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南京市一家報紙在一間不起眼的老式居民樓裡，採訪一位92歲高齡的老人。
本來記者們只是抱著試試看的態度，瞭解一些關於抗戰的老故事。沒想到這位老人，竟然給他們帶來了一段從來沒有人披露過的秘聞。
回去查閱有關檔案，記者們發現，這段發生在1939年6月的故事，當年中日雙方居然都語焉不詳，所有的細節居然都是首次披露。這家報紙如獲至寶，經多方查證確認大致屬實，便將其登報發表。
這便是著名的“日本領事館毒酒案”，這起案件的主角名叫詹長麟。
一、碩果僅存的特工
詹長麟，生於1913年，土生土長的南京人。能在1937年那場大屠殺中倖存下來，本身就是一個奇蹟，但他身上的奇蹟遠遠不止活下來。
這些奇蹟不在於他自己有多厲害，而在於他陰差陽錯地和軍統搭上了關係，從此被強行推上一場九死一生的隱蔽戰鬥。
事情要從1937年12月軍統、中統兩大特務組織在南京崩潰說起。
軍統中統兩大特務機關，以往對中共地下組織搞破壞樣樣拿手，但他們對日軍侵華的各種準備都很不充分，尤其是情報工作相當滯後，既沒有打探到日本人何時準備入侵，也沒有為一旦戰爭打響預作潛伏準備，所以當1937年底日軍攻破上海、侵佔南京時，兩統特務組織一時手忙腳亂，潰不成軍。
這個很好理解，連蔣介石都沒想到日軍這麼快打到南京，何況他下面的這些蝦兵蟹將們。
日軍進入南京後，中統全部撤走，連潛伏人員都沒留下一兩個。
軍統稍微好一點，撤退時沒跑太遠，還在南京近郊，而且城內還留下兩個女報務員。
當然，對軍統常識有了解的朋友們會說，那時候還不是軍統。軍統要到1938年8月才正式組建，當時的正式名稱是復興社特務處。其中曲曲繞繞，甚是纏雜不清，故而在此統一稱為軍統，以使閱讀方便。
戴笠在南京設立了一個特區，組織特工繼續潛伏，與日本人對抗。南京特區的區長派人冒死進入城中，與兩個女報務員取得了聯絡，不久後恢復了與重慶的聯絡，發出了南京第一條訊息。
陪都重慶一時傳為美談，讚譽兩名弱女子雖是蒲柳弱質，卻能奮起抗敵之志在敵後堅持。
戴笠大受鼓舞，加派人手到南京建立地下情報組織，準備發動對南京日軍的打擊。
打擊主要分兩條線，一條是忠義救國軍，軍統在南京城周圍大概蒐羅了3000多人的殘兵敗將、流氓、流浪農民等，在南京周圍進行武裝襲擾。
另一條就是對日本進行情報戰，刺探日軍侵華的下一步打算。
想的是很好，但世上之事，許多都不按預想得來。沒過多久，戴笠便發現他的兩條打算全部落空了。
忠義救國軍的襲擾，因為脫離人民群眾，與八路軍敵後抗戰立足於人民的鬥爭完全不一樣，是純粹的武裝抵抗，人打完了也就完了。而且由於人、槍太少，對強大的侵華日軍正規軍完全構不成牽制作用。
另一條，刺探軍事情報也沒啥用處。侵華日軍進攻非常猛烈、快速，刺探來的情報基本沒有太大作用，有些情報甚至比日軍進展還慢。
所以，搞來搞去，戴笠發現他安插在敵後的特工組織，似乎只有一個功能還能派上用場：刺殺日寇軍官。
真是無奈！
無奈也得幹。戴笠向南京特區發出指令，對駐紮在南京的日本軍政要員實施刺殺。
指令下達到南京區，區長錢新民傻眼了，戴老闆你說說容易，大軍撤離，南京城只剩下兩個女報務員，連槍都不會使，你叫我們怎麼去刺殺日本高官？
錢新民想了很多辦法，直到1939年上半年，還是一籌莫展。
正當錢新民為難之際，戴笠發來了指示，立即啟用65號潛伏特工，立即下手刺殺！
65號特工是誰？錢新民一臉茫然。
二、多年臥底派上用場
65號特工，對外名叫袁露，已在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潛伏5年之久，至今還沒有暴露，堪稱奇蹟。
袁露非是旁人，正是詹長麟。
詹長麟1934年就開始潛伏了，當時中日關係尚未全面破裂，蔣介石一直不向日本宣戰，所以日本在中國南京還設有總領事館。
