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對它的摹刻年代有不同推斷，綜合起來有兩種觀點：明代王世懋和現代書畫鑑定大家徐邦達認為是宋代摹本，疑為米芾所摹；明代文嘉、孫鑛、吳其貞，清代顧復、安歧則認為是唐臨本。雖然確切年代暫無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絕不晚於宋代。因為著錄極多、流傳有序，它被認為是迄今為止可知、民間流傳最好的王羲之高古摹本之一。
學界對它的摹刻年代有不同推斷，綜合起來有兩種觀點：明代王世懋和現代書畫鑑定大家徐邦達認為是宋代摹本，疑為米芾所摹；明代文嘉、孫鑛、吳其貞，清代顧復、安歧則認為是唐臨本。雖然確切年代暫無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絕不晚於宋代。因為著錄極多、流傳有序，它被認為是迄今為止可知、民間流傳最好的王羲之高古摹本之一。
書聖王羲之的草書《平安帖》曾在中國嘉德2010年秋拍夜場上，拍出了3.08億元的高價。它重新整理了中國書法拍賣中單字價格最高的紀錄，這幅書法只有41個字，折算下來平均每個字值750萬元。
草書《平安帖》曾被乾隆帝盛譽可以媲美‘三希堂’瑰寶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事實上，王羲之作品流傳至今，真跡罕存於世。《平安帖》和王羲之的其他墨跡一樣，對它的摹刻年代就有不同推斷，有認為是宋摹本，也有認為米芾所摹，而更多的則鑒定為唐摹本。
記、題跋、裝裱等方面著手，並參考可以得見的資料，去考證它的流傳經歷，判斷它摹寫、割裂的大致年代。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徐邦達先生見到此帖後，就曾作過研究並撰有專文，他說：“本帖上古印——‘書畫印’、柯九思印均古，應非偽物……其文徵明、王谷祥、彭年、胡汝嘉諸跋和文氏以來諸家鑑藏印記則都真。”“其勾摹水平，大略相等於今見之《上虞》、《乾嘔》二帖。”
明中葉，此卷被文徵明發現。嘉靖二十年，文氏父子將之刻入他家的《停雲館法帖》中。在今傳明拓十二卷本該帖中，《平安帖》刻於第四卷，前刻隸書標題：“唐人真跡卷第四”，後有“嘉靖二十年夏六月長洲文氏停雲館摹勒上石”這樣的題記。文徵明父子都是摹帖的專家，從墨本到入石，《停雲館法帖》中的草書《平安帖》與現今我們見到的墨本原件幾乎沒有走樣，宋花綾前隔水米體籤題“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平安帖”14字小行書亦同樣刻得十分肖似。
停雲館摹刻此帖12年之後，84歲的文徵明在本帖（貝覃）尾用隸書書寫了長跋。對這個當年刻入“唐人真跡”卷第四的《平安帖》，這時他有了新的看法，認定為“真跡”。儘管他的兒子文嘉曾間接否定了父親的意見，文徵明卻至老都沒見改變。
這個“嘉靖癸丑五月望日裝畢識其後”的文徵明題跋可以證明，至少在這一年，絹本草書《平安帖》已成了文徵明的藏品。之後，在萬曆、崇禎年間，此卷又多次易手，先入朱忠僖所，後被古董商持去王世懋家，索價高至“六十千”。
文徵明跋文
此帖在明末終於進入另一位收藏家之手，吳其貞《書畫記》如此記道：“王右軍《平安帖》一卷，精彩甚佳，書在硬黃紙上，是為唐人廓填。上有柯九思圖書，系刻入《停雲館》中者……觀於溪南吳琮生家……”吳其貞在歙縣吳氏見到《平安帖》的時間汪世清考為“崇禎四年四月四日”。這是此帖的又一次歸宿。
之後，此卷分別為清代收藏家曹溶、李宗孔、梁清標收得。梁氏的鑑賞眼力及收藏之富當時甲於天下，他在本卷拖尾鈐有藏印二方：“蕉林梁氏書畫之印”、“棠邨審定”。物聚於所好，亦是《平安帖》的大幸！
梁清標死後，他的收藏大多被收入內宮，《平安帖》亦隨之成了皇家藏品。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乾隆在黃絹後隔水上為此帖做了釋文，又在後面的副隔水上大書“可亞時晴帖”數字。《快雪時晴帖》是乾隆最為欣賞的“希世珍”，他對《平安帖》的五字斷語，透露了此帖在他心中的分量。隨後，它被編入《石渠寶笈·續編》。何時佚出宮外，暫不可確指，但從其上所鈐璽印看，應是嘉慶以後了。
從上述流傳經歷可以得知，《平安帖》至少自元代開始就一直輾轉在柯九思等有實力有眼力的名鑑藏家之手，一方面證明了它自身的魅力與價值，另一方面也透露了這一古帖之所以能歷盡滄桑而儲存完好的主要原因——傳承有緒，庋藏精當，這是《平安帖》的幸運。
古帖的書寫、勾摹年代常常是鑑家、學者、愛好者們特別感興趣的問題。由於年代久遠，歷史情況複雜，在它們流傳過程中難免會落入好事者及奸商之手，被動了手腳，給原來的研究造成困惑和誤導。《平安帖》上的幾方宋代皇家璽印就是如此。
瑕不掩瑜，歷史上有眼光的鑑定家並沒有因為這幾方印而否定此帖，而仍能從此帖的書風、勾摹水平及絹素氣色、收傳印記等方面來考察論定它自身的藝術、歷史價值。他們對此帖的年代判斷大致有如下幾種：認為是王羲之真跡的有文徵明、乾隆；認為唐臨的最多，有文嘉、孫鑛、吳其貞、顧復、安岐等人；認為是宋摹本的有徐邦達、王世懋。
到目前為止，雖然我們還沒有別的證據可以確斷《平安帖》的年代，但綜上所述，它絕不晚於宋代則是可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