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東漢劉秀時期的日本正處於什麼時代嗎？為什麼中日兩國曆史文化研究者均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時，紛紛認為中日兩國交流始於東漢時期。
當時，人們到底發現了什麼？而日本歷史專家，為什麼說因此事件謎案解開了？這個謎案到底是什麼？他們又得出了什麼真相？
一：平凡女子撿到非凡印章。
1981年2月下旬，一位叫做陶秀華的江蘇邢江縣工地女工在小渠邊休息。偶然間看到一個發光的物件。
懷著好奇，陶秀華起身走去，只見她扒開草叢一看，原來是一個黃色物體，看著像是印章。陶秀華藉著旁邊溪水給印章洗了洗。這才看清楚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原來這是一個寬度不超過一尺的、鑲嵌著烏龜（立龜）的印章，而且看材質金燦燦的，極有可能是黃金。
於是陶秀華將這小物件揣在了懷裡，幹完活後就把小印章帶回了家。當天晚上，陶秀華和丈夫兩人藉著煤油燈對其研究了一遍又一遍，雖然看不出什麼名堂，但眼看它通體金燦燦的，他們只覺得這個東西不簡單。而且別看它小，只要放在手裡稍微掂量掂量，就能發現它還是有一點重量的。
陶秀華的丈夫早年間在當地考古隊當過民工，看到這東西的第一反應就是，它可能是文物，於是他建議陶秀華趕緊將這東西上交給相關部門。
可是誰曾想，“母親撿到烏龜印章，有可能是金子做的”的訊息早已被陶秀華的孩子傳遍了整個村子。其他好看熱鬧的村民們聽到後，便爭先恐後地跑過來，圍在陶秀華家，堵住了他們夫妻倆的出路。
最後還是村長報了警，警察聞訊趕來，這才將陶秀華夫婦“解救”出來。
民警趕緊將印章送去了南京博物館，請歷史考古研究者來定論。專家們發現該印章重達100多克，材質主要為高純度黃金，印章上刻了4個大字：廣陵王璽。
陶秀華怎麼好好的就能撿到歷史文物呢？原來江蘇甘泉鎮附近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被考古專家盯上。人們發現此處的20個土丘，被鑑定為古代漢朝貴族墓葬群的封土層。
經過申請，專家組便在1976年時邀請了南京博物館的歷史專家們對該地的漢墓進行挖掘，此項工程被列為甘泉1號。
由於墓葬群規模過大，後來甘泉2號的挖掘專案也被提上日程。1980年，南京博物館陸續從兩項工程中挖出眾多價值連城的古代歷史遺物，其中包括鎏金博山爐、龍形王冠和眾多金銀飾品等。
可惜的是，墓中文物雖多，但墓誌銘早已被毀壞，導致這一墓葬群的墓主人們的身份沒辦法被定論。直到陶秀華女士主動上交了這枚烏龜印章，考古學家這才確定了甘泉1號和甘泉2號中部分墓主人的身份，而這枚黃金製成的廣陵王璽的主人，正是來自東漢時期的劉荊。
劉荊的父親是東漢王朝的奠基者劉秀，他的哥哥是東漢第2位帝王叫做劉莊。劉荊於公元三十九年，被封為山陽公。兩年後又晉升成為山陽王。父親劉秀去世後，劉荊派人冒充東海王劉彊的舅舅，寫信慫恿周邊諸侯王起兵叛亂，目的是將自己同母哥哥劉莊取而代之。
謀反行動很快敗露，劉莊念及兄弟之情並無為難劉荊的意思，只是在言語上斥責他，讓劉荊以後不可自由出入河南宮。
事後不久劉荊又收到訊息，稱西北各少數民族意圖謀反。劉荊決定聯合西羌叛亂，開始第2次謀反。公元58年8月，劉荊的行動再次敗露，朝中大臣舉言納諫，希望劉莊以謀反罪將劉荊賜死。
但漢明帝劉莊只是改劉荊的爵位，廢山陽王而立廣陵王，封地也改為如今江蘇揚州附近。但劉荊不念恩情，依然希望找機會謀反，公元67年劉荊請到一眾巫師，他希望透過巫術祭祀的方式詛咒劉莊的帝位不穩。
