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之學是一門老學問，一般的說領域很窄很冷，沒有多少人涉及、喜歡這門學問。我是因為一畢業分到圖書館來搞善本古籍考訂著錄的，不得不坐冷板凳。
搞中國傳統學問的，作為一種側面的知識也可以多少涉獵一點，搞傳統文化或者傳統學問研究的大概都需要懂一點版本方面的知識，否則拿起一部書就用，不知道真偽，也不知道這部書的版本優劣，就常常出問題。最近有兩篇文章，是談印刷術發明的。中國印刷術，雕版印刷術、套版印刷術、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是中華民族對全人類作出的貢獻。現在這件事情在國際上起了爭議，特別是韓國,從佛寺塔裡出了一部《無垢淨光陀羅尼經》，是武則天時期的，因此就說這個是現在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印刷品。他說“最早的”目的是說這不是我們刻的，是他那兒刻印的，不是中國傳過去的。這件事情從1966年韓國地震後修這個塔時發現此經書後開始，當時中國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沒有人注意這個問題，韓國就一個勁兒地拿這件事做文章，證明韓國發明瞭雕版印刷術，然後再爭活字印刷術發明權。活字印刷術不爭別的，爭金屬活字，就是銅活字印刷術，這個是可以討論的，雕版印刷術沒有討論的餘地，它牽扯到我們古老的智慧財產權。我們中國的四大發明，是早就被世界公認的，現在既然有人提出，也沒拿出什麼證據，所以現在這個事情有點熱。
這幾年拍賣市場引起了一些人的興趣，有不少人,有退休的，有年輕的，也有博士，涉足拍賣市場，所以就涉及鑑定問題。現在人們對古籍的價值越來越看重，哪怕是一個鄉村野老，只要書的紙有點發黃,再是個線裝的，他就認為是個寶。然後想方設法託人轉幾個彎，找一個人給看看，常常是抱著希望而來，多數是掃興而去。一看那些東西根本就不值錢，拿到中國書店根本沒人要,這樣的事情一年裡頭也不少。我想開頭談一點這方面情況，表明掌握一點版本知識還是有用的。
我剛才說到版本，我現在只舉一個例子，隋朝有一個叫盧太翼的人，很聰明，到中年以後雙目失明瞭，是一個很有天資的人。《隋書》上有他的傳記，傳記裡講，他中年以後目盲，雙目失明瞭，年青時候讀書很多，失明之後看不見字，用手摸，以手摸書而知字。他能這樣，當然有點言過其實了。中國的史書有點文學色彩,誇張。可是有一個本子，“而知宇”的“而”宇錯成了“面”，就變成了“以手摸書面知字”。我們的學界抓住這句話，認為“以手摸書面知字”不可能，因為印刷的東西是光的,又不是盲文，怎麼摸呢？摸書面不會是摸紙的書面,一定是摸雕版的版面，由這個版面又推測出來,版面不應該是正字,正字印出來就是反字了，它應該是反字。拿這一條證據，證明中國隋朝出現了雕版印刷術。一個很有影響的人物拿這個當一個證據，然後影響到別人寫一篇文章。這個就有點問題，我託我們在座的一個同志，幫我查了查，他給我查了《隋書》的十個版本，都是“以手摸書而知字”，沒有一個是“以手摸書面知字”的，可見版本問題非常重要。一字之差，關鍵的地方，這就出了歧義了，出了歧義之後就容易引起笑話。前邊說的那篇文章,我想作者其心也善,可是，將這麼一個證據拿出來，還不如不說，一說,別人拿別的版本一對，就能找到錯誤所在。退一萬步說，即便是個“面”字，你怎麼就知道摸的不是紙面，非得是版面呢？哪裡能找出證據來,找不出證據來嘛。所以一字之差，可以匯出一個科學結論,也可以匯出一個笑話。所以懂得一些版本的知識，關鍵時刻能用得上。
