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上調的知青
作者：張水藩
作為知青我是比較另類的。我是溫蛟的第一個知青，也是清流最後上調的一個知青，在農村待的時間，頭尾有12個年頭，因此也是清流插隊最長的知青。
溫蛟第一個知青
1975年插隊時到石獅的留影
由於家庭出身的原因，從小我就比較邊緣化自己。從小學四年級起就不大參與一般活動，埋頭看了《東周列國志》等20幾本古典小說；中學時一中圖書館裡魯迅、巴金、茅盾、郭沫若、范文瀾等文史類文集和一些國外的小說基本瀏覽一遍（我的班主任許本璋老師兼管理圖書室，我經常幫忙整理圖書，所以能借一些已不外借的書。文革時，"徒步串連"回來後就當"逍遙派"，不參與兩派鬥爭。上山下鄉時，可以自己選擇插隊的地方，有一派到嵩溪，另一派到嵩口，還有一些到城關，都是交通方便，經濟較好的地方。我不粘哪一派，自己一個人到山高皇帝遠的溫蛟包地插隊。當時是溫蛟公社的第一個知青，公社沒有什麼準備，報到後問我去哪裡，然後通知包地接人。繼我之後是一個到到溫蛟桐坑找親屬的知青，然後是良種場的許寶棟等石獅知青到梧地，再到十月份泉州又有一百多人到小池、溫家山、梧地，以後還有帶薪知青和清流其他知青也陸續到溫蛟桐坑來。
我是1969年6月12號到溫蛟的，6月20號到包地。當時包地李朝生來小池接我，並幫我挑行李。所謂行李就是一個60x40x30公分的木箱和一床被子，木箱裡一半衣服，一半書。從公社到包地翻山越嶺走了40裡才到，包地雖然偏僻荒野，但因為是我自己的選擇，而且也是預料中的，沒什麼可抱怨。倒是第二天已經七點多，在清流是吃過早飯的時間，可是講好早上會來叫吃飯的人，卻沒有一點動靜，不禁有種被遺棄的感傷。迷迷糊糊像又睡去，看到我那過世的祖母，巍顫顫地走到我床前，叫我小名說:"三寶到清流吃飯。"睜開眼卻什麼也不見，我不禁潸然淚下，說不清楚是一種什麼感受。
第二天我就和其他社員一起去耘田，老百姓對我都很客氣。休息的時候，李朝書拉住我，叫我抽菸，告訴我田裡幹活只有抽菸才可以休息一下。我也就在那個時候學會抽菸，插隊多少年也就抽了多少年的煙。第三天生產隊派出勞力去扎稻草和砍小竹子，把李朝文家邊上的一間廢棄的破房，蓋上草，圍上小竹片，算是安置我的房間。以後又到胡坊買個鍋頭，到大隊領了一付床鋪，也都安置在這個房間。這樣是寢室，又是廚房，也是書房，還是會客室地用了兩年多，到知青房蓋起後才搬走。
蹭飯
我到梧地買回了供應的33斤米和4兩油，就自己開伙了。我一般是早晨畢其功於一役，一天煮兩斤米的飯，早上衝點米湯算稀飯，剩下的就是中午和晚上的，圖省事一般就吃冷飯。這樣一個月的糧食只夠半個月吃，剩下的就只有去"蹭飯"了。
69年還好過，70年才是真正艱苦的日子。當時知青下鄉發一年補貼，頭七個月發8元生活費，後五個月發7元。可是包地是晚稻區要到10月份才有穀子分，六月份雖然政府有供應糧食，但已沒有發生活費給買米了，大家變著法子把米買回來以後，就身無分文。老百姓雖然經常會送菜，但也解決不了問題，那時稀飯下鹽巴當菜是很經常的事。我的房東李升福的母親看到我的窘境，經常會端一小碗青菜拌芋子一類的東西給我，讓我免受配鹽巴之苦。
經常端一碗蘿蔔青菜給我的老阿婭
當時我家裡也被下放，沒有辦法接濟我，我的"蹭飯"更成問題了。有一次到明溪的鄉下去找一個叫劉德興的木工師父，趕到他打工的地方時，天已快黑了，卻得知他前一天已到20裡外的一個小山村做事了。那時還在開展"一打三反"，對生疏的人證明查得很緊。我身上沒有證明，如果沒有熟人那是會惹麻煩的，可能被帶到大隊或公社盤問兩天，再作處理。所以我問明瞭方向，又去趕路。我知道晚上趕生疏的山路是非常危險的，很容易迷路，就一邊走一邊找過夜的地方。走了六、七里，來到一片稻田，稻子已收割，稻草紮好還放在田裡。看看天色已暗，估計不會有人來了，我就用稻草鋪底，也用稻草蓋面，整個人躲在草堆裡。夜裡透過草縫看著四周黑黢黢的大山，和天上閃爍的星空，聽著秋蟲鳴叫，一邊擔心野獸的突然光臨，一邊緊縮全身以抵禦深秋的寒氣，足足煎熬了兩、三個小時後，居然忘掉恐懼、飢餓和寒冷，墜入夢鄉，還睡得很好，一覺到天明，可能是奔走勞累吧。
還有一次到小池裁縫師父賴沂仁處，第二天一早要去嵩溪找老鄉，因為當時全部家當只有5角錢，只好走路。老賴寫一張條子，叫我到林坊他的朋友家去蹭一餐早飯，我知道他們關係不錯。拿著條子找到他的朋友，這老兄看完條子，很紳士地告訴我"你可以走了"。我餓著肚子來到莊前伐木場的小賣部，因為沒有糧票，可買的、能吃的只有糖果，買了三毛錢，留住兩角錢備用，還沒找到歸宿呢。靠著這些糖果，我走了40里路到嵩溪金星隊張寶康老鄉處，剛好他們生產隊正準備到下和伐木場去開馬路。我請求他們帶我一起去。他們幾個碰頭後，同意了。而且在證明上還寫上我的名字，這樣我就不用怕查外流人口了，年底經常查的。因為快過年了，大概只幹了20幾天，就回去。結算時，大家平分，我除了伙食，還拿了20幾塊錢。這對我來說已是一大筆收入了，比我在生產隊的分紅款還多。從這以後我也結束了"蹭飯"的歷史，因為71年以後，環境稍寬，我可以打老鼠工解決問題。
