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貴
江蘇省教育會（1905-1927）之名，今人可能有些陌生。它曾經的領導人包括張謇、黃炎培等，而張、黃在蘇教育會的經歷，今天也少有人知。筆者曾實地探訪江蘇省教育會使用最久的舊址（之後曾為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所在地），建築已無遺存，附近的人都表示從未聽說過這個組織。名義上講，江蘇省教育會僅是一省級教育組織；但實際上，從清末到北洋時期，它長年擁有全國性的權勢與影響力。且學者已經指出，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江蘇省教育會並非局外人或被動的“響應”方，它對五四愛國運動後“新文化運動”在全國範圍內的興起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既然新文化運動之興起並非北大一方所致，那麼回溯五四的“前史”，學者也不能僅僅關注依託北大的知識社群。辛亥前後至五四前夕，是江蘇省教育會組織演變的一個關鍵期，這種變化也關係到同期區域性以至全國性的文教變遷趨勢。
在另一面，江蘇省教育會又屬於近代的“教育會”組織。近代的教育會研究，常見兩種思路：或突出藉以評估“教育現代化”水準的指標，或出以“官-紳/民”“國家-地方/社會”之類的經典分析框架。如此，教育會研究的問題與結論，與近代議會、商會等組織的研究時常難以區別。換言之，教育會組織的“業界”特徵，我們不應漠視，可也不能將之等同於後世較為嚴格的專門或職業界別的概念。一種應對辦法，是將這個問題充分“歷史化”，不是對教育組織作靜態的定性，而是梳理“教育”界別特徵本身發生、演變的動態過程。再結合上節所述，江蘇省教育會的界別特徵在五四前夕的變遷過程，也影響到了更廣視域下的新文化運動“發生”史。
張謇
一、
對於“組織”的研究，不可簡化為對組織中個別頭面人物的“關係網”的研究。這就需要梳理晚清以來該組織的架構與權責分配情況。在清季，該組織的職位身份，可分為正副會長、幹事員、評議員、會董等類。清代江蘇省長期存在多方面的“寧（江寧，即南京）屬”“蘇（蘇州）屬”之別，為使江蘇的省級非官方教育組織能真正促成一省教育的統一，教育總會設於南京、蘇州以外的上海，正會長定由寧、蘇輪流，經全體會員公舉，兩位副會長定寧、蘇各一，由寧、蘇屬籍會員分別公舉。其他職員各有不同的集會之期，其中的幹事員集會最勤，而幹事員中常駐上海總部的“駐會幹事”，理應與會務關係最密。現將蘇教育會歷屆駐會幹事與正、副會長名姓條列於下：
江蘇省教育會歷年正、副會長與駐會幹事。* 時稱“總理”。** 時稱“協理”。
可見晚清階段，蘇教育會的正副會長，通常是聲望甲於蘇省的名流。不過，這些名流巨紳往往具有官場、諮議局或實業團體等處的多個職銜，而很難說必以“教育”為其首要的界別標籤。聯絡當時通常的做法，正副會長主要的業界標籤曖昧不明，也算不上是一個問題。政、商、學多棲計程車紳名流組建或置身於多個業界組織，在清末是普遍現象，而這些“業界”組織與其他界別組織在人事及宗旨方針上，也常有千絲萬縷的聯絡。乙巳年（1905）九月，江蘇省級教育會初建時，稱“江蘇學會”，不久改名“江蘇學務總會”。而發起同人對該會的期許，接近於梁啟超在戊戌維新時期表達的“士群曰學會”之意，也就是“士”的一種集結。那麼，一省之“士”集結成以“學”為名的“群”，將欲何為？對此，會中最早的駐會幹事沈同芳（友卿，1872-1917，江蘇武進人，光緒二十年進士）從“地方自治”的角度作出理解，稱：“學會者，地方自治之雛形，江蘇學會者，尤為全國社會之雛形也。”此處的“地方自治”，體現的是某種立足於地方而相對於“官治”的、政治性的企圖心。1906年，江蘇教育總會第一個附設的研究會便是“法政研究會”，之後改為“法政講習所”，均推早稻田大學法政卒業生雷奮（繼興，1871-1919，江蘇婁縣人）主事，其目的便是“試行地方自治，以立議會之模範”。再結合前引梁啟超之言的上文所說的“國群曰議院”，此處“士群”以成立本省“議會”為目標，彰顯的正是“士（群）”與“國（群）”、或地域與國家在政治上的緊密關聯。
