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湖南省湘陰縣政府網站公佈了該縣民政局就政協委員《關於重視農村大齡青年擇偶難的建議》所作的答覆。這份答覆承認,“目前農村大齡青年擇偶難問題比較普遍和突出,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婚姻問題正在逐步由個人問題轉化為社會問題已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穩定、制約農村經濟發展,進而影響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的一個大問題”,針對這一難題,該答覆給出的方案是鼓勵農村女青年“留在家鄉”,“努力降低農村男女青年失調的比例”。
關於農村地區大量大齡未婚男性(俗稱“剩男”)結婚難的問題,早已經不是什麼新聞,這可以從農村地區婚姻市場上的彩禮不斷攀高窺見其一斑。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燕舞研究發現,上個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對於大部分農村家庭來說男方結婚費用都算不上負擔,但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男方家庭的婚姻成本開始上漲,金額相當於當時一個農村勞動力年收入的3到4倍。而從2000年開始,農村彩禮金額更是暴漲,現如今部分農村地區的彩禮加上住房等硬性條件,總金額相當於一個勞動力16年的總收入。
農村地區彩禮金額的飆升,凸顯出了農村地區男女性別比例的嚴重失衡。根據2018年的人口普查資料,我國男性人口71351萬人,女性人口68187萬人,男性對女性的總人口性別比為104.64(以女性為100),這意味著,男性比女性多出3164萬人。而在我國農村地區,男女性別比例失衡的情況可能更加嚴重。湖南省第三次農業普查結果顯示,農村人口中男性多於女性,其中男性人口 2755.13萬人,比女性人口多 291.34萬人,男女性別比為 111.82(女性人口=100),而且在各個年齡段中男女性別比均高於100。湖南的情況只是全國的縮影。根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2016年全國農業生產經營人員中,男性比列為52.5%,女性為47.5%。具體而言,2016年,全國農業生產經營人員31422萬人,其中男性16494萬人,女性14927萬人,男性比女性多1567萬。而從生產經營人員年齡結構來看,大多為青年和中年人。
導致農村地區男女比例失衡的原因很多,經濟不發達以及相應的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疊加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都可能是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但另外一方面,在我國的大城市卻又出現了大量大齡未婚女性(俗稱“剩女”)現象。分析全國各大城市的統計年鑑,可以發現其戶籍人口的一個有趣的特徵,那就是包括北上廣深在內的15個特大城市,均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一個共同的趨勢,即女多男少。
上海是第一個出現女多男少現象的大城市,時間是2009年。之後,北京是2017年,廣州是2018年,深圳是2019年,相繼出現了女多男少的現象。這還只是戶籍人口,如果算上來此打工的大量非戶籍人口的女性,女性所佔的大城市人口比例可能還會更高。
那麼,我們可能會問,為什麼我們國家會出現這種地區人口性比比例嚴重失衡的現象?為什麼農村地區剩男多而大城市剩女多呢?
