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孫子兵法中有一句膾炙人口的成語,叫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早在幾千年前,我們老祖宗就極端強調情報的重要性。
自稱熟讀兵法的蔣介石顯然也看到了這點,早在1928年就成立黨務調查科,專門從事情報和暗殺。抗戰初期更是進行了一番整合,組建中統、軍統兩大特務組織。
一開始,兩大特務組織算是並駕齊驅。可到後來,中統日漸式微,軍統越做越大,抗戰勝利時已經發展為擁有十萬別動隊(忠義救國軍)、四點五萬特工的龐然大物。
天有不測風雲,1946年3月17日,軍統老大戴老闆飛機撞山。十四點五萬人馬頓時群龍無首,被各方勢力瓜分:忠義救國軍改編為交通警察,情報分析部門與原軍政部第三處合併為國防部二廳,秘密行動部門縮編為國防部保密局。
當時,接替戴老闆任軍統局局長的鄭介民看好國防部二廳,並不看好保密局。他本人從不過問保密局人事安排,卻熱衷於過問二廳的業務。
1947年11月中旬,鄭介民升任國防部政務次長,廳長職務交給副廳長侯騰接替。不過,以後凡有關第二廳的問題,蔣介石仍向鄭介民詢問並不斷給其髮指示,侯騰這個廳長基本是擺設。
沒多久,鄭介民很快發現,二廳的工作不好乾,要麼無法獲得我軍情報,要麼獲得一堆假得不能再假的情報干擾決策。
一、導致國軍戰略失敗的三個錯誤情報
1946年4月—5月,我軍在吉林四平與國軍血戰,最後因敵強我弱主動撤退。撤退途中,東總作戰科科長王繼芳叛逃,使杜聿明獲得了我軍的部署,導致我軍在一段時間內處於被動局面。
到1946年10月,國軍不僅在松花江沿岸建立了多個堡壘,還將南滿我軍壓縮在臨江地區。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杜聿明妄圖南攻北守,調集重兵猛攻我南滿根據地,對北滿採取守勢。我軍則針鋒相對,採取南拉北打的方針,進行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扭轉了東北戰局。從此之後,東北我軍掌握了戰役的主動權。
在調重兵進攻南滿前,杜聿明並非不知道東北國軍的困難處境:截至1946年9月,東北國軍正規軍共有9個軍、25個師,計36.5萬人,但攤到53座城市和146座主要城鎮後,機動兵力就很少了。
後來進攻南滿根據地,杜聿明東拼西湊,也只能拉八九萬機動部隊
那杜聿明為何還要抽調有限兵力進攻南滿根據地呢?原因就是被國防部二廳兩份錯誤情報所迷惑。
1946年10月,國防部二廳給杜聿明下發了一份“絕密情報”:共軍於哈市南崗召開軍事會議。林主張續戰,哈市長李天佑則主張和。兩人激辯之際,市長李天佑之胞弟將林擊傷,林當還槍,將李之胞弟擊斃。林因傷重斃命。市長李天佑現被捕解送佳木斯。
想必對黨史和軍史略知一二的讀者,都知道這份情報的荒謬。李天佑明明是東野一縱司令員,啥時候當哈爾濱市市長了?至於林和李火拼的橋段,只能佩服二廳諜報人員的想象力,把我堂堂東野總部想象成土匪了。
杜聿明看了這份情報自然有點懷疑,可潛伏在哈爾濱的國防部二廳諜報人員又送來第二份“情報”:據本部潛伏哈市之諜報員電稱,林總被狙擊後確有月餘與外間斷絕關係,故哈市一般軍政人員均認林已斃命。
沒多久,上級又轉給杜聿明第三份情報,這是鄭介民親自撰寫呈送給蔣介石的,裡面提到:北滿共軍首腦情緒似極彷徨,深恐國軍進佔哈爾濱。哈爾濱人心極恐慌,如美國飛機(負責運輸我黨高階幹部從延安到東北)一日不到,市面金融立即紊亂。
這份情報極度誇大了我黨在北滿面臨的困難處境。早在1946年6月5日,東北局在給中央的電報中就指出,固守哈爾濱無問題。哈爾濱市面情緒在6月底也有所緩和,哪有什麼人心恐慌。
不過,這三份情況倒是真把杜聿明給忽悠了。杜聿明認為北滿我軍自保不暇,大機率不會增援南滿,於是放心大膽進攻南滿我軍。結果大家也知道了,你杜聿明進攻南滿,我東野就來個三下江南。
還是在東北戰場,1947年7月31日,鄭介民向蔣介石密報國防部二廳對共軍發動第六次攻勢(即1947年秋季攻勢)的情報,聲稱:
共軍以少數兵力進犯農安、永吉、長春、公主嶺、四平等處,集結精銳由遼東直逼瀋陽窺據鞍山,於遼南集結精銳一部進犯海城、大石橋、營口,分竄溝幫子、葫蘆島、錦州等處。