可以說，作為“士群”的“學會”，一開始富於“同人團體”意味，即有共通的偏於政治的意圖作為“合群”的保障。可是同在1906年，清廷下令各地成立省縣教育會，這一法定的教育會宗旨，僅僅在於“補助教育行政，圖教育之普及”，並與省學務公所及省內各地的勸學所“聯絡一氣”。江蘇學務總會奉令更名“江蘇教育總會”，從此具有了“同人團體”與“法定組織”的雙重屬性。“法定組織”屬性可以提供製度環境保障，方便組織的生存發展；而“同人團體”的屬性，則可以促使組織有目標、行動有效率。然而，初期教育總會面對的情況是：“同人團體”的主要目標是設立“議會”、育成“法政”人才，這使得稍後出現了江蘇教育總會、預備立憲公會與江蘇省諮議局在人員上近乎“三位一體”的局面。但“法定組織”的要求，則是將教育總會的行動約束在教育領域內，江蘇教育總會在政學關係上，已經難以公然無視官方的組織定義造成的約束。
1908年，辭職的沈同芳撰成教育總會三年來的事略。事略顯示，三年來沈氏最關注的，是如何向官方爭權益、爭資源，即聚焦於教育總會與政界的關係。在日常文牘事務以外，沈同芳還為自己參與創設法政研究會感到得意，稱：“此不敢即謂政治教育，但吾蘇各屬，即現在籌辦諮議局一事，除教育會會員及法政聽講員，肯出任事者有幾？任事矣，稍具普通知識不至為無意識之衝突，除上項人員外，又有幾？”顯然認為法政研究會與法政講習所對於一省近於“議會”性質的機構——江蘇諮議局的人才養成居功至偉。然而在此之外，他便再沒有什麼“事功”可以標榜，於是下文轉為他的長篇自我辯護。面對總會未能促成“教育普及”的質問，他抬出制度規章，回應本會僅能“輔助行政機關”，“照章不涉教育以外之事”。一方面，他以“同人團體”富於政治意圖的初期目標不日實現為三年內之成就，一方面卻又以“法定組織”的法定限制為成就的有限性辯護，而在他看來，除了官紳各方圍繞政學關係的互動，教育總會也難以在其他方面取得可以稱述的功績。
1909年，江蘇省諮議局正式成立。雖然清廷並不以此為西式“議會”，但江蘇士紳則傾向於認為省諮議局即省議會，這意味著作為“同人團體”的教育總會初定的建立地域性“議會”的目標基本達成。問題是，目標既達，凝聚同人的力量便可能喪失，組織可能趨於渙散，新任駐會幹事沈恩孚（信卿，1864-1944，江蘇吳縣人）便曾直白地表達這種擔憂。江蘇教育總會若欲保持“同人團體”這一初始屬性，便需要為組織培養新的旨趣目標。而在這個問題上，較沈恩孚年輕14歲的黃炎培（任之，一作韌之，1878-1965，江蘇川沙人），便給出了聚焦政學關係以外的新思路。
黃炎培
二、
黃炎培對以往會務的觀感是：會中文牘僅是“牒訴倥傯”，會議記錄僅是“糾理紛難”，即專注於協調政學關係及教育界內部關係，這對於教育革新本身不會有什麼幫助。如今“東西列邦文人碩士”積極研求“學理”，中國教育行政中人卻對此不予重視，那麼教育總會就應該代為擔起這一“學理”研究的重任。
這一思路本來也為部章所准許，關鍵是，“學理”研求要如何在組織行為中體現。己酉年（1909）二月，黃炎培的好友、上海龍門師範教員兼附小辦事員楊保恆（月如，1873-1916，江蘇川沙人）、浦東中學校教員兼附小主任教員俞旨一（子夷，1886-1970，江蘇吳縣人，以下均稱俞子夷）、通州師範學校畢業生周維城（介藩，1882-1918，江蘇太倉人）由江蘇教育總會差派赴日考察教育。三人回國後，提示日本教育“銳進”，學理不斷重新整理，這反襯出中國教育界雖然也吸收外方學理，但對於學理的“更新”反應遲鈍。這使深受刺激的黃炎培明文提出總會今後的新目標：於國外，當“歲遣人走東西國，博覽而周諮之，錄報於會”，於國內，則當“歲遣人往來江南北郡縣，指示而策劃之，推陳而入新，徵長以裨益”，即“研究”的重點在於“更新”，將海外先進學理儘快沿國、省、省屬地方逐級輸入，而以教育總會“總司其機”，以“盡新陳代謝之效用”。此番考察後，江蘇教育總會便設立了“單級教授練習所”，該練習所已非聚焦於政治問題，而是謀求教育方法本身的改良推進。