版本鑑定談起來比較麻煩，原因是它沒有什麼規律，實際上是對一個人的知識的檢驗,古書的知識越多,進行鑑定的途徑也越多。現在咱們叫古書版本鑑定，我的書的名字也叫“鑑定”。其實長期以來我都想捨去這個詞，不想用“鑑定”這個詞。大家知道，大概至少是從清朝中葉以後，我們的版本學就往偏處走，偏到不講學問了，搞版本學的人不是認認真真去考定，而是拿著書找靈丹妙藥，可是實際上誰也沒有抓住這個靈丹妙藥。近幾十年來,我們相當一部分人在努力扭轉這種風氣，反對靠紙墨行款，觀風望氣來確定版本。所以我較長時間不想用“鑑定”這個詞，因為“鑑定”這個詞容易讓人誤以為只憑眼睛看，但實際上這是一門老老實實的輔助科學，不經過考定實際上說不出準確的版本。可是話又得說回來,既然版本鑑定有這麼長的歷史，大家都很注意從古籍風格特點上來鑑定版本的途徑,也有它存在的一定道理。所以今天我就結合個人實踐，結合前人的經驗，談一談版本鑑定問題。
我曾經歸納了15個途徑，就是說，遇到一部書可以從15個方面下手來考訂這部書是一個什麼版本。考訂就要有根據,根據都擺在那兒，你看到了，拿來用了，這個事也就解決了。如果不是去考訂，只是憑眼睛看，我敢說歷來憑眼睛看的沒有一個不出毛病的,再大的學問家，經驗再豐富也會出毛病。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張元濟老先生，應該說他是我國近現代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傳統的科第出身，功底比較好，又一輩子搞古籍鑑定，潘氏寶禮堂的善本書目是張元濟先生編的,應該說沒有問題。可是裡面有一部書，《黃氏補千家注杜工部詩史》，張先生鑑定它為宋版。這部書進到國家圖書館以後，張先生鑑定的意見已經上了書目，館裡也就不敢再鑑定了,一直到國家圖書館1959年出的善本書目，它仍然被著錄是宋版。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在武英殿搞過一個展覽，有幾部書出自朱檀墓，朱檀是朱元璋的兒子，魯荒王,活了二十幾歲死了。這個人荒唐得很，十幾歲就想長生不老,通道,服道家的藥把眼睛都搞壞了，死得很早。死後禮部給上諡號的時候沒法上,最後朱元璋親自給他定諡號“荒”，就是說魯荒王荒唐。從他的墓裡出了幾本書，其中就有《杜工部詩史》。這部《杜工部詩史》，跟我們國家圖書館藏的寶禮堂這部完全相同，是一個版本，可是這裡頭有一個牌記，在卷三十二卷之後有一個牌記，這個牌記是“至元丁亥武夷詹光祖重刊於月厓書堂”，再開啟我們這部書相同的地方一看，牌記已經被剜去了。元初和宋末風格上沒多大區別，尤其是詹光祖這樣的刻書家，生活的時代雖是從宋末過渡到元朝，但他一直在刻書,風格沒多大變化，所以要確定版本時代還要抓住其他證據。
我今天在這裡不可能把鑑定版本的15個途徑每個都講一遍，我想重點談談從歷代刻書的風格特點來初步鑑定版本。
所謂“初步”，就是指一部書拿到手，一看大概就能判斷是什麼時代的，然後你再具體細看，甚至於離開這部書，去查詢其他有關的資料,最後經過考訂之後，再得出結論。可是就這麼一拿，第一眼的功夫你得有。我雖然反對以這個來作為一個主要的途徑來鑑定版本,但作為我們搞版本的人，又不能不具備這個基本功。在座的各位我不知道有沒有愛好參與拍賣市場的，這還得有一點基本功夫。有時候時代比較早的東西，可能頭尾都沒有,那你可怎麼辦呢？什麼其他條件都沒有，考證也無法考證，只好憑風格特點做一個大致判斷。在版本鑑定中，這種事太多了。我想重點從不同時代不同風格特點來初步鑑定版本談起。