其實,撇開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以及特殊的國家生育政策,幾乎全世界所有國家在這個問題上都表現出同樣的特徵,因此,再來解釋我們國家為什麼農村地區剩男多,而大城市剩女多的問題,就不能只拿中國特殊的國情來說事了,我們應該去追問這一問題背後更深一層的根源。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明確兩個事實,以此作為我們討論的前提。第一個事實是:相比較於農村地區,城市具有更多的發展機會,所以具有更高技能或更具生產能力的人總是優先選擇到城市打拼,我們稱這個事實為機會事實。第二個事實是:由於在養育子女等方面具有性別上的天然的差異,所以,相比較於男性,女性更希望能夠尋找一個具有高生產能力的異性作為結婚物件,我們稱這第二個事實為性別事實。
好,給定這兩個事實,接下來,我們可以把男性和女性都分為兩類:一類是具有均值水平以上的高生產能力的男性或女性,我們分別稱之為男一號和女一號;一類是生產能力處於均值水平以下的男性或女性,我們分別稱之為男二號和女二號。
可以肯定,給定第一個事實,即機會事實,男一號和女一號都會選擇到城市進行打拼,因為城市的機會更多,在城市,他們或她們的一身本領更有發揮的舞臺。而給定第二個事實,即性別事實,女二號也會傾向於到城市裡來,原因也很簡單,雖然女二號單靠自身的技能水平或生產能力在城市立足很難,但由於男一號在城市,女二號自然希望能夠嫁給男一號,這樣對於組建家庭、養育後代都更有好處,所以,女二號也傾向於到城市來。
剩下的就是男二號了。男二號不是不想到城市裡生活或打拼,但他面臨兩個大困難:第一,實力上競爭不過男一號,雖然體力上或許比女一號整體強些,但憑藉體力打拼的工作,多半也不是收入較高的工作,所以恐怕男二號多半也競爭不過女一號;第二,由於所有人都認為城市裡面發展機會多,都希望到城市來碰碰運氣,城市自然會顯得擁擠,所以住房成本、交通成本、交友成本等等也都更高,特別是上了一定年紀之後,男二號在城裡生存的可能性就會大大下降。基於這樣兩種困難,男二號在到了一定年齡之後,回鄉的機率就會大大提高。畢竟,給定我們國家的龐大人口規模,以及現階段的城市化水平,把所有人口均納入到城市中生活也並不現實。
當然,男二號從城市回到農村,如果積累了一些積蓄,付得起足夠的彩禮錢,也會有一部分女二號會從城市迴流到農村,但不管怎麼樣,整體而言,農村地區的女性人口數還是會小於男性人口數,造成比例上的失調。而城市地區,則又會出現另外一個方向的情況,即男性人口數少於女性人口數,造成另外一種比例失調。
我們透過簡單的經濟邏輯的推演,可以很清楚地對“為什麼農村地區剩男多而大城市剩女多”這個沉重的社會問題做出解答。我們的這個解答,還得到了西方的經濟學家在資料上給出的實證證據支援。
2005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女性經濟學家莉娜·艾德隆德(Lena Edlund)在《斯堪的納維亞經濟學雜誌》(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發表了一篇名為“慾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的文章,[1]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解釋為什麼在西方世界生活在城市地區的年輕女性比年輕男性人數更多。莉娜·艾德隆德假定,城市能夠為高技能工人提供更好的勞動機會,所以城市地區會吸引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的高技能人群到這裡去工作。但如果是這樣,由於男性的高技能人群可能大於女性,單純這一個假設非但不能解釋城市地區的年輕女性在人數上高於年輕男性,反而還會得到相反的結論。而解開這個困惑的關鍵,就在於存在著男性和女性婚戀市場上的不對稱性,也就是說,結婚之後丈夫有更大的養家責任,這就使得城市地區不但給女性提供了更好的勞動市場,而且還提供了更好的婚姻市場,也就是遇到高收入男性的機率會更大。莉娜·艾德隆德使用瑞典人口普查中25-34歲以及35到44歲兩個年齡段的資料,驗證了她的這種解釋。她發現,在這兩個年齡段,在城市地區,女性人數都更高,男性的收入也更高,而且越是年輕的群組,女性人數越是多於男性。
我們再回頭來看湘陰縣的這個案例。湘陰縣民政局的這個答覆,一石激起千層浪,網上議論紛紜:“憑什麼犧牲女性的權利?”“為什麼不鼓勵男青年提升自己?”“發展經濟、提振文化,女青年自然願意留下來”……10月8日,湘陰縣民政局工作人員表示,之前的答覆並不是歧視和物化女性,僅為倡導和鼓勵,而不是強制性地要求農村女青年留在家鄉。
事實上,倡導和鼓勵是抵不過強大的生存邏輯的,而強制性的手段更是不足取,那樣只會造成更大的悲劇。
[1] 請參閱:Lena Edlund,“Sex and the City”,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7, No. 1 (Mar., 2005), pp. 2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