應予指出，黃炎培早期在江蘇教育總會的地位，不宜高估。黃僅於1902年考中舉人，而江蘇是清代全國科舉中進士者最多的省份（且蘇南最為集中），舉人功名的“含金量”在省域以內比較有限。而按新學標準，黃也只是早年在南洋公學就讀約一年，後因故避至日本，僅至清華學校學過日文，未曾正式留學。駐會幹事沈恩孚也僅是舉人，此外也只是曾經在清末赴日考察。要之，黃、沈在新舊兩面的文化養成與資本，均是不高不低，加上難言烜赫的家族背景，大致只可算是“中等”知識人。但自清末以降，正是這些“中等人”與地方學務（主要是中初等教育）關係更為直接，對教學問題的感知更為具體，而他們在新式教育系統中的關係網，也相對更顯細密。因此他們雖仍不能避免跨界兼職，但從中擇取自身“主要”業界標籤的意識，相比身為進士翰林、達官鉅商的總會領袖便可能要更為強烈。
而且，幹事（包括駐會幹事）是江蘇教育總會集會最頻繁的一類職員，這就對職員到會的便捷度提出較高的要求。長期活躍於上海及其周邊地區、且無多少官差牽累的“中等人”在此便有了近水樓臺的優勢。清末黃炎培在川沙及浦東地區辦學，又有南洋公學的關係網（蔡元培在南洋特班是黃的老師）；而沈恩孚則與袁希濤（觀瀾，1866-1930，江蘇寶山人）、賈豐臻（季英，1880？-1945，江蘇上海人）等人共享以上海龍門書院-龍門師範-江蘇省立第二師範的同學及同事為主脈的關係網。而除卻“就近”在上海總部擴充套件權力，還要考慮上海總部與省內其他地區的聯結。在此，黃炎培長期擔任會中“調查部”幹事，這又為他實現坐鎮滬濱、與江蘇省內各地教育界的聯絡提供了職務上的便利。
辛亥革命爆發，黃炎培參與東南光復，之後一度擔任江蘇省教育司司長。而民初江蘇教育總會已更名“江蘇省教育會”，會董製取消，兩位副會長的設定也改為一位。1914年2月辭官後，黃炎培便因居官期間及之前在江蘇省縣教育界積累的聲望與人脈，在當年8月的蘇教育會常年大會上當選副會長。兩年後，辭去蘇省民政司副司長之職的沈恩孚，也再次擔任駐會幹事。至於張謇，雖然從民元至1921年均擔任正會長，但他自1913年10月起均在北京為官，至袁世凱稱帝前後才辭職南下，之後的事業重心也在家鄉南通，對蘇教育會事務的參與度已經低於晚清階段。概言之，民國初年聲望甲於一省的紳耆名流傾心政界事務，這在客觀上就為教育界的“中等人”騰出了更多的上升空間。1914-1921年間代表蘇教育會立言行事者，通常便是黃、沈諸人，蘇教育會於是形成了正會長為組織提供聲望、人脈與保護傘，而由副會長、駐會幹事諸人掌握實權的局面。
在這一過程中，組織方針的演變，是與權力更迭互相促成、同時進行的。期間，江蘇省教育會作為“法定組織”，會眾規模持續擴大；而“同人團體”中的某些“中等人”圈子，主要是黃炎培的浦東同鄉、同事圈子（包括俞子夷、楊保恆、張志鶴等）與包括沈恩孚在內的上海龍門書院-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圈子（包括袁希濤、袁希洛、吳馨、賈豐臻等）的地位開始凸顯。這一局面的形成，關係到黃炎培等人在清末已經表露的、著重學理更新的行動方針受到其他會中要人的支援或默許，逐漸變成組織本身的目標旨趣。
1914年辭官後，黃炎培在國內正式突破一省範圍，開展實地調查。從安徽開始，到江西、浙江，同年9月又北上山東及京津地區。黃炎培稱，如此從事教育，可以比作“治病”：“外國考察，讀方書也；內國考察，尋病源也”，紙面、實地雙管齊下，海內、海外相輔相成，以強化病理與藥理研究，實現“對症下藥”。相應地，黃任副會長次月（1914年9月），蘇教育會幹事會即訂定附設“研究會”通則五條，不久便成立英文教授、小學教育、理科教授、師範教育、職業教育等各種研究會，這些研究會大部分與政治沒有直接關係，聚焦的是教育攸關的知識學理本身。