唐代刻書,流傳下來的沒有多少，因此唐代刻書極難用幾句話歸納它的風格特點。唐五代都是這樣,大概合起來唐五代印刷品傳世的一共也就20件左右吧。所以談版本鑑定更多地從宋代開始。版本鑑定是古書版本學的核心內容，是古書版本學在實際操作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實踐。版本學的內容不僅僅是版本鑑定，但它是版本學中的核心內容，也是這門學問作為實際操作當中必須完成的一個環節。就是不管你說對說錯，最後你總得說出一個自己的結論。至於對錯，那就看本事了。就像我們搞這行的,最後你再怎麼著也得說出自己的意見，所以它非常重要。不管是搞圖書館工作的也好，藏書家也好，書估也好，乃至於玩書的——現在也有玩書的，山南海北去買,隔一段時間又出手了，過去老百姓的話叫玩書的——最終都要得出某一部書到底是什麼本子，沒有這個結論，拍賣市場也沒法商量。從這個意義上說,版本鑑定又可以說是版本學當中最終的一個歸宿,最後的落腳點。下面我想就歷代刻書的特點談一談個人的看法。
先談宋代刻書。宋代刻書的特點從版式上講大概是:前期多白口，四周單邊。線裝書的書口，因為是合葉裝訂,形成上一個半版下一個半版中間折行的中縫線，這就是書口。書口這個地方，是白口是黑口就體現出時代特點。宋代刻書特別是前期刻書的書口多為白口。白口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這個地方的板面，必須挖去,這個書口才成為白的，這是宋代刻書尤其是前期刻書很重要一個的特點。從刻書的版框看，四周單邊者多,這是前期。宋代刻書的後期仍然是書口多白口，但變成了左右雙邊，前期多四周單邊，後期變成了左右雙邊，就是在邊框的左邊的豎邊欄和右邊的豎邊欄的裡邊又有一道線，實際上就是第一格的細黑線，形成了左右雙邊。四周雙邊也有，但是不多。到了南宋中晚期，書口出現了細黑口，細黑口也稱為線黑口，就是在上半版下半版中間的隔行中上魚尾上、下魚尾下又刻一道線,這一道線，要印出來就是一道黑線，這就是所謂的細黑口，也稱為線黑口。古書的書口也有象鼻子的說法，有人說在上魚尾的上邊一直到上邊欄的這塊一寸左右大的地方，圍繞版心的中縫線左右兩邊各刻一道黑線,一直通到上邊欄。這兩道線連著魚尾,因為它是叉尾，結合起來一道看，像是垂下來的一個象鼻子，所以這個地方有人就稱為象鼻。也有人說，從上邊欄到魚尾這塊地方就像象鼻的形狀，不一定非得左右有兩道線。上下魚尾之間鐫刻簡化了的書名、卷數和頁碼。宋代刻書就是這麼個樣子。下魚尾的下方鏽刻刻工姓名,有時候是一個姓,有時候是一個名,有時候姓名是全的。前期刻書卷端首行，特別是北宋，仍然有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序文、目錄、正文相互連屬而不分開的。官刻書常常在卷末鐫刻校刊官銜名。私宅坊刻多在卷末鐫刻刻書題記或者牌記。從版式上看宋代刻書大概就是這樣。所以,宋版書的特點是,前期多白口四周單邊,到了後期仍然是白口，變成左右雙邊者多，少數的四周單邊。到了南宋中晚期之後，在版心常常出現線黑口，也稱為細黑口。宋版書小題在上大題在下的這種特點,現在見不到幾種書是這樣了。如果我們見到宋刻版的書，它是小題在上大題在下，那就非常珍貴了。小題在上大題在下這種風格，應該說在中國書籍發展史上是一種繼承性的現象。我們知道，在中國書史上，曾經很長時間是用竹木簡來書寫的。經考證，我國古代用紙來寫書，大概已經到了西漢末年或東漢初，真正發展起來應該是從蔡倫造紙以後。蔡倫改進造紙技術以後,紙作為書籍的製作材料才真正地興盛起來。在紙書以前，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裡,流傳的是竹木簡的書，或者是用絲織品的縑帛來做書籍的製作材料。用竹木簡寫書的時候，由於一根簡寫不了多少字，一部書就要寫很多根簡，每到一個階段的時候，比如一篇完了，編起來之後，就要捲起來,以便收藏。因此在竹木簡製作書籍的時代,篇就特別重要，如《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等等，都分篇。因此在用竹木簡製作書籍的時候，在最前邊要加一根贅簡，沒有字的贅簡，等簡冊的書卷到最前頭之後，一打捆的時候,正好贅簡的反面朝著人。讀書人要查驗什麼東西，首先要找篇，篇一找到了,再看看底下，就知道這一篇屬於哪本書了。因此出現了一種篇名在上，書名在下，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小題在上大題在下的版式。到了宋代特別是北宋刻書還有這種風格,它是繼承了書籍發展的這種特點。我們現在見到的就非常少了，如果我們真見到了這種版式，再考查一下其他方面，就可假定它是宋版書。對這種版式一定要重視,因為太難得了。關於版式特點我想就談這麼多。