蔣介石指令情報機關派人打入日本領事館，刺探日本情報。
起初打入領事館的並不是詹長麟，而是一個叫王高科的特工，隸屬於復興社的特務處。
當時王高科的任務是觀察日本領事館的進出人員，以及他們的談話資訊。得到情報後，王高科向他的上司黃泗清彙報。
王、黃二人的工作很高效，挖出了日本打入南京的情報內線，許多名為日本人服務的漢奸相繼被抓了出來。
日本領事館感到非常蹊蹺，察覺到內部出了奸細，但遲遲查不出到底是誰，於是索性將最靠近機要辦公室的三名中國僱傭人員全部辭退，其中就有王高科。
這條線表面上看起來斷了，但暗線仍然存在。
要說這名叫王高科的特工實在不簡單，他早就留下了一旦出事的後手，他曾向日本人推薦過廚師、勤雜工等雜役人員，其中一個叫詹長麟的，就是他推薦的暗線。
王高科等人被辭退之時，詹長麟並沒有被辭退，他工作地點主要是廚房、茶水間，與辦公室距離較遠，洩密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日本人留用了。
詹長麟早年在在國民黨軍中當過兵，擔任過國民政府警衛旅旅長俞濟時的勤務兵，1932年12月在上海參加了保衛上海的戰鬥。
1934年他退伍回到南京，一直沒有什麼好的出路，靠織綢緞謀生，王高科介紹他到日本領事館當雜役，一開始頗有些牴觸情緒，畢竟打過仗的人，對日本人沒有什麼好感。
但架不住王高科屢屢勸說，還是去了。
詹長麟長得眉清目秀，人又勤快、肯吃苦，負責對他面試的日領館書記官宮下對他印象非常好。
去了沒多久，有一天晚上，詹長麟突然被一人叫到鼓樓旅社4號房間見面，此人也是軍統特務，名叫趙世瑞。
趙世瑞開門見山，把一柄手槍放在桌子上，亮明身份說：“擺在你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為國家服務，在日領館繼續當雜役，為政府當臥底。另一條是自殺，因為你身為一箇中國人，當年還曾當過兵，現在居然為日本人服務，可殺不可留。”
詹長麟心裡一驚，聯想到王高科的不告而別，似乎明白了什麼。事已至此，他不敢推辭，當即接受了任務，從此成為一名戰鬥在龍潭龍穴的軍統特工。
從1934年到1939年，詹長麟一直膽戰心驚地潛伏著，沒有接到任何有危險性的任務，誰知5年後，刺殺日本高官這樣極端困難的任務，居然落到了他的頭上，真是讓人不敢相信。
三、軍統太沒人性
詹長麟其實對軍統並沒有多麼強烈的信任感，他的直觀感覺是，這個組織太過冷冰，沒什麼歸屬感。
軍統給他的物質待遇很一般，每月10塊錢。再加上日本人開給他的工資，每月還有8塊，一個月18塊。
當時南京一百斤一袋的洋麵粉價格是3塊錢。換算到現在，一斤麵粉約4塊錢，一百斤就是400塊。詹長麟的18塊錢，大致相當於現在2400元。
就算當時主糧貴、菜果賤，這點薪水也不見得有多高，勉強能餬口而已。
軍統對詹長麟的工作也一貫冷漠、無情、高壓。
特工必須經過專業訓練才能投入實戰，詹長麟沒有任何特工培訓經歷，完全是個門外漢，充其量只能當低階情報員。但軍統並沒有設身處地為詹長麟考慮，而是一味要求他多提供情報，多提供有價值的情報。
詹長麟出於民族大義，對情報工作很支援也很用心。但是他懂的特工技能太少了，職業特工和業餘菜鳥完全不是一個概念，看人的眼神都不一樣。菜鳥心裡有什麼事，往往都掛在臉上，眼神裡都像掛著一把撓鉤，隨時能引起別人的注意。
所以起初一段時間他什麼情報也不會搞，一去接頭，兩手空空，總要被軍統上司訓斥一頓。
軍統訓人還特別容易上綱上線，詹長麟回憶說，有一次沒拿到情報，被長官訓話，要他搞三個反思：第一反思忠誠，有沒有背叛組織。第二反思破立，有沒有突破自己的成績，有新的開拓。第三反思廉恥，有沒有貪生怕死。
詹長麟沒想到是這樣的情況，心中難免有幾分後悔。