顯然，江蘇省教育會這樣的聯絡各地“一線”教育工作者的組織，也可以為學理的引進、傳播提供關鍵的渠道。教育實踐中存在哪些具體問題，相應何種知識學理會更利於知識思想的代際傳播，教育一線工作者也擁有至少不小於久居書報出版機構之編撰者的發言權。民國元年，經江蘇省議會議決，由江蘇省當局委託蘇教育會籌建“圖書審查會”，以楊保恆為審查長，審定圖書作為全省暫行教材。而江蘇省教育會自身的出版事業，在民初也有進展。除卻與上海的大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及滬上大報（如《申報》《時報》）保持關係，蘇教育會自身也於1913年5月推出《教育研究》月刊。此刊宗旨如其刊名，所謂“理以明辯而始得學，以互競而乃精，一校之美惡，可推而之一邑一省而及全國，而興焉革焉，其庶幾漸臻於統一，而漸達於普及乎？”重點依恃教育界自身的網路（而非完全倚賴大出版機構的平臺），互通有無，以求共同研究學理。該刊自第26期（1915年12月30日）起改為季刊，後於1916年9月停辦，改出教育會月報，“遇有研究之件或特別會務”，再增發《臨時刊佈》一種。
《教育研究》多登蘇教育會同人文章，曾著重宣傳黃炎培等人大力提倡的“實用主義”理念。1914年3月，會中出版黃炎培等人譯自日人著作、內容又大加修改的《實用主義小學教育法》，作為《教育研究》的新年臨時增刊。另外，或是在蘇教育幹事、商務印書館編輯莊俞等人的操作下，上海《教育雜誌》也於同年推出了以“實用主義”為主題的增刊。1915年，黃炎培親自赴美考察，此後他開始將所倡之理念標籤從較“抽象”的“實用教育”轉向更為“具體”的“職業教育”。1917年，黃、沈等人又牽頭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該社正是從江蘇省教育會附設的職業教育研究會發展而來。
綜括上文，從清季到民國，在組織的法定地位及組織中人自身觀念、人際關係等多種要素的綜合作用之下，蘇教育會“同人團體”與“法定組織”的雙重屬性得以維持。而會中領導層對於作為事業界別的“教育”二字的認識也持續深化，對於身在此會此界應做什麼、能做什麼的問題，見解也趨於清晰。教育不再被認為理應直接導向政治、不再僅是政治的附庸，教育領域本身應該、也能夠供人深耕細作，這些正是某些未嘗躋身政治高層、但長期操持地方學務的“中等”知識人的經驗之談，而其中也自然包蘊了他們對於自身主要事業選擇的“合理化”機制。
三、
這些原先的“中等人”的雄心不止於此。在民初，江蘇省教育會尚且有意使自身成為溝通國內各個區劃層級，乃至溝通中外教育界的一個樞紐性組織，以利學理之汲引流通。對此，黃、沈等實際領導人的策略，便是充分結合人脈拓展與進一步的組織建設，將對該會“區域”性質的突破予以“常態化”。
策略之一，是與其他組織聯合發起全國性的社團或會議，在此不擬展開。策略之二，則是依託上海這一東南巨埠，延伸蘇教育會自身的組織觸角。黃炎培就任副會長不久，1914年10月9日，蘇教育會即新設“交際部”。該部正是為了打破該會限於一省職責的體制內定位，直接聯絡滬、寧等地的外洋知識教育界（也可觸及省外的華洋文教界）。該部中人多半在上海、南京兩地的學校任職，不少人有留學經歷，而留美歸國者在蘇教育會交際部中顯然最為活躍。
交際部的首任書記是餘日章（1882-1936，湖北蒲圻人）。餘日章是哈佛大學教育學碩士，1913年主持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時稱全國組合）演講部，後來蘇教育會設演講傳習所，由余氏擔任指導，基於對青年會與留美學生經驗的直接借鑑，蘇教育會的演說活動得以蓬勃開展。1915年，黃炎培隨農商部遊美實業團出國考察，時任農商總長是江蘇省教育會會長張謇，而實業團書記即是餘氏，可見此行頗有蘇教育會中人“自導自演”的意味，而餘氏也在此“演職員表”之內。1916年，餘氏就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而回到江蘇省教育會交際部成立之初，餘日章即曾撰英文宣傳稿一篇，“報告江蘇省教育會十年之進步成績，並宣佈交際部之宗旨及辦法”；之後又將類似內容的英文函件分寄四方，以聯絡省內外“中西教育家之感情”。再後，交際部一面繼續對外宣傳會務，一面聽取外方建議籌劃新的教育設施，輸入不限於教育學的知識學理，如蘇教育會所附的各種研究會，不少便是參考了外方意見而設。