關於宋代刻書的字型，古人有幾種說法,一個是明代的張應文，他說宋代刻書大都書寫肥瘦有則，佳者決有歐柳筆法。”歐，指歐陽詢，柳,指柳公權。明朝謝肇淛也有一個說法，他說：“宋刻有肥瘦兩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顏，指顏真卿，我們看到的顏體字,筆劃比較黑又厚重;歐,指歐陽詢。明代的高濂高深甫，在他的《遵生八筆》裡面也談到宋人的刻書:“宋人刻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我們國家圖書館的宋版書,可以說藏了天下大半以上，我們把宋版書字型的風格加以概括，大概是這樣:宋代的四川刻書，從風格特點來說，比較喜歡學顏真卿的字，這是蜀刻。宋代的蜀刻本，大概一直到南宋的初年，這種風格還比較明顯。兩浙刻書比較崇歐,崇尚歐陽詢的字,所以浙刻本比較秀氣。福建刻書就學柳，宋代福建刻的書，有柳公權字的風格特點，稜角俏厲。江西是兼而有之。早先講宋代有三大刻書中心，四川、浙江、福建。實際上搞版本的過去比較忽略的是江西、江蘇、安徽。江西這個地方不可小看。江西刻了很多很好的書，江西產的紙也好。這些就是宋代刻書的字型風格。
我現在講宋代刻書用紙的特點。如果按傳統的說法，主要有白麻紙、黃麻紙,還有竹紙。經過與真正研究造紙的人一道來考察這件事，實際上到了宋代的時候,刻書的用紙大多是皮紙。我們看到的敦煌遺書，全世界還有4萬多件。這4萬多件裡頭可以說百分之八十多的材料都是麻紙，還有一部分是皮紙，這是五代以前的事情。到了宋代雕版印刷術盛行之後，書籍的印刷出版量大了，還用麻紙過於昂貴，只好多用皮紙了。所謂白麻紙、黃麻紙，是從它的纖維像麻講的，事實上並不是麻紙，是皮紙。我們不管紙的名目有多少,就從造紙原料上去抓，比較好歸納。因此我們說，到了宋代雕版印書盛行之後，皮紙是供不應求的，成了宋代印書的主要的用紙。皮紙也有多種，主要是桑樹皮紙和楮樹皮紙。南方是桑蠶之鄉，桑條一年一割，明年再長出來，皮可以造紙。楮樹也是產在南方，北方北京也有，楮樹葉有點類似桑樹葉子，皮的顏色也像桑樹。後來我們有時候形容某一部書是“楮墨精良”，什麼叫“楮墨精良”，實際上是楮樹皮造的紙，“楮墨精良”實際上指的是紙墨精良。宋代印紙幣，叫會子，也叫楮幣，也是這個意思。但怎麼能一見到就能判斷出它就是皮紙呢？這個也不難，因為我們長期以來都是手工造紙，跟現在機械造紙不一樣。機械造紙是用機器將樹皮、樹幹、樹枝一下全都捲進去，全能化成漿。那個時候不行，那個時候得用樹皮，用皮就得泡，不泡外邊的老皮下不去。將裡邊的韌皮搗成纖維，搗成紙漿,才能造紙。古時候手工造紙泡、蒸、煮、漚這幾個環節做了之後,仍然有些外面的老皮，沒有去掉,總會在造紙的紙漿裡留有一些殘痕，在抄紙的時候，這個殘跡還是浮在紙面上，你看書就找這種東西,不能說都很明顯，但沒有一部書是完全找不出這種痕跡的,總會在哪兒殘存這麼一段，沒有搗碎的桑樹皮你還看得清清楚楚,顏色都還看得清清楚楚,你就可以判斷它是皮紙。宋代刻書還有一大用紙是竹紙，特別是福建刻書用竹紙者多,因為武夷山盛產竹子，就地取材來造紙印書它就便宜，所以福建刻書行銷天下。當然宋代刻書用竹紙一定是在南宋之後。竹紙早就產生了，不是說到宋代才會生產竹紙。但是竹紙的流通要到南宋。宋朝人喜歡竹紙,是從王安石開始的，王安石給他的朋友寫信就願意用竹造的信箋紙。王安石之後竹紙才開始慢慢興起來,宋代刻書的用紙大概是這麼個特點吧。用竹紙來印的書大體上是福建刻的書。