但既然已經走了這條路，趙世瑞曾對他說過，特工是一條不歸路，只能進不能出。詹長麟向上司吐露了自己的苦惱，上司也覺得確實有點難為他，於是找各種機會對他進行有限的培訓，讓他儘快掌握了一些基礎技能，至少保證能進行情報竊取和傳遞工作。
詹長麟一邊學習技能，一邊也更加主動地和日本管事人拉近關係。日領館的書記官宮下對詹長麟印象一直不錯，詹長麟也刻意討好他，爭著幹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慢慢取得日本人信任，向辦公室靠近。
日領館之前定過一些僱傭華人的標準，共有4條，一是不會日語，二是有家人在南京，三是外貌俊秀，四是幹活麻利手腳勤快。詹長麟全都符合，尤其是第一條，不會日語，讓日本人很放心。
書記官宮下認為，日本國內寄來的信件都是日文，詹長麟根本看不懂，所以就慢慢允許他幹一些和辦公室有關的工作。後來乾脆讓他去給日本總領事堀公一打掃房間衛生。
詹長麟暗暗高興，堀公一房間是宿辦一體的，裡面必然彙集了日領館最核心的機密，他雖然不懂日文，但他學習的那些竊取情報的基本技能，足以竊走資料而不讓日本人察覺。
詹長麟竊取情報主要有兩種方式。
一是現場監視，看總領事堀公一會見什麼人，領事人員平時都去哪裡。雖然聽不懂日本話，但時間一長，也能大概聽個差不多，知道誰去了哪。
二是偷。主要是偷寄給總領事的公私信件。一般是打一個時間差，趁總領事不在，當晚偷偷帶回家，拆開後抄下來，再按原樣封上。他自己刻了幾個用牙骨做的假郵戳，蓋上去完全可以以假亂真，從沒有出過差錯。
情報怎麼遞出去呢？
詹長麟為日本人做事，不僅日本人有時監視他，周邊的老百姓也看不起他們，是大家關注的熱門人物，與軍統來往太明顯了有風險。詹長麟想了個辦法，他把情報用明礬水寫在紙上，水乾了沒有顏色。情報紙由詹長麟母親遞出去，塞在家附近的一座關帝廟的關公像後面。
軍統接頭人員不定期到關帝廟取走情報。
詹長麟一直很小心，沒有出過什麼岔子。但有一次也險些暴露。
那天他在辦公室附近打掃衛生，總領事堀公一有事外出，領事館的日本人都很放鬆，沒有人在辦公室。詹長麟拿著工具三晃兩晃，裝作不經意間進了總領事房間。
他先翻了翻紙簍，沒發現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又大著膽子拉開辦公桌的抽屜，正要翻看一下，突然聽見咚咚的腳步聲向辦公室走來。
詹長麟馬上把抽屜推回原位，拿起抹布在桌子上一頓擦。
門吱呀一聲，原來是副總領事來了。副總領事見只有詹長麟一個人，頓時面有怒色，氣沖沖地走到他面前，啪地一下打了詹長麟一耳光。
詹長麟裝出一臉不解的樣子，低著頭一動不敢動。
副領事哇啦哇啦大罵了頓，雖有懷疑，卻也沒抓到什麼把柄，取下牆上掛著的羽毛球拍又走了。
這是詹長麟之前的臥底生涯中最有危險的一次。
他認為這應該就是臥底最危險的情況了，然而1939年6月發現的一封信，徹底把他推到了火坑邊緣。
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丟到他頭上。
四、毒藥太少了
1937年7月，中日全面開戰，日本撤走了領事館，轉眼間半年過去了，日本人又殺了回來，佔領了南京，重新開設了總領館。
日本人又找到了詹長麟，要他繼續為總領館工作。詹長麟按軍統總部指示，繼續在日領館當雜役。在他推薦下，他的哥哥詹長炳也進了日領館。兄弟二人一同為軍統服務。
日本人給他們兄弟一輛腳踏車，併發給他們兄弟寫有“日本領事館使用人”的袖標。他們外出工作時，膀子上戴著這樣的袖標，在南京可以出入任何地方。
幸虧有了這個東西，詹長麟一家在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能倖免於難。
1939年6月初，詹長麟照例偷到一封日本外省寄到南京給總領事的信，竊出來送給了南京特區軍統組織。
軍統局正愁如何下手刺殺日本高官，見信大喜。