交際部此期的重要幹事，還有長駐南京的郭秉文（鴻聲，1880-1969，江蘇江浦人）。郭秉文於1914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是為中國首位教育學博士。歸國後，郭氏任1914年8月組建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主任、代理校長（1919年8月底9月初，轉為正式校長）。此外，郭的博士論文1915年在美出版，1916年即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推出中譯本（《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由黃炎培為之作敘。他曾以蘇教育會名義，公開倡議中外學校間的交流合作。其他重要的交際部幹事還有長駐上海總部的蔣夢麟（1886-1964，浙江餘姚人），相關詳情有待另文展示。
如上所述，五四前夕留美歸國、活躍於文教界者除卻進入北大的胡適等人，駐留東南者更是為數不鮮。這很大程度上便是黃、沈等蘇教育會領導人主動尋求這一高學歷知識群體的支援，藉助其學歷、人脈與由學歷標示的學理水準，提升自身文教事業的含金量與影響力。而且，這絕非只是請留學生“站臺”而已，而是使他們實際承擔會務。透過安排工作、聯絡出版著作（如博士論文）等方式，蘇教育會幫助這些留學生成為江蘇省其他文教組織的骨幹成員，並將之拉入江蘇省教育會組織邊界以內靠近權力中心的位置；包括蘇教育會在內的多個組織骨幹成員的集會，遂可同時被認為系蘇教育會的“內部”集會，以一組織帶動或協調多個組織共同行動，該組織爭取涉外各方響應或配合的能力，也因此有了更多組織架構本身的保障。
與此相應，民初江蘇省教育會引進學理，不再一味來者不拒，而已越發有意辨析、標榜其間真正的“世界潮流”。晚清時楊保恆、俞子夷、周維城赴日考察，在回國後的宣講中周維城便稱，日本教育所學習的歐西新說可以總結為改革、社會、折衷、實驗四說，其中“實驗說”為“現今最新之學說”，該學說“因科學之種種實驗以研究教育之理法”。到民初，蘇教育會領導人越發堅定了歐美方面的學理優於日本的信念，他們試圖在知識資訊攝取基礎上，進一步歸結出“世界新潮”的具體標籤以及相關的學說譜系。同時，也為改善某種表面而零碎的研習狀況，親至歐美的考察所得、擁有海外高學歷者的見解以及西洋學者的“現身說法”，便受到了江蘇省教育會領導人格外的重視。
1912-1918年間，黃炎培等人繼續熱衷於海外考察。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主戰場在歐洲，江蘇教育界的實地考察物件，在“歐”“美”之間開始進一步向“美”傾斜。與美方接觸較多的蘇教育界考察者與留學生，對於晚清以降大量自日本輸入的教育及相關學說，多以淺陋、過時或二手視之，國內若欲“急起直追，勿落人後”，自須直接汲引真正的“世界新潮”，而非倚賴東洋轉手。這種“新潮”標籤，包括黃炎培等人大力提倡的實用主義、職業教育，此外尚有生活教育、本能教育、自動（主義）教育、平民（主義）教育等名目，這些名目彼此關聯，而且可以將關聯延伸至後來進入視野的主義學說，主旨在於強調教育應貼近“社會”或“生活”，在方法上注重培養學生的“個性”及“自治”“自動”能力，突出、抬高教學過程與結果中學生一方的能動性。另外，這也牽涉哲學、倫理、心理等其他科類知識學理的引進；只是需要說明，基於蘇教育會領導人向來對於學理研究的理解，汲引外方學理的關鍵不在求精、求深，而在保證速度，將之“不過時”地廣播海內。相應地，美方資源開始在他們慣常言說的學人與學說譜系中凸顯，其中就包括了後來被稱作“實驗主義”哲學家與教育家的杜威等人。大致來說，到“五四”前夕，相比北京大學、京滬“研究系”中人對於英、法、德、俄等國思想學理仍有相當的攝取力度，蘇教育會汲引外方學理資源的“國別”標籤似乎更為單一鮮明；美方資源之所以能在“五四”之前的全國文教趨勢中處於突出地位，不宜忽視江蘇省教育會的助力。