但他未曾想到，巫師直接將劉荊的話如數轉達給了當地官府。事情敗露後劉荊畏罪自殺，但劉莊念及兄弟之情立劉荊長子劉元壽為侯位繼承人，上任廣陵侯，可享受諸侯王的待遇，於是廣陵王璽便被傳了下來。
回顧撿拾到廣陵王璽、並且主動上交的當事人陶秀華。她在事後不僅被相關組織頒發了錦旗，表彰了她一家人拾金不昧、主動將文物上交給考古隊的精神，還額外給其發放了獎勵津貼。
二：日本也曾挖到金印：漢委奴國王。
對於中國人找到劉荊的廣陵王璽的訊息，更為激動的並非本國人，而是日本人。甚至在日本，其程度可以用震驚二字形容，因為日本人在江戶時代時就發現了另一枚金印，但被炒作成了私人大騙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1784年，日本天明4年，有兩位佃農，名字分別叫做秀治和喜平。他們在田間勞作的時候挖到了水溝裡的一塊金印，金印完好無損，四四方方，印面呈正方形邊長為2.3釐米，高度為0.9釐米。
方形印章的上面鑲刻的動物並非立龜而是蛇形鈕，整體高度超2.2釐米，而在金印的全身人們只找到了5個字（篆體）：漢委奴國王。
自出土後，漢委奴國王金印便被一路轉手。它先是從那兩位佃農的手中交到了當地日本官府的手中，後又被日本某一家族收藏。直到1979年時，該家族的後人才將其捐獻給了日本福岡市博物館。
但該金印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時便飽受爭議，部分學者專家曾對印章的真偽提出質疑，甚至有人說這是資本家花錢開的玩笑。理由一：金印上刻字為委，而非倭。畢竟《後漢書》中，東漢時期的國人對於日本的形容為倭國，所以這一字之差必引人懷疑。
理由二：金章上本應該帶有“印”或“章”字，但漢委奴國王金印上僅有5字，沒有帶上“印”或“章”字。
就這樣，爭議一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專家關於漢委奴國王金印的說法，這才慢慢趨向統一。
他們解釋：可以理解委通倭的意思，同樣可以理解為委任的意思。也就是說，東漢時期的中國封建國王對日本部落國王的一種委任。
那麼，漢委奴國王金印上的動物圖騰，為什麼是蛇而不是烏龜呢？1956年，雲南省山西漢古墓群的滇王墓中，出土了大小、高度、材質幾乎相同的另一枚金印，叫做滇王之印。
該金印上端也為蛇鈕，後經兩國專家借用文獻資料、多處考古的漢族古墓文物進行研究。最終得出結論稱：漢朝時期，中央集權者對於地方諸侯的封賞可能會採取特色制。
例如遠在雲南的滇王之印，上鑲蛇鈕。西北諸侯的金印上鑲嵌駱駝鈕，部分北部地區的諸侯金印上鑲嵌山羊鈕，類似等等。
經深入考察，漢委奴國王印的鍛造時間為公元57年，而陶秀華所發現的廣陵王璽，鍛造時間為公元58年。據綜合考量，兩國專家認定這兩枚金印很有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
這不僅驗證了漢委奴國王金印的正品地位，同時也揭開了東漢時期的中國，與同一時代的日本之間的聯絡。
三：該金印產出時的日本，為部落時代末端。
東漢初年，劉秀陸續統一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文化、政治、經濟。但同一時期下的日本列島上，仍處於公社狀態，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石器時代末端，他們正朝著國家制度邁進。