蔣介石對此頗為重視,批示:此計劃應注意並電示陳總長。陳誠果然把重兵放在了鞍山、瀋陽、錦州一線。
實際上完全相反,1947年秋季攻勢中,我軍是以3、第4縱隊和遼東軍區3個獨立師,向昌圖、鐵嶺間和遼陽、大石橋間國民黨軍進攻;第8、第9縱隊和冀察熱遼軍區4個獨立師,擔負錦州至山海關和錦州至承德鐵路沿線國民黨軍的作戰;東總直接指揮第1、第2、第6、第7、第10縱隊和3個獨立師在四平至長春間尋機殲敵。劉伯誠
打仗時,國軍見錦州、遼南告急,調走了大批部隊,我東野主力趁機橫掃公主嶺、四平、長春以南地區,斃傷俘國民黨軍6.9萬餘人,收復和攻克城市15座,切斷了長春至四平鐵路。
接著說說關內戰場。1947年6月30日夜,我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以突然勇猛的動作,一舉突破國民黨軍的黃河防線,殲敵一部,當即包圍鄆城,並於7月2日攻佔該城四關,揭開了魯西南戰役的序幕。
而在戰前的6月26日,國防部二廳則根據“諜報人員”的訊息,錯誤判斷劉鄧大軍“目前在安陽兩側地區整補完畢,似有積極行動企圖。”為“堵其主力北竄或東竄,建議國軍主力沿平漢路北上,先肅清淇河以南鐵道兩側地區,並打通安陽交通。”對我軍要強渡黃河一無所知。
因此,當得知劉鄧大軍主力強渡黃河,攻克鄆城後,顧祝同大為震驚,匆忙把部署在魯西南的王敬久集團調來,結果被劉鄧大軍圍點打援,全部殲滅。
國防部二廳情報之差,引起蔣介石極大不滿,1948年5月,蔣介石主持召開軍事檢討會,重點檢討全面內戰爆發以來作戰得失。
在會上,蔣介石大罵國防部二廳無能,怒氣衝衝地指著鄭介民說:“你們每天報給我的都是假訊息、假情報。有你在,我什麼也看不到!一萬個鄭介民,比不上一個共諜。”
會議結束後,鄭介民被撤銷了國防部政務次長的職務,再也不能指揮國防部二廳了,改任分管美援的次長。
當時,美國對國民黨的援助力度還可以,1948年4月剛透過援華法案,計劃援助國民黨政權總價值不超過三億三千八百萬美元的經濟援助和不超過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的軍事援助,似乎分配美援武器是肥缺。
可實際上,第一批物資到1948年年底才交付,而且尷尬的是,鄭介民作為直接負責分配的美援的國防部次長,卻不知道這批美援的目的地——蔣介石已經下令首批550噸軍火運往北平,鼓勵傅作義堅守。
鄭介民下臺後,國防部二廳的實權掌握在廳長侯騰手裡。侯騰啟用電訊偵測專家魏大銘,企圖在偵破我軍電臺往來上下功夫,一開始也的確有些成效。
當時,前線國軍經常謊報軍情,豫東戰役中,邱清泉聲稱“消滅”我華野一、四、六、十縱隊,計14個旅。結果國防部二廳透過偵測我軍電臺訊號,發現已經被“消滅”的部隊番號依然存在。
可到了1948年9月,大決戰前夕,我軍加強了電臺訊號保密工作。國軍已經很難偵測到我軍電臺訊號了。
遼瀋戰役前,為了隱蔽東野主力南下攻錦的企圖,東野總部曾命大功率電臺在雙城、長春之間移動。國防部二廳果然上當,誤認為東野總部仍在雙城,意圖攻打長城,對錦州疏於防備。
事後,侯騰被蔣介石痛罵了一頓。
二、二廳的作為
看了上述奇葩情報,也許有不少讀者認為鄭介民對我黨幾乎一無所知。其實,在國民黨特務頭子中,除了叛徒以外,對我黨瞭解最深的還真是鄭介民。
鄭介民經常關在房裡,單獨研究我黨報刊雜誌和檔案,瞭解我黨的政策。他的辦公桌抽斗內裝滿收集來的我黨書刊檔案。下班後,鄭介民還選擇幾本帶回家來看。
尤其是對《新華日報》,鄭介民更是再忙天天都要仔細地看,且篇篇文章都看得一字不漏,妄圖從中找出能鑽空子的地方,進行特務活動。
整天看我黨報刊,還真讓鄭介民想到了一個從事特務活動的“歪招”。
當時,我黨十分重視統戰工作,鄭介民趁機組建“公教青年報國團”,對外稱“民眾建國會”,妄圖以在解放區開展合法活動為幌子,從事特務活動。以雷震遠為該會會長,鄭介民派軍統特務陳鎮華、刁化仁分別擔任副會長和秘書長,指導和監督他們開展特務活動。
1946年10月12日,鄭介民首先在山東試點,成立山東公教青年報國團,下設魯東、魯西、魯南、魯北4個分團及濟寧區團,勾結各地的地主和還鄉團分子,在山東廣大城鄉.進行了一連串的罪悪活動.