採松脂
72年因為怕種田天天要頭上曬太陽，腳下泡冷水，我和生產隊定好合同去採割松香。本來約好一個人做伴，但分山場時，因受別人算計，松樹分少了，只夠一個人割，那人走了，只好自己一個人幹。
我採脂的山場離生產隊八、九里路，為了少走空路，要在山上住。一切就地取材，木棍、竹子、茅草和藤條，搭起了一間茅屋當住房。每天"隨著太陽出，伴著月亮歸。"奔走在800多棵松樹之間，一天要跑幾十里路，那是真正的跑，勞累使我忘掉害怕，也忘掉了煩惱，然而卻不能消除孤獨。為了提高效率，每次回去都要帶上幾十斤大米、幾斤蘿蔔乾，一呆就是二、三十天，經常一、二十天見不到一個人影。這個時候如果能夠遇上個人會非常高興，哪怕是平時很討厭的人，也會非常親熱地和他聊起來，沒有經歷過的人是無法理解的。
包地的飛狸
由於孤獨，和野生動物也有種親近感。在山上常常和野豬、山麂、狐狸相遇，我總喜歡遠遠地觀賞它們，直到它們發覺逃逸。吃飯時,松鼠會在頭上的樹枝間跳來躍去,我會撒下飯粒，讓它們下來撿，逗著它們玩。實在沒有其他動物時，觀察螞蟻也很有意思，我常常弄只小蟲、飯粒什麼的再看他們搬運。
山上的動物也不是什麼都那麼可愛,陰曆五月初四下午7點多,我採脂回到小草棚,例行的煮飯、吃飯、洗澡、磨刀、煮第二天的早飯,忙到9點多上床休息。因為有點感冒,在床上輾轉反側了一個多小時,還不能入眠，到11點多時,不禁打了個噴嚏。突然，兩聲高吭而深沉的長嘯傳來,給我的感覺:聲音是突受驚動猛然發作,具有地動山搖的震撼力,感覺到地皮在震顫。聲音發自小山頂上,距離我大概50米遠，我知道遇上什麼了。我右手握緊以前準備好的、放在床鋪內側的劈刀,左手伸到床前抓起一把柴刀,豎起耳朵,屏息靜靜地聽著老虎的動靜。足足有半個小時沒有一點聲響,但終於傳來了沉沉的腳步聲,聲音順著山脊往山上踱去。那晚我醒了好幾次,也不時聽到其他野獸的叫聲。
當年老虎就在這石頭呆了兩天
山上採脂雖然辛勞、孤獨，甚至還要擔驚受怕，但也快樂，因為我在給自己幹活。那年我採了七千來斤松脂，賣了六百多元，除掉請工人收油、挑油等開支還剩三百多。交生產隊三百元，記一千八百分工分，大約可分回一百零元，扣除糧食款，也還有幾十元找。這年我合計就有百把元的淨收入，怎能不高興呢？當然這錢說多也不多，才買得到一百來斤高價大米，說少也不少，我在生產隊要出300天的工，才能掙到這麼多錢。
告別小草棚時我還真有點戀戀不捨呢，可是公社和大隊說知青不能搞副業，所以第二年也就沒有去了。
最後上調
1978年下半年李序欽當大隊書記，他比較瞭解我，捎信叫我到大隊學校代課，我也就去梧地教書了。
教育局決定寒假對代課老師進行統考，以決定去留。溫蛟學區為了讓代課老師考得好些，在期末把代課老師集中進行培訓。培訓中我發現，我認為早已交還老師的數學知識，竟然沒有忘記。我的作業練習卷經常被老師作為標準卷讓其他人對答案。一起參加培訓的，還有幾個上半年參加高考而只差幾分上線的老師，這樣一比，我就很後悔上半年沒有參加高考了：一方面78年錄取考生已經不管出身問題，我的最大障礙已經消失；另一方面我的弱項數理知識還沒有忘記，文科是我的強項，如果參加高考，上錄取線的可能是很大的。
79年代課教師統考後，我又回去教書，一邊準備著參加高考。但在梧地找不到人教，也沒人一起探討，經過幾個月猶豫，三、四月間我決定破釜沉舟，棄教去嵩口中學找賴敬愉和張瑞霖幫助我複習。不幸的是隨後公佈的招生章程把招生年齡限制在28歲以下，當時我已31歲，這下我的大學夢破滅了（這個夢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的自學考試才幫我圓了）。不過這年對知青進行大掃除式的安排，我聽別人說因為我參加民辦教師考試成績比較好，教育局要留用我，所以也不去要求知青辦安排，就傻傻地等著。然而等到其他人轉正了，卻沒有我的份，才急起來。找教育局，他們說：我離開教師隊伍，不符合條件。我爭辯了幾句，但沒有用。一拖到年底，有人叫我寫封信向上級反映一下，我照辦了。果然一個多月後，80年2月初，縣教育局通知我去報到，並安排在城關學區，並告訴我具體學校由學區安排。儘管我只要求到不太遠的鄉下，但城關學區還是因為我考試成績，把我安排在城關小學。
其他知青都在79年底前安排了，而我成了清流最後安排的一個知青。
作者：張水藩
來源：老知青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