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遠古到18世紀，規模尤為宏大的文明交流互鑑，就發生在橫貫亞歐的絲綢之路上。絲綢之路的開闢始於文明之間的相互吸引，它之所以能夠延續千年，根本動力在於人類共有的對財富的渴望，以及對美好文明的嚮往。
在《文明的邊疆：從遠古到近世》一書中，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國剛從大範圍、長時段、歷史縱深的角度考察歐亞各民族在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交往，透過絲路3000年的歷史，重新解讀了文明交流互鑑的新時代意義，也為世界人民理解“一帶一路”的人文歷史根基提供了寶貴的視角。
文明互鑑下的混合與創造在古道西風中上演
上書房：近年來，考古發掘備受關注，今年，三星堆遺址新出土的珍貴文物格外受世人矚目。您在書中寫到了三星堆的青銅雕像和金屬權杖。從它們身上能夠看到怎樣的文化交流特徵？
張國剛：三星堆的走紅，的確讓人驚喜。我們知道，三星堆遺址的兩個坑中出土了大量青銅器，其中的青銅雕像和金屬權杖就是文明交流的見證。一方面，一號坑出土的以青銅人像為主的器物群表現的是祖先崇拜；另一方面，二號坑出土的以太陽形器、神樹、眼形器、鳥等為主的器物群表現的是太陽崇拜。這是王權和神權並存的反映。這一信仰特點也明顯體現在稍後的金沙遺址中，且有異於商周文明。三星堆文化的青銅和其他金屬，無論其選料、配比、熔鍊技術還是合金類別、器物用途，都自成體系，與商文化有一定的區別。
此外，三星堆代表性文物之一的金屬權杖，其仗首是青銅龍頭；二號坑所出的大型青銅立人，其衣飾的主體部分是龍紋。這些跡象顯示出三星堆文化與中原文化的淵源。龍在中原新石器文化遺址中多有出現，但權杖本身卻不是中原文物的特徵。在中國西北甚至遼西的赤峰也發現過權杖之類的文物，研究者一般認為它們受到西方的影響。三星堆的權杖不排除受西亞、埃及文化的影響。
正如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所指出的，人類是同源的，有著相同的智力原理，因此人類在各地創造的物質文明既具有根本上、宏觀上的相似性，又在工藝、性質、用料等方面表現出區域性和差異性。這種文化特徵，在後面的歷史長河中表現得更為鮮明。三千年中西文化關係史，本質上是各種文明要素接觸、碰撞、組合與變奏的歷史。
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藏文物“銅神樹枝頭花蕾及立鳥”。新華社 發
上書房：提起中西文明交流，張騫“鑿空”西域的壯舉為許多人所熟知。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您怎麼評價張騫的“鑿空”之旅？它對後世的影響主要在哪些方面？
張國剛：政治、外交（包含中央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外交）的需要，是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第一個維度。秦漢以來，北部疆域的最大威脅來自匈奴。秦修長城，漢公主和親，都是從防守層面保衛邊疆。到漢武帝時期，經過漢初六十年的休養生息，漢朝國力足以主動出擊，保護邊民與疆土的安全，因此漢武帝命張騫出使西域，尋求與同樣曾遭受匈奴侵犯的大月氏人結盟，共同抗擊匈奴。
從這個角度講，張騫未能完成使命。可是，張騫帶來的西域資訊，構成了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的基本史源；他的兩次西行在客觀上起到了開拓長期被匈奴阻塞之東西陸路交通的作用，加強了東西方經濟與文化的往來，也建立起中原與西北邊疆各地區的友好聯絡，開闢出中國與西方各國直接交流的新紀元；漢朝向西南方的拓展以及循海路遣使東南亞、南亞，都是張騫“鑿空”的後續成果。從這一角度講，張騫確實不辱使命。
上書房：與張騫類似的甘英，也是帶著使命出使，雖然最終沒有到達理想中的目的地，但仍為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張國剛：是的。大秦，對應的是當時的羅馬帝國。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是想把漢與西域的直接交通再往前推進一步，直接探尋遠西的文明大國。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線，只能根據《後漢書·西域傳》以及袁宏的《後漢紀》推測，大概是從龜茲向西南出發，沿西域北道西行，經新疆的喀什、莎車，越過帕米爾高原，再往西經過阿富汗到伊朗境內，然後經過伊拉克巴格達東南的“斯賓”，再前行，便到了條支。較多學者認為，條支即今敘利亞。望著眼前一望無際的大海，甘英最終沒有渡海西行。