宋代刻書的第四個特點是有避諱的字。我們中國避諱的習俗比較早，大約是起自周成於秦盛於唐。宋朝人的避諱尤其嚴格,有一段文字原文是：“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四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皆不敢用。”談宋朝的避諱之嚴格。那麼避諱有幾種？一種是宋遠祖諱要避。比如說宋代趙匡胤做了皇帝之後，就往上推。封建開國的皇帝要維持自己的地位總要找點根據，趙匡胤用兵變的方式登上帝位,要解釋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就上推，推出他們家的始祖就是軒轅氏。表明自己就是有來歷的，本來就應該坐天下。這無非就是一種輿論。因此，這個“玄”字宋代就避。所以我們看版本書的時候,千萬不能一看書中避玄字,就認為是避康熙的諱，那不對，宋朝人就回避這個字。一個是皇帝的御名得迴避。還有一個是嫌名也得迴避。什麼叫嫌名？與皇帝御名同音的字就叫嫌名，這個字也諱。宋代的嫌名諱特別多，南宋高宗趙構，跟構字同音的就多了。我們做皇帝避名的諱字索引，列出一大串字來都要諱避。從避諱的特點來說，宋朝的避諱尤其的多。恰恰我們刻書的盛行也是始自兩宋。所以，兩宋刻的書中的諱字一定得注意，它常常給我們提供一個判斷版本時代的比較有力的證據。當然避諱的運用靠我們每個人的腦子去記，誰也記不了那麼多,但是對搞版本的人來說，宋朝的諱字得記,如果你不記，看到這個字，還得去查，這就比較麻煩。我們中國人做學問講究博聞強記，雖然現在計算機網路十分發達，但如果用多了計算機,人的思維就受到了限制。所以像諱字，靠我們全都記住不可能,可是全不記,也有問題。我們搞古籍的人,得把宋元明清皇帝的位序記下來,年號的順序記下來，這就是最基本的知識。我們搞版本的人糊塗不行，比如十六國是什麼時候的，跟東晉同時的北方有十六國，東晉結束了，十六國也結束了,進人南北朝，大的歷史階段說不清楚,清朝的十個皇帝說不淸楚，這就有點問題了。搞我們這行的就得硬記,特別是明清兩代皇帝基本上每人只用一個年號。明代除了明英宗用了兩個年號之外，其餘都是一個年號，因為朱元璋明令禁止隨意更改年號。像這種比較好記的，就得熟記於心。包括避諱，特別是宋朝的諱，主要的幾個時期的諱字都得記。70年代我們編了一個帝諱索引，沒有正式出版,雖然不是很全面，但是我們自己用是可以的。
再講書籍的裝幀。從裝幀的特點來說,兩宋和元代都是蝴蝶裝,南宋後期出現了包背裝，但主要流行的是蝴蝶裝。蝴蝶裝的特點，是書葉上下兩個半版對摺，上半版下半版字對字地折，折完之後是背面向人，然後以折邊向右,若干頁為一疊，然後形成書脊，每葉和每葉之間用糨糊或黏合劑粘起來，在外面包一張整紙,作為書衣,這就是蝴蝶裝。蝴蝶裝的概念是什麼？就是你拿著書脊開啟，書葉的兩邊翻開就像蝴蝶張開兩個翅膀，所以叫它蝴蝶裝。宋元刻書為什麼要採取這種裝幀？為什麼不取唐五代流行的卷軸裝？原因就是雕版印書是以一版為單位，跟寫書的時代不同。寫書的紙多長，先粘好一個卷子連著寫下去就是了。刻書不一樣,刻書以一版為單位,印好的書葉，沒有必要把一葉一葉再粘接起來，於是出現一種新的裝幀形式。可是宋代書籍放在書架上的時候，還是取卷軸裝的插架方式。“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我們寫文章時也常常說這是誰誰的插架之物，“插架”這個詞是怎麼來的，是因為唐以前的卷軸裝的書就是插進去，書名寫在軸頭籤標上，到宋代,書的存放方式，還是取卷軸裝的插架方式,是把書口挨著架面插進去，這樣插進去拿出來，就磨損書口這。