他們以“慈善”為名,用金錢物資利誘往來解放區的商民、地主等,蒐集情報,並選拔所謂精幹分子組成秘密工作組,潛入解放區從事特務活動。
除此之外,鄭介民還利用自己在國防部的關係,撥給部分還鄉團大量武器,讓他們進攻襲擾解放區。
1947年7月,潛伏在正定的特務楊鴻志趁我軍主力在外線作戰的機會,組織成武裝還鄉隊,佔領正定縣城達49天,殺害了群眾300多人。
為偵破敵人的破壞活動,我黨社會部和公安部門通力協作,深入偵察,終於在1948年底破獲了這個鄭介民一手經營,由雷震遠、刁化仁等操縱的特務組織。雷震遠逃往南京,轉赴美國。
除此之外,鄭介民還組建了綏靖總隊,主要負責在解放區進行情報、行動、突擊、組訓四大工作。
為了像復興社一樣向綏靖總隊幹部灌輸忠蔣反共思想,鄭介民還成立了一個“勵志社”,他除了親自當主任,還把軍統大特務,我黨叛徒張炎元調來當副主任。
張炎元在黃埔軍校第二期畢業,早年曾加入我黨,大革命失敗後叛變革命,追隨鄭介民和戴笠,為蔣介石搞特務工作。1932年4月,復興社特務處成立時,張炎元就是骨幹成員之一。
抗戰前,張炎元主要在華南,華北主持國民黨的特務情報工作,深得鄭介民賞識。1947年11月,鄭介民升任國防部政務次長後,保舉張炎元為二廳政務副廳長,實際主持二廳工作,併兼任綏靖總隊副總隊長、勵志社副主任。
綏靖總隊成立後,張炎元召集東北、華北、西北、華東、華中等地六千多名青年來受訓。凡參加綏靖總隊的青年,都要加入“勵志社”,並在中央訓練團愛搞特務那一套的嚴格訓練。
綏靖總隊下轄7個綏靖大隊,所屬大隊長,都是保密局的骨幹。蔣介石為了挽回敗局,又指示鄭介民把綏靖總隊各大隊派往東北、華北、華南、華中各綏靖區。各大隊均受鄭介民領導,工作無一不秉承鄭介民的指示行事。
派到各地的綏靖總隊赤膊上陣,瘋狂破壞我黨組織,蒐集作戰雙方的情報,對蔣軍官兵進行監督,非常頑固兇狠。
可惜的是,1948年5月,鄭介民失勢,親信張炎元二廳常務副廳長職務也丟了,改任廣東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兼保密局廣州站站長,實際上失去了對綏靖總隊的控制。
掌握二廳實權的侯騰,對鄭介民搞的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不感興趣,大筆一揮,把分散在各地的綏靖總隊編入剿總序列。
本來從事特務活動的隊伍直接被剿總推上戰場一線,結局可想而知,首批訓練的六千人損失殆盡。尚在訓練的第二批三千人則從上海逃到臺灣。
侯騰掌握大權後,除了啟用專家加強電臺偵測外,還組建了國防部反情報隊,成員都是從自己妻弟所辦情報學校畢業的學生中招聘。
反情報隊和鄭介民時期大張旗鼓搞的各種特務武裝不同,短小精悍,一共只有150人,編成12個隊,分在上海、武漢、成都、西安、北平、青島等地,專搞內部防諜和外部情報收集工作。
不過這支隊伍的成績實在是太差了,成立以來沒有偵破過一起共諜案件,反而有人在外勒索、有人倒賣武器。搞來搞去,只抓到兩名有“通共嫌疑”的國防部職員。1949年4月,侯騰不得不撤銷了這個沒有作用的組織。
三、二廳收集情報不力的原因
80年代,原國防部二廳的特務回憶往事,普遍認為之所以二廳工作太差勁,主要就是鄭介民和侯騰之間的明爭暗鬥。
侯騰,湖北大悟人,畢業於黃埔五期,曾任駐美大使館武官,具有天子門生+美國熟人雙重身份。二廳組建時,美國顧問團就極力向蔣介石推薦侯騰。