儘管如此，甘英仍然創下了歷史上出使最遠的紀錄，他還了解到很多有關羅馬帝國的新訊息，大大推進了漢人對遠西地區的知識。從諸多出土文物的特徵來看，東西方物質文化的交流與文明互鑑下的混合與創造，在那時就時時在古道西風中上演。
鄭和與亨利：同樣的航海，不一樣的結局
上書房：自漢唐至宋元，陸上絲綢貿易逐漸遞減，海上絲綢之路因航海技術的改進逐漸活躍起來。中國在海上貿易舞臺上的發展有何特點？
張國剛：從根本上說，中國巨大的經濟實力是絲綢之路發展繁榮的重要前提。與漢唐時期的朝貢貿易不同，宋元以後的市舶貿易展現出比較純粹的經濟訴求。唐朝在廣州設有市舶使，宋代以後成為市舶司。市舶貿易是宋元政府和私人海商之間存在的貿易關係，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宋代市舶貿易透過對商品的“抽解”和“博買”，為政府帶來了十分可觀的經濟收入。我們很難對海上貿易進出口總額進行精確統計，但可以做一些推算，比如宋高宗時，廣泉兩州加兩浙路每年貿易總額應在千萬貫以上。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歲賦總入應在一億貫左右，進出口總額約佔1/5，超過兩千萬貫。
宋朝出於財政經濟目的，鼓勵民間商人和海外商人的貿易。民間商人從事貿易受到的限制條件相對寬鬆，貿易成績顯著者還能得到獎勵，甚至被授予相應官職。這些鼓勵政策使中國沿海民間商人紛紛投向海上貿易，唐中葉以前中外海上貿易主要控制在波斯和阿拉伯外商手中的局面徹底發生改變，也使政府使節附帶進行的貿易行為顯得微不足道。此外，宋朝政府政治上的收縮和對朝貢貿易的限制，也導致貿易領域更多空間留給了民間海商。正是這些為利益奔波的廣大民間商人掀起了宋朝海上貿易的高潮。
巨大的經濟能量也是中國在中西交往中的優勢。絲綢、瓷器、茶葉是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其中，絲綢和瓷器是典型的製造業產品。雖然茶葉的原料出自農業，但是其製成品也屬於加工製造業。漢唐時期的出口產品主要是質量上乘的絲綢，宋元以後則加上了精美的瓷器，明清時期又加入了茶葉。傳統的熱銷產品不斷拓展新市場，而不同時期又有新的熱銷產品加入絲路貿易中。
漁民在福建泉州洛陽江入海處划船。 泉州位於福建省東南沿海，宋元時代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無數東西方商船日夜往來，“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華圖景在馬可·波羅的遊記和一系列史料中有著生動記載。新華社 發
上書房：說到海上絲綢之路，不得不提的是鄭和。對於他的成就，人們都比較瞭解，而您在寫鄭和時，還寫了他的“對手”——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兩位航海者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航海活動，映照出東西方怎樣的不同？
張國剛：這是很值得對比來看的兩個人。葡萄牙王子亨利比鄭和年輕20歲。在鄭和船隊探索東非海岸的同時，這位葡萄牙“航海王子”也在非洲西岸從事偉大的航海事業。
雖然同為航海家，但他們兩個人的定位和訴求非常不一樣。鄭和更像是一個政治外交家，他下西洋是為了執行明成祖“宣德化而柔遠人”的傳統對外政策。當帝王在經濟上足以應付巨大開支時，為了實現其政治抱負，就會產生積極向海外拓展的雄心壯志。而當這種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滿足，或經濟上因開支浩繁而難以承擔時，帝王就會缺乏積極進取的熱情。因此，鄭和航海事業的興廢主要取決於皇帝的個人意志。
而亨利王子，則是一個技術專家。除了出於宗教狂熱、經濟利益追求外，亨利還痴迷於對航海科學、技術和知識的探求，後者甚至是他熱衷航海探險事業的主要原因。亨利一生未婚，大部分時間都在葡萄牙西南海角的邊陲小鎮薩格里什度過。在那裡，他建立了地理研究院、航海學院、天文臺以及收藏地圖和手稿的圖書檔案館。他還網羅了地理、天文、製圖、數學方面的專家，孜孜以求地探討著地球究竟有多大、是否能夠沿著非洲海岸向南航行到香料群島等問題。為此，亨利組織了一次次前往西非海岸的航海探險，不斷蒐集資料，改進造船、製圖和航海技術。把對航海科學和海洋知識的探求本身當作目的，這是鄭和的航海活動所不具備的。
上書房：他們的種種不同，對此後的世界格局產生了怎樣深遠的影響？
張國剛：總的來說，鄭和的海航結束了，明朝中國的航海事業就結束了。但是，亨利王子去世後，他開創的葡萄牙航海事業卻發揚光大了。鄭和下西洋基本上不是為了貿易經營，而亨利王子的航海活動包含著精明的算計和經濟的追求。鄭和的海上行動，總體上是和平使者，而亨利王子派遣的葡萄牙船艦卻是殖民行為，葡萄牙人同時也是販賣非洲黑奴的先驅。