蝴蝶裝的形式等於把版面內框護住了，框外餘幅作為書口，這樣抽來插去就不磨損版框裡面的文字。所以到清朝編《明史·藝文志》的時候，其序裡面就有這麼幾句話秘閣書籍皆宋元所遺，裝用倒折，無不精美，雖蟲鼠不能損。”蝴蝶裝的優點是天頭地角和書口朝外，蟲鼠不能損。即使老鼠來嗑，也就吃點書邊，傷不著文字。現在宋元遺留下來的刻本書中，裝幀保持原裝無幾了，都被後來改裝成線裝了。對於這部分書就要看看它的書口的地方，有沒有原裝是蝴蝶裝的痕跡。假如是宋代的書，找到這一些痕跡，從它的版式從它的字型從它的用紙從它的諱字從它的裝幀的特點這幾個方面去下手去考察它，可以得出一點考訂證據。我說從風格特點來初步鑑定版本，就是這個意思。
我現在談談元代刻書的特點。元代承南宋的遺風，所以元初的某些刻書，特別是某些私宅坊肆刻的書，由於大部分刻書的老闆和刻字工人是由舊朝步入新朝，舊業重操,所以與南宋的風格沒有多大的差異。縱觀整個元代刻書的特點大體上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即“黑口趙字無諱多簡”。我下面做一點解釋:首先，所謂的黑口指的是每版中縫線的上下兩端或者稱為版口的地方，有墨印的黑條子，就是上版下版中間的隔行的地方，折葉裝把這裡稱為書口。書口這地方上邊下邊，印出來的黑印呈一黑條子狀，不像宋代刻書是白口。宋版書要把這黑條子挖去，挖的同時要在此刻字，上魚尾的上邊要刻本版的大小字數,下魚尾的下邊要刻刊工的姓名。刻工的時代、地域的特點，也是我們考訂版本的一個方面。在此刻刻工姓名沒有更多的其他的意思，說穿了就是計件工資責任制。宋版書每一版上魚尾的上邊都要刻本版大小字數，大字是多少，小字是多少，這樣開工資的時候好計算。下魚尾下要注刻工的姓名，好知道這一版是誰刻的。這為我們考訂版本留下了痕跡。一個人大約從十五六歲開始從事刻字,幹到五十幾歲，六十來歲，能有四十多年。古人到五十幾歲就算到老人了,黃宗羲四十幾歲便自稱是“梨洲老人”。到了元朝，雖然刻書繼續在發展，但是元朝畢竟是蒙古族進入中原之後掌握政權的，有一段時間對經濟破壞很大。但從刻書的角度來看，元朝還是有它的特點的。元朝人也有重視文化的一面，大概歷代的書院，沒有比元代的書院更優越的了。元代的書院教授是中央政府派的五品官，每個書院都有學田，專門給撥地，而且規定地方官吏不能用任何藉口來侵佔書院財物。我有一個統計，包括對當年元朝書院有多少棵樹，甚至有多少棵柴樹，有多少棵果樹都有統計。但元朝畢竟是遊牧民族人主中原，在初級階段確實對經濟有破壞，確實把一些良田曾經變成牧場，這個也是事實。因此反映在刻書上工藝就比較簡略，就是省工省錢了。同樣刻一部書，每一版的書口不再挖去，版木仍留在那兒,一個書口上邊一塊下邊一塊，先省兩塊工，要是一個大部頭的書呢,能省多少工！元朝刻書普遍是粗黑口就是這麼出來的。這是刻書比較粗略的一種表現，這個表現跟它的經濟是有關係的，經濟狀況好，刻書講究，肯定就不是黑口，黑口是省事了，這是元代刻書在版式上一個比較普遍的變化。當然不是說元代刻書就沒有白口，白口的也不少，特別是從宋金之後，南宋末年的刻書人進人元朝後,朝代變了，人可沒變，人還做原來的事，風格還帶著南宋的風格，所以我們鑑定版本的困難常在兩個朝代交替的時候,這時的風格特點很難把握。我們館早先比較慎重，明明這書可以定為元刻本的，寧可往下定為明初，比較慎重。當然慎重比較好，就是在學問上少出毛病。我們20世紀80年代重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的時候，就有幾種書上升了,為什麼，就是有了實際的證據，升到元版了，它不是明初的。這說明什麼呢？表明元末明初是非常難把握的,宋末元初這一段也是非常難把握的。所謂元代刻書的大黑口粗黑口，是它版式上的一個特點，這個也只能說是就一般而論，並不能概括所有的書。