換個角度看，汲引海外新潮，終歸是為應對中國自身的問題。在此，海外主要提供“藥方”，海內主要仍是展示“病症”，藥方雖須因地制宜，海內既有的思想學理也並非沒有可取之處，但中國文教整體上務必隨著儘可能“新”的外源潮流而改，則幾乎是無疑問的。黃炎培便曾明言，“世界新潮”“風馳電掣以來，真理所在，莫之與抗”，在此潮流的壓力或感染之下，“吾國人必有大徹大悟之一日”，而“吾輩”職責，便在“盡其力之所至，喚使早覺，勿久陷於迷途”。其認為世界“潮流”只可迎而不可拒，進而自居國內“先覺”者地位、以覺“後覺”的意識，實不遜於孫中山等革命黨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國內開始形成舉國求新的氛圍。1918年12月，江蘇省教育會聯合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暨南學校、中華職教社，在上海蘇教育會會所內成立“中華新教育社”，以蔣夢麟為主任。其中北大由校長蔡元培函託黃炎培代表，蘇教育會另以沈恩孚為代表，其他代表為南京高師代理校長郭秉文、暨南校長趙正平、中華職教社代表餘日章，他們都是江蘇省教育會的會員。可以看出，這一以“中華”為名的社團的成立會，實際上為江蘇省教育會所“承包”，一個省級組織可以獲得多方正式授權，公然地“代表”全國。不久該社更名“新教育共進社”，於1919年2月在滬推出《新教育》月刊，同樣以蔣夢麟為“主幹”（即主要編撰人）。創刊宣言中稱，要“在此新時代中，發健全進化之言論，播正當確鑿之學說”，其聯結各方，借某種海外之“勢”以推動海內文教之全盤革新的企願，昭然可見。
民國十四年（1925年）《新教育》雜誌
1919年4月末，杜威受郭秉文、陶知行、胡適、蔣夢麟等人之邀來華，其來華演講首站，便是在上海的江蘇省教育會。《新教育》第1卷第3期便是“杜威號”，向國人初步介紹杜威各學科領域的學說。後來黃炎培回溯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謀求革新的歷程，將之與歐美文教新潮建立直接的聯絡，給出從劃一、嚴肅教育到發展個性的“自動主義”，以及從書本、虛名教育到注重社會生活的“實用主義”這一雙線複合的變化線索。而杜威親自來華，則使早先“口頭筆底”、一鱗半爪的學理研求升格為“探本窮源之指導”。既要“探本窮源”，所涉學理當不限於教育專門；而江蘇省教育會的知識思想接受史，也被建構為一個不斷趨於系統與條理化、因此也不斷靠近其所認定的世界“新潮”本真的過程。
當然，及時更新教育相關學理、緊追選定的世界文教新潮，幾乎成為江蘇省教育會的組織性格，這並不意味著其關涉政治的初心已遭徹底拋棄。這方面的表現，集中於“地方自治”的相關議題，限於篇幅，此處不再展開。總而言之，今人研究晚清與五四之間的文化教育組織，不宜將組織的興起演變不假思索地視作某種整體性思想文教趨勢的一個“自然”組成部分。事實上，組織行為既處於趨勢之中，也可作用於趨勢本身。江蘇省教育會並無北大那般作為全國最高學府的法定地位，民國初年該組織實際的領導權，又進一步為一批文化資本不高不低的“中等人”所掌握。然而，該組織卻得以維持甚至擴充套件其在東南區域內外的影響力，並將此影響力進一步用於凸顯全國文教革新的某些傾向性。其中的緣由，關係到富於能動性的組織建設。此番對於組織權力更迭、架構調整與目標變化的考察，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五四”前夕時人對於近代“教育”組織應做什麼、能做什麼的理解之變遷。
（論文《組織演變與文教革新——晚清與五四之間的江蘇省教育會》首發於《史林》2021年第3期。本文經作者改寫後授權澎湃新聞刊登，註釋從略。）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張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