原來信上說，日本外務省次長清水及隨員三重，要在6月9日到南京總領事館視察。
6月10日晚，領事館將舉行一場大型酒會，歡迎清水次長及隨員三重。這場酒會規格非常高，日本政界、軍界和偽維新政府高官都要參加。
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將、參謀長吉本貞一少將、副參謀長鈴木宗作少將、軍報道部長谷荻那華雄大佐、特務機關本部部長兼偽維新政府的最高顧問原田熊吉少將，以及谷田大佐、高僑大佐、公平中佐、巖松中佐、三國大佐、島本少將、三浦大佐、澤田海軍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
偽維新政府方面的有:偽行政院長梁鴻志、立法院長溫宗堯、綏靖部長任援道、內政部長陳群、交通部長江洪傑、司法部長鬍礽泰、教育部長顧澄、外交部長廉隅、財政部次長嚴家熾、實業部長王子惠、南京市長高冠吾等。
總領事堀公一、領事內田、副領事有久乾等4人將作為主人主持宴會。這份名單幾乎囊括了當時駐南京的日本華中派遣軍的首腦以及偽“維新政府”的骨幹分子。
如此盛大的場合，真是絕好的刺殺機會。
如果有可能，趁宴會時丟幾顆手雷，一鍋端掉幾個日本將軍，這對全國抗戰軍民將是一次極大的鼓舞。
可惜，軍統沒能力丟手雷，只能另想辦法。
想來想去，在戴笠指示下，南京特區設計了一次投毒計劃，專門成立了投毒行動小組，軍統局南京區副區長尚振武任小組長，詹長麟則被定為投毒的實施人。
為什麼這麼設計呢？
日本領事館對詹長麟已經非常信任，信任到讓他去採購宴會所需的酒水，他已經在南京三山街的老萬全酒家採購了一批紹興黃酒。
這家酒店以往經常為日本人供貨，所以日本人沒有什麼擔心的。
軍統抓的就是這樣的機會，讓詹長麟接近酒品，尋機在裡面下毒。
尚振聲專門交待詹長麟，不要猶豫，為了黨國抗戰大計，要有與日本人同歸於盡的決心。
詹長麟當時才26歲，年紀輕輕，哪裡想過死。
眼見這個任務並不是和敵人短兵相接，為什麼還沒開始就說死呢？
他向尚振聲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說“:把毒藥投入酒瓶，是整個行動最重要的一步，決定成敗。我完全能做到。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這毒藥有沒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藥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賠進去也無用。”
尚振聲派人交給詹長麟一支美國進口的毒藥，說是劇毒物氰化鉀藥粉，沾上就死。
氰化鉀的毒性確實很大，無色無味（也有人說是苦杏仁味），不易察覺，口服50-100mg就能致死。
尚振聲說沾上就死，有一定誇張成分。這要看劑量，50-100mg雖然不多，但日本人要喝的酒很多。畢竟來的人有幾十位，酒有幾十瓶。那一支氰化鉀到底有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但經過那麼多黃酒的稀釋，濃度自然不會很高。
這是後來沒有大量毒死日、偽高官的原因。
詹長麟當時不明所以，接受了這個任務。詹長麟又向軍統局南京區提出一個要求，說“:我有個心願，就是在完成任務後，能夠安全地撤離南京。我還年輕，還要繼續殺敵。我還有全家老小。這不會影響我完成任務。”詹長麟的要求得到批准。
6月10日晚6時左右，日本總領事館的酒會準時舉行。詹長麟按照預定計劃，在開宴前幾分鐘，偷偷把毒粉倒入酒瓶，並且使勁搖動，讓毒粉均勻地溶解在酒裡。開宴時捧著毒酒瓶，走到桌邊，按順序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後退到一邊，緊張地觀察日、偽官員們喝酒。