第二,元代刻書的字型普遍模仿趙孟頫。趙孟頫的字為什麼在元代乃至於明初都有影響？趙孟頫其人是宋朝的宗室,我們知道他的書畫很有成就，他的字可以說是集歷代當家之大成，他可以把他以前的著名的書家長處集中掌握。趙孟頫的政治才幹和聲譽更多的是被他書畫的才幹給掩蓋了，其實趙孟頫不只在書畫上造詣深，政治地位也很髙，當然社會上的人就要學他，反映到刻書上的字型也模仿他。所以元朝刻書的特點第一個是黑口，第二個是趙字。這世只是一般而言，不能概括所有。
第三，元朝刻書的第三個特點是無諱字。元朝刻的書我們還沒有發現有諱字。不是元朝人自己不想諱,而是蒙古人的名字是譯名，翻譯成漢文就難說了。那時只要是同音的字，就可以翻譯，沒有現在我們譯名這麼規範。皇帝御名本來是蒙古族的名字,翻譯過來一大長串，你用這個字我用那個字，沒有統一的譯法，因此禮部議論來議論去,議論的結論是什麼呢？凡是士子們考科第，答卷或者是印書時遇到和皇帝的御名完全一樣，這個時候才回避,那一長串全名一般遇不到。因此反映到刻書上,元朝的刻書就沒有諱字。
還有就是多簡，就是多簡體宇。元朝刻書特別是書鋪刻的書用簡體字比較多，我們看看元朝刻書的簡體字，再看看我們現在的簡化字，就是第一批公佈的簡化字，沒有多大區別。我們再往前看,看唐人寫經，甚至再往前看南北朝時的文獻，就是敦煌遺書裡出的文獻，簡體字也不少。元朝刻書簡體字是比較多的時代，它之前之後都不是這樣。所以我們抓住這個特點。所以我認為元代刻書的主要特點可以用“黑口趙字無諱多簡”來概括。
下面簡單說說明代刻書的特點。明代刻書的風格特點，應該分成早中晚三個時期。明朝初期應該是“黑口趙字繼元”，特別是明初這一段，刻書的風格特點黑口者為多，還是模仿趙孟頫的字，繼承元代刻書的風格特點。明朝中期，就是正德到萬曆這一段時間裡，大概是“白口方字仿宋”。晚期從天啟到崇禎大概20多年，崇禎佔17年，天啟是7年，是“白口長字有諱”。我們知道，明朝前期是一個髙度中央集權的歷史時期，這首先表現在朱元璋做皇帝之後,建立了髙度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容易形成凝固的特點，它表現在文化上容易形成一種風格。跟髙度中央集權相適應的，朱元璋還有很多很別緻的政策。表現在刻書上也是這樣，從內府到民間全是一樣，前期刻書仍然是大黑口的多，而且字也還是繼續仿趙孟頫，這種局面維持了一百多年。到了正德的後幾年，特別是嘉靖時期，以李夢陽和何景明等前七子為首的，開展了一場文學復古運動，矛頭所向就是針對前期這種凝固的社會風氣來的。首先從文學上來,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他們打著“復古”的旗號，實際上是希望言之有物，一時間由於文學復古運動，造成一種社會風潮，大家都復古，方方面面都復古。反映到刻書上，到明代中期也出現了這種復古風氣。明代中期刻書的復古，就出現了一種復宋的風氣，因此到這個時候仿宋字也就產生了。大概從正德的後二三年一直到萬曆大約半個世紀，形成了一套特殊的風格。我們鑑定明版書這個時期的特點最明顯,一看就能知道是這個時期的。由文學上的復古運動帶出來的刻書上的復宋之古,那就是仿宋字，仿宋字就出現在這個時候。本來宋朝字是橫平豎直的方方正正的字，手寫的字比較好看，它有韻味在裡頭，這個時候仿的就成了棍棍棒棒的一種字，當然刻出來的也很漂亮。大概明代刻書特點最明顯的是這一時期。而且不管是內府還是外府，幾乎都形成一個風格，個別的例外也有，這個時期形成一種所謂“白口方字仿宋”的特點，又出現了白口，又形成了方方正正的仿宋字,仿宋代刻書的風格。用紙通常說是白棉紙、黃棉紙，實際上也是皮紙,就是白皮紙、黃皮紙。嘉靖皇帝在位45年,他後面是隆慶六年，中間有一個泰昌，泰昌佔了幾個月。現在要是見到有泰昌年款的刻本,要知道是可貴的。