那時的日本列島上擁有眾多部落，為保持生存和後期的發展，這些部落結成同盟，形成大大小小的部落王國。而為了樹立更加強盛的帝國權威，日本列島上的部落王國便開始拉幫結派，想要謀求海外權勢的依靠。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相對而言較大的部落國王便派遣使者一路西渡，來到了大漢王朝覲見漢朝皇帝。光武皇帝瞭解到了日本使者的請求後，接納了對方表達的恭敬之情。
雙方的宗主國與附屬國之間的關係在這時便奠定下來，為維持雙方的友好往來，漢武皇帝便授給了日本部落王國金印，並賜名以倭。日本的部落國王接納了漢武皇帝的所有恩賜，並將倭來命名國家，意圖表示順從。
之後，中國的古代文獻中對於日本的介紹就更多了。其中《漢書·地理志》中記載日本，說東方有海，海上有島，島上有倭人，他們的國家延續了百年曆史，每到固定時間都會乘船來朝獻貢。
《後漢書》中提到，公元五十七年倭奴國來朝賀貢，期間自稱為大夫，光武皇帝還賜給了這些代表們其他的金印和紫色的帶子。
《三國志》中記載：倭人地處我國的東南大海之中，他們不敢盜竊，也不敢做任何違法犯罪的事情，因為他們的日常行為受國內的法律制度管理。
否則輕者會失去妻子，重則會被抄家滅戶。所以這些倭人見到國家派去的巡邏者，往往會激動地朝其跪下。雙手放在地面，額頭貼近地表，為了表達恭敬。
但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友好往來的典型案例，還有很多。三國的曹魏時期，古倭國曾在9年的時間裡來中原王朝進貢了5次。雙方都互贈給了對方珍貴的禮物，這也是古代歷史中第1次雙方互派使者的橋段，也為現代生活中中日兩國友好交往創造了更多的經驗。
四：金印為兩國友好交流，創造友好背景。
兩國經廣陵王璽和漢委奴國王金印事件，加強了文化和歷史方面的交流。1989年，日本福岡市意圖舉辦亞太博覽會。活動主辦方便主動與中方取得聯絡，希望藉此機會同時將兩印展出。
而南京博物館在瞭解對方想法後表示同意。博覽會反響很廣，日本的名古屋博物館也希望與南京博物館取得聯絡，借廣陵王璽進行展覽。雙方取得了友好交流後，南京博物館也同意了對方的請求。在福岡博覽會展覽計劃結束後，廣陵王璽又被送去了名古屋進行展覽。
該訊息一經散佈，便吸引了眾多國內外歷史考古者的目光。期間，有一位德國曆史研究者發現漢委奴國王金印上疑似在右下角部分有一個古代篆體的火字。
這個訊息也驚動了中日兩國考古文化研究學者，後經過證實，這位德國曆史研究者的發現值得研究。為什麼漢委奴國王的金印上面會有一個火字呢？
兩國學者想要在由日本出版的漢字圖錄《朝華字鑑》上去尋找到答案。這是一本透過對我國文字寫法研究的書籍，但可惜學者們並沒有得出這一問題的答案。
無奈之下，兩國學者只能著手研究這個火字是否有其他細節。仔細一看，該火字位於金印的右下角，臨近漢委奴國王中“漢”字的右下角，而且印章上的“漢”字右半部分還是被隔斷的，那麼兩者到底有什麼聯絡呢？
經過文化、政治發展、朝代研究等方面的探尋，最終中國歷史專家得出新見解：中國古人認為天地間的萬物，皆由5行所組成。
這一點比較容易體現在服裝上，例如秦始皇時期國人認為秦朝的建立得虧於土德。而大多數肥壤的土地都是黑色，為維護土德秦始皇更加青睞於穿黑色龍袍。
隨時間的推移，漢朝剛建立時國人又改變了說法，認為漢朝中央集權的穩固得虧於水德，緊接著觀念又轉換為土德。再到東漢時期時，該觀念又轉化為火德，所以東漢人民便認為中央集權的建立是得虧於他們是火德之國。
這一個小插曲無疑也在側面進一步驗證了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真實性，同時又進一步證明了東漢時期中國與日本之間的發展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