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百年路，有多少翻譯詩歌的影響？21世紀的今天，中外詩歌的傳統該如何繼承與發揚?國內外詩歌界該怎樣在當代做良性互動？這些看似詩歌內部的議題，其實折射出不同文化交流中的不同面向，也提示著一種文化所應有的自我認知。消化理解它，或許會促成新的裂變與發展的可能。
因應於自身文化的需要，首都師範大學日前建立外國詩歌研究中心。作為一個由中國自己建立的外國詩歌研究機構，該中心創立伊始便邀請了近二十位中國當代著名詩人、翻譯家到場交流。本版摘取部分與會嘉賓的發言，為不同文化間的理解做個可能性思考。
資料圖，王海欣 攝
回首來路：整個中國現代詩發展的脈絡上都流淌著翻譯的血液
吉狄馬加(詩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首都師範大學過去成立“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外國詩歌研究中心”又應運而生，我想，這兩者會比翼齊飛。雖然我們面臨很多的困難，但是現在整個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這個機制是任何人都打不破的，文化自信重要的一點也要體現在我們的開放意識方面，包括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接納和互動，這對我們進一步加強外國詩歌的研究是有意義的。
回顧新詩百年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到中國的新詩有幾個傳統，除了古典詩歌的傳統，中國新詩自身所形成的一些傳統之外，還有來自於外國詩歌的影響。可以說，我們的前輩受到幾個方面的影響，而外國詩歌對他們是一種深度的影響。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期詩歌，很多寫作者也同樣深受來自外國詩歌的影響。
我個人對翻譯家，特別是外國詩歌的翻譯家一直是很尊敬的。從我開始寫詩起，讓我真正受影響的第一個詩人，讓我願意拿著筆去寫詩的，實際上是普希金。我當時讀了一本詩集。那個時候我還在很邊遠的大涼山，找到一本外國詩歌很難，一個同學把這本書借給了我，封面已經沒有了。我花了三天把它抄了下來，最後在後記讀到譯者是戈寶權，印象很深。到了80年代，我有幸在艾青先生家見到他，我對他是很崇敬的，三次站起來。他當時覺得很唐突，我就跟他說了這個。我對很多翻譯家也都很尊敬，因為他們翻譯的詩歌深深地影響了我們。
汪劍釗(詩人、詩歌翻譯家):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中國現代詩的發生與對詩歌的翻譯基本是同步展開的。當初，胡適、郭沫若、王獨清、馮乃超他們實際上是一邊開始從事詩歌寫作，一邊也在從事詩歌翻譯。另外，從整個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史上來看，翻譯詩可以是我們中國現代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除胡適他們這批人之外，還有比他們稍晚一點的馮至、卞之琳，他們既是一流的詩人，同時也是一流的翻譯家。整個中國現代詩發展的脈絡上都流淌著翻譯的血液。我們也可以發現，從20世紀到現在，但凡是詩歌翻譯繁榮的時期，一定也是中國詩歌創作的最好時期。一旦詩歌翻譯上出現了問題，創作也會出現問題。
面對詩歌，我們要能深入到詩歌的“原文”
歐陽江河(詩人):
有一點我跟馬加主席相似，就是尊敬的人裡好多都從事外國語詩歌研究和翻譯，而且大家正在塑造新一代中國詩歌的形態，語言的、文化的意識，內部無意識的東西。原來沒思考過這個問題，現在我覺得必須要思考。
我最近剛剛去了甘肅的武威，就是古涼州。在武威有兩個人物，一個是鳩摩羅什，你要走近他，氣場才出來。這印證了我們的中國古漢語裡面，也經歷過一個翻譯語言的塑造，就是佛經的古梵語的翻譯，鳩摩羅什是這方面的大師。還有一個創立古蒙文的八思巴大師，我看到他寫的蒙古文史書片段，感覺那些字我都認識，由此生髮出一種幻覺，彷彿我的前世今生裡有一部分是跟這些人有關的，他們每個人可能分身成自我的百萬分之一，後世的人沾了一點，我可能沾了其中一點。發現我自己有翻譯和造字的成分，這很有意思。