我們國家圖書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有泰昌刻本的書（大連圖書館有建文帝時候的書，建文也沒有在位幾年然後到了萬曆，萬曆佔48年,就是明神宗。萬曆皇帝十歲登基，三朝元老張居正是他的老師，張居正是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元老，由於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對經濟起到了刺激作用,所以到了萬曆初期，明代的經濟有一段恢復，就是所謂的小中興，資本主義萌芽也在這個時期產生，經濟上恢復反映在刻書上就鋪陳,所以現在我們見到的萬曆時刻的書特別是前期刻的書,包括縣誌都比較鋪陳，就是開本大，行疏字大。這個也比較好看,一看便知是萬曆時候的。我們把這一段可以看做一個時期，就是嘉靖隆慶時期，當然隆慶只佔6年,嘉靖四十五年刻的書和隆慶六年刻的書不十分一樣，政治經濟上的變化在刻書上的反映特別明顯。但是萬曆後期由於整個政治形勢、經濟形勢都變化了，所以到天啟至崇禎的這20多年裡，又變成了另一種刻書的風格,就是“白口長字有諱”。仍然是白口，但是字跟萬曆時候的鋪陳，行格疏朗，字大如錢就不一樣了,一下從方方正正的字變成狹長，狹行細字。避諱反映一種尊嚴，皇權比較強的時候用不著什麼避諱、什麼尊嚴。明朝前期沒有什麼諱，到了萬曆後期農民起義已經是風起雲湧了，政治、經濟、軍事形勢都不行。為維護皇權，避諱嚴格了。我們看明末又有避諱了,避諱也不多，就幾個字。
清朝刻書沒有更多的特點,清朝前期刻書，繼續保持明末的風格。清初的內府刻書，到了康雍乾這三朝，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康熙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皇帝，他首先不喜歡明代的方方正正的仿宋字，他管那叫硬字，就是硬體字。我們看看嘉靖時代刻的書，字都非常整齊，但是確實有一點硬，康熙皇帝就不喜歡這種字。他自己寫的字也不是這種字。因此在南巡過程中他挑了五六十位寫字好的人，來內廷供奉。皇帝一提倡哪一種字，接著就影響刻書。清朝歷科的狀元，先不說你的答卷怎麼樣，字如果差了首先就當不了狀元。所以從康熙起對字就加以改變，逐漸形成了新的館閣體，也就是所謂的軟體。這種軟體字影響到整個康雍乾二朝的刻書，叫軟體寫刻。清初的軟體寫刻是非常漂亮的，這一段出的書家也不少，專門寫書樣上版的也是這樣一種字型。我們現在看到的清朝的皇帝，從康熙往後這幾個皇帝的字也基本上是這種風格,包括溥傑寫的字，也是軟軟的這種字。康雍乾這三朝應該說是盛世，盛世刻書很講究，字很漂亮，紙也好。康雍乾這一百多年軟體寫刻有非常明顯的特點，一看就能看出來。乾隆後期已經積弊不少了，嘉慶一登基就趕快調整政策，但是調整不過來，經濟也不行，嘉慶時候刻的書,字型就變成了攢頭攢腦。經濟上一出問題，馬上在刻書上就表現出來，特別是民間刻書。內府武英殿刻書還有一點連貫性。
我們假定說能掌握一點歷代刻書的風格特點，來作為初步鑑定的一個途徑，也是基本功。我反對只說這個不說別的，只說這個紙墨行款觀風望氣，早先有人說鑑定敦煌遺書用彝子聞就行，我堅決反對,本來是老老實實的一門學問，是一門考訂之學，非要庸俗化，神秘化，我不贊成。但搞這行必須要具備這基本功，我們做這個工作的人，常常出去給人看一點書，或者出去採訪，或者參與拍賣，什麼證據也沒有，只能憑你的經驗,這個時候就起了作用。掌握這麼一些特點，將來看書也許多少有一點用處。我認為搞古籍鑑定必須遵循的一條原則就是實事求是，相信科學。事情本身是怎麼樣的，就怎麼樣。特別應該掌握規律、注重實踐，這樣才能提高對古籍版本的認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