危機，從而不堪重負。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職演說中說：“經過一段對抗時期，我們正進入一個談判時代”；“歷史所能賜予我們的最大榮譽，莫過於和平締造者這一稱號”，“我們邀請那些很可能是我們對手的人進行一場和平競賽”。[7]此後的美國曆屆政府越來越重視對其“軟實力”的運用，這才有煌煌蘇聯的解體與龐大蘇共的垮臺。從此，美國各屆政府與其他各國特別是大國、強國打交道時，便更加重視“軟實力”的運用。
我們應當清醒認識，西強我弱局面有可能較長時期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種制度將長期並存，有合作、有競爭，同時有激烈的較量。兩種制度的根本戰略目標不可能共贏。
因此，我們在高度警惕西方對我運用“硬實力”的同時，更應高度警惕對我運用西化、分化的“軟實力”“巧實力”。我們還應特別注意到，在新的形勢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軟實力”中“金融操縱”“意識操縱”“非政府組織滲透”“資訊干擾”等新武器的新作用。
我們深信，俄羅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俄羅斯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故鄉絕對不會長久沉寂。
蘇共垮臺、蘇聯解體這一巨大歷史災難，必將以俄羅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新的巨大的歷史進步為補償。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隨著生產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的國際壟斷資本佔有這一全球範圍內的基本矛盾的日益加深，並有著蘇聯解體、蘇共垮臺這一難得的反面教材，歷史車輪的前行，總要碾過一個個帝國的廢墟，人類歷史必將在曲折的苦難中逐步迎來又一個絢麗多姿的春天。
[1]《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265頁
[2]記錄人：謝·尤·巴甫洛夫，http://www.contrtv.ru/print/2025/。
[3]《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人民日報》1964年7月14日。
[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719〜720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頁。
[7]《理查德德·尼克松第一次就職演講》，http://chouky.blog2.cnool.net/Article/2006/03/25/19738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