第二點，“外國詩歌研究中心”正好跟首師大的“中國詩歌研究中心”構成一個對應關係，我覺得兩者都要深入到“原文”。就詩歌寫作而言，“原文”既不是中文，也不是俄文、德文、英文等任何一種文字，詩歌的終極起源用語應該穿透這些表層的母語，超越翻譯障礙，也就是技術性障礙、文化障礙以後，研究詩歌才會讓我們重新進入、深度認識世界文學。茨維塔耶娃也認為詩歌不是用母語寫的，詩歌如果只在母語的層面寫，是寫不透的。在這之前我讀到荷爾德林的作品，他使用的德語，其實他是帶有“神的口信”性質的原文語言，但是神的語言沒了，只有半人半神的語言，即古希臘語。希臘語在傳遞的過程中已經不是神性的東西，但是荷爾德林想表達，所以他的詩歌原文到最後說德語的人都讀不懂。“原文”就是詩歌語言，“原文”有一個簡單的表述，就是在自己的母語裡面也需要翻譯的一種語言，這正是詩的語言。在這個意義上講，即在翻譯詩歌“原文”意義上，我覺得要在這個層面去理解外語詩歌翻譯和母語詩歌寫作的聯絡與差異。
“第三岸”翻譯，一直是新的詩歌批評的活力源頭
唐曉渡(詩人、詩歌評論家):
剛剛介紹嘉賓時，說我是和當代詩歌一起長大的，的確如此；而這同時也意味著外國翻譯作品對我的精神哺育。我很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向在座不在座的翻譯界前輩和當代同仁致敬，並表示衷心的謝意。
中國現代詩，或者說“新詩”，當然有它自己的內生邏輯，有它自身的原始驅動和傳統資源。但無論是它的發生還是發展，都前所未有地與外國詩歌，包括詩論的翻譯介紹及其影響緊密相連，以至今天我們不可能脫離這一點去孤立地談論什麼“新詩傳統”。我更多從事詩歌評論工作，對此感受尤深。
很難設想，如果缺了外國詩論的翻譯，今天的詩歌批評會是什麼模樣。傳統詩論和批評註重文字，自成一體，很高階；尤其是“以詩論詩”，其講究的統攝性、意象式，恰與詩的本質相匹配，具有無限的生機。然而，如侷限或僅僅倚恃這一點，面對新詩的轉型及其愈趨紛繁複雜的局面，批評就會張皇失措，甚至失語噤口。就此而言，被稱為“第三岸”的翻譯，又堪稱是新的活力源頭：正是學習和借鑑了以分析見長的西方詩論，並使之與傳統詩論彼此交融，相得益彰，新詩批評才呈現出更廣闊的視野，有了新氣象、新前景。
事實上，無論是早期的以蘇俄為主還是後來的以歐美為主，西方詩歌話語，包括其理論、方法、邏輯和修辭的影響，一直深度參與著新詩的自我生成——不僅作為新的資源，而且作為新的質素；不是作為外在的標杆和服膺的物件，而是作為內部的對話和創造的契機。這一持續至今，並將無限持續下去的生成過程，不僅極大地擴充套件了我們對詩意的理解，而且改變了我們的體式、語法、句法……甚至改變了我們的口音。王小波當年之所以不吝對所謂“翻譯體”獻上褒詞，恐怕正是基於這樣的認知。
“翻譯”和“寫作”不是兩個對立的詞
西川(詩人):
這麼多年從事一些翻譯工作，我有一點體會，透過閱讀和自己做翻譯能加深對中文的理解。前一陣子我在北師大做一個講座，談的是母語，也就是漢語。但是實際上僅僅在漢語內部是談不清楚漢語的。“外國詩歌研究中心”名義上是一個外國詩歌研究中心，實際上正是由於有了這樣一箇中心，反倒很有可能加深我們對中國詩歌、中國當代詩歌的處境、中國古典詩歌的獨特性等一系列問題的理解。
現在，我們閱讀的大量外國詩歌已經經典化了，但是外國詩歌研究中心有一個優勢，就是把當代中國的詩歌讀者，至少是一些相對專業的詩歌讀者，帶入不同國家的詩歌寫作的現場，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要知道詩歌翻譯一般說來總是落後於詩歌發生地的，有時落後大概二三十年。
而作為一個寫作者來講，是隨時需要新資訊的。從我個人來說，這些資訊能夠豐富我們的詩歌思維，豐富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包括豐富我們對於寫作觀念的認識。這還不是簡簡單單的詩歌寫作上的問題，比如說這個人句子寫得好，那個人意象寫得好之類，這些非常重要，但是有一個更重要的概念叫作詩歌寫作觀念，文學寫作觀念。你究竟是要寫什麼樣的東西，你究竟是要幹什麼？一旦帶給我們詩歌寫作觀念，那麼我們就可以被帶入到當代世界詩歌的現場裡邊。
樹才(詩人、詩歌翻譯家):
我是在北外學的法語。當時差點放棄，因為這個語言太難學，而我毫無基礎。現在看來，學法語無論在人生還是寫作方面，我都是受益最大的。有時候我們會把“翻譯”和“寫作”認為是兩個對立的詞，但是幾十年實踐下來，我體會到寫作和翻譯，就是生產文學文字、生產詩歌文字的兩種不同方式，它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是一種闡釋行為。
除了翻譯，我認為也應該對翻譯做理論研究：翻譯本身是什麼？翻譯學作為一門學科國際上進展到了什麼樣的前沿？一首詩的翻譯過程是怎麼發生的？除此還要認識到，翻譯絕不僅僅是語言技術的事情，它還是文化的事情、心靈的事情、精神的事情，甚至完全體現一個國家、一種文化、它的心胸、它的開放程度。
（原標題：人文圓桌會 影響與互鑑 中國當代詩人眼中的外國詩歌翻譯）
來源/北京晚報
編輯/喬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