堀公一領事興奮地說了致酒辭，然後將酒一飲而盡。其他官員紛紛舉杯飲用。
詹長麟見計策已成，趕緊轉頭離開領事館，和哥哥一起騎腳踏車狂奔到長江邊，在軍統人員的接應下逃離南京。
那麼宴席上的日偽官員們怎麼樣了，都被毒死了嗎？
很可惜，一個大官也沒毒死，毒死的只有一個三浦大佐，和兩個領事館的書記官，一個叫船山，另一個就是對詹長麟很信任的宮下。
為什麼會這樣呢？有兩種說法，一種說宴會前，幾名將軍級的華中派遣軍軍官有事沒來；另一種說法是，日偽高官們都沒有喝太多酒，中毒不深，毒發後立即搶救，都撿回一條狗命。
詹長麟後來得知詳情，不禁為自己的冒險感到不值，他還曾質問過黃泗清，也就是負責主持這起投毒行動的具體領導者：“這到底是啥藥，說的那麼厲害，沾上就死，咋也不靈？早知道這樣，還不如用砒霜，保證死一大片。”黃泗清也弄不清楚到底怎麼回事，支支吾吾沒回答清楚。
五、好人長命
不管怎麼說，這也是一場發生在敵人心臟裡的成功暗殺。
日軍惱羞成怒，在南京城內大肆搜捕，抓了上千人，殺了不少無辜之人。
南京的軍統地下情報組織為了防止日偽當局傷及無辜的南京同胞,也為了保護好軍統在南京的地下組織,乃以詹長炳、詹長麟兄弟的名義寫了一封信,於6月25日從上海租界寄給南京日本總領事,說明投毒案的真相,承擔一切責任,並表明他們這次採取投毒行動並非出於私怨,而是出於對日本侵華暴行的國仇家恨。
信中還向日軍公然挑戰，說我們詹氏兄弟明人不做暗事，現在已經逃到上海，下一步逃往香港，日本人如果有本事就來抓。
日軍當局氣得三尸神炸，七竅生煙，立即派遣特務在上海和香港佈下暗哨,要抓詹氏兄弟歸案，但一無所獲,連詹氏兄弟的影子也沒看見。
其實,信中聲稱詹長炳、詹長麟兄弟將前往香港,是佈下煙幕彈。當時重慶的國民黨《中央日報》根據對毒酒案作了連續五次報道,也是故作疑陣,進行配合。這煙幕彈果然起了作用。實際上,詹長炳、詹長麟兄弟在軍統組織的幫助下,在江北六合鄉村一個人家躲避了一個時期,然後轉移到浙江農村一個偏僻的地方,隱姓埋名居住,直到抗戰勝利。
1941年，日軍曾抓住一個軍統特工卜玉林，此人曾在南京特區工作過，日軍嚴刑逼問，要他供出南京毒酒案的內情。卜玉林寧死不屈，至死也沒招供。
後來日本人再也沒有捉到與此案相關的軍統人員，此案也就成了一樁不明就裡的懸案，直到日軍戰敗撤出中國，再也沒有破案，在日本侵華相關檔案中，一直沉睡到21世紀。
故事中的主角詹氏兄弟，在抗戰勝利後回到了南京，受到軍統局的嘉獎，詹長麟功勞大，領到了5萬元獎金。這可是一筆鉅款。
詹長麟目睹了軍統的冷血無情，也厭倦了高度緊張的特工生活，於是經過申請，離開了軍統，哥哥詹長炳則繼續為軍統幹事。軍統為何為詹長麟破了個例呢？大概此人一直參與對日情報工作，與反共情報線沒有什麼瓜葛，退出軍統影響不大，加之他又受到政府特別表彰，不宜嚴格拘束之，所以才破例容許他退出。
詹長麟在南京中央門外開了一家旅館、一家飯店、一家雜貨店，生活過得倒也逍遙自在。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已任軍統局外事組少將組長的趙士瑞,來到詹長麟的旅社,勸詹長麟一同去臺灣,詹長麟不肯。詹長炳、詹長麟兄弟都留在了老家南京。
詹長炳在解放初去世，詹長麟則一直無病無災，退休後每月能領到1000多元的退休金,與兒孫們生活在一起。2005年抗戰勝利60週年時,中央電視臺與《南方週末》等多家報紙都採訪過他,並作了報道。
後人採訪他時，問及當年毒殺日本官員的細節，詹老不無遺憾，抱怨戴笠發給的毒藥實在太少了，若是多給一些，說不定能把日本領事館的官員們多毒死幾個，為罹難的南京同胞們抱仇雪恨。
詹老活到了2008年，以95歲的高齡辭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