鄭介民也認為,侯騰並非軍統出身,執掌以原軍統原班人馬為主的二廳必然困難重重,自己還能在幕後操縱,因此也同意讓侯騰當二廳副廳長、廳長。
沒想到,侯騰野心大得很,企圖清除鄭介民的勢力,獨掌二廳大權。他首先瞄準那些年紀大、資歷深、很久不得升遷的老軍統科長、處長,請客吃飯送禮,外加封官許願,很快拉攏了一批人。
對於不願意被侯騰拉攏的幹部,侯騰直接以年老體衰為由強制退休,或者調到保密局。
緊接著,他又以培養人才為名,讓自己的妻弟辦情報學校,規定只有情報學校畢業,才能被二廳錄用為情報員,企圖釜底抽薪,另起爐灶。
一開始,鄭介民忙著在北平搞軍調,暫時沒空分身管二廳的事情。後來眼看二廳幾乎被侯騰架空,果斷出手,以國防部政務次長的身份叫停了侯騰的人事任免案。
鄭介民又想辦法調自己心腹張炎元出任二廳常務副廳長,其他親信出任二廳各處主持工作的副處長。這樣一來,侯騰就很難全面控制二廳了。
侯騰也不是傻瓜,得知鄭介民要架空自己非常惱怒,好歹自己也是廳長,於是利用職權給鄭介民下了不少絆子。
比如鄭介民要組建公教青年報國團和綏靖總隊,侯騰故意拖著不辦,就算辦了,在幹部人選、經費撥發上也拖著不批。
鄭介民原來計劃在各解放區都組建龐大的特務組織,結果在侯騰的干擾下,公教青年報國團只在山東一省算機構健全,晉察冀和晉冀魯豫根據地只有幾個小組在活動。
1948年5月,鄭介民被撤銷了國防部政務次長職務,侯騰以為自己真正能掌握二廳大權,開始大幹一場,可這回反倒是鄭介民給自己“下絆子”。
和鄭介民不同,喝過洋墨水的侯騰不喜歡搞大規模的地下特務組織和諜報網,而是更崇拜美國那一套,搞先進的電臺偵測和密電碼研譯。為此,侯騰專門成立二廳七處,安排五六百人專門搞偵測。還在各地建立130多個諜報臺。
鄭介民哪裡會讓昔日的政敵做出成績,很快使了不少陰招。當時,侯騰招的電臺偵測人員一律按工程師待遇發放薪酬,還有破譯技術獎金。鄭介民向上告了一狀,以耗資甚巨、收效甚微為由,將這批人一律改為尉官。
這樣一來,不少現職人員不安心工作,沒幾個月大批人離職,給侯騰當頭一棒。
侯騰又暗中啟用不少日本戰俘負責破譯我軍密電碼,以及從事戰場電臺訊號側向,還建立了幾個中距離測向網,企圖透過偵測我軍電臺訊號密度,尋找我軍主力所在。
鄭介民得知後,把這事捅了出去,輿論大譁,紛紛指責侯騰用日本戰犯打內戰,該殺頭。侯騰只能叫停這一計劃。
諜報臺工作沒搞出什麼成績,侯騰找出一個原因,那就是諜報臺派遣的數量太多,分佈面廣,廳本部鞭長莫及。因而決定在各重要的戰略中心如徐州、武漢、西安和重慶等地設定第二廳辦事處,分割槽域管理各地的諜報組工作。
可惜為時已晚,1948年秋,不少諜報臺所在地解放,辦事處很難聯絡相關電臺了。
1949年末,侯騰赴臺,重蹈了前任鄭介民的覆轍,蔣介石認為侯騰在二廳工作成績還不如鄭介民,撤銷了侯騰職務,改任國防大學校長。
沒幾年,鄭介民復出,擔任“國家安全域性”(由原國防部保密局)“局長”,處心積慮找侯騰黑材料,侯騰連校長也當不成了,掛個國防部戰略計劃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的名頭在家養老。1963年抑鬱而終,年僅5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