這就是歷史的悖論。虔誠地追求航海科技，同時也理直氣壯地從事黑奴貿易和殖民事業，他們聲稱，不信仰上帝的異教徒，其土地和財產，都應該由上帝的信徒去佔領。這就是西方的興起。以舉國之力，花無數的錢財去展示國威，換來的卻是大明王朝的表面榮光和最終的衰落。同樣的航海，最終是不一樣的結局。思考其間的許多道理，無論是對西方看東方，還是東方看世界，都深有裨益。
歐洲的“中國熱”與紫禁城的“西洋風”
上書房：17世紀至18世紀，物質文化層面上，歐洲興起“中國熱”、紫禁城裡颳起了“西洋風”，那是怎樣一番景象？
張國剛：自利瑪竇入華以來，隨著傳教士絡繹東來，中國商品出口歐洲的規模日漸增大，中西文化交流也呈現出交光互影的雙向特徵。從物質文化層面論，就是歐洲的“中國熱”和紫禁城的“西洋風”。
17世紀至18世紀，在歐洲的室內裝飾、傢俱、陶瓷、紡織品、園林設計方面，出現了一種對中國風格的奇異的歐洲化理解，我們可以稱之為“中國趣味”。它的出現，成為促進巴洛克風格向洛可可風格轉變的一個因素。而洛可可作為一個時代的藝術風格和生活模式，又成為知識界以外的歐洲民眾看待和理解中國時所戴的有色眼鏡。
當時的中國商品像是撞開了蒙在歐洲人藝術和審美之眼上的一層霧障，為歐洲人指引出生活的快樂之門，因而大受歡迎。17世紀末，一位作家曾在《世界報》上說，中國桌布在豪宅中極為流行，房間裡掛滿最華麗的來自中國和印度的桌布，上面滿繪著根本不存在、想象出來的人物、鳥獸、魚蟲的形象。18世紀初，中國絲綢也已在英國成為風尚，公眾審美被東印度公司的進口商品引導，連當時的安妮女王也喜歡穿著中國絲綢和棉布露面。
晚明盛清，紫禁城裡則颳起一陣“西洋風”，最引人注目的是自鳴鐘之類的機械工藝品。康熙將擅長製造的傳教士和中國工匠納入原只負責繪畫的如意館工作，不斷為其製造新奇物品。康熙在位時曾有4位耶穌會士機械鐘錶師在如意館工作，為皇宮製作了西洋鐘錶、“千里眼”（望遠鏡）、顯微鏡、寒暑表、八音盒等。乾隆的愛好“像季節一樣多變”，傳教士們只好隨時待命，製作能滿足皇帝新口味的精美工藝品。
上書房：但是，戴著有色眼鏡的中國想象和僅在狹小圈子裡傳播的西洋物件，並不能讓雙方增進真正的瞭解。這個層面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否存在較大的侷限？
張國剛：的確。當時很多帶有中國藝術觀感和手法的歐式圖案，與那些在歐洲產生的所謂中國圖案，都是為迎合歐洲人的口味而誕生的，是文化混合和變異的結果，對歐洲人而言都是異國情調和那個時代理想生活的表達，並且是透過一種變異和誇張的中國影象來表達的。從這些圖案中，他們並沒有看見或者瞭解真正的中國。
紫禁城裡最精美的工藝品，可與來自英國和法國的相媲美，卻被封閉在宮中。還有一些當時傳入中國的其他歐洲設計和製造技術，也沒能在中國廣泛傳播或者變成工匠的技術。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曾為圓明園噴泉設計了一套水動力系統，但在他去世後，便無人會操作。儘管蔣友仁製造的整個噴泉系統是一項高技術工作，但再高的技術含量也只不過是皇家園林的裝飾，技術本身並不能令乾隆愉悅，更不會讓他想到派人學習鑽研和繼承、傳播這些技術。
總體而言，西方科技在明清時期未能發揮重大作用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社會的疑忌、排斥以及不能放棄自身文化的優越感。西洋文化來到中國，僅僅是在狹小的圈子裡傳播，而且透過“西學中源”說自我麻痺和封閉，這是很令人惋惜的。
上書房：在精神文化層面，關於17世紀到18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您提出“這裡涉及的並不是認識論的問題，而是價值論的問題”。也就是說，一些今人看來是“誤讀”的內容，當時的傳播其實是出於“需要”？
張國剛：與外來文明的交流互鑑是推動本土文明前進的重要動力，但是吸收、借鑑外來文明的方式並不是直接“拿來”，外來文明對本土文明的貢獻也並非“填空式”的補充。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把握。
一是某種文明對外來文明的吸收借鑑，往往是立足於本土傳統文明特質和時代發展需要，對外來文明中的各種元素進行選擇，進而加以創造性轉化。二是對於外來文明而言，一方面，本土文明對其中某些元素的選擇和借鑑過程，彰顯了這種外來文明內部蘊含的不同於原生方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是對其包含超越時空價值的文明元素的發現和提示。
以18世紀歐洲對於中國文學作品的解讀為例。1735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全志》收錄了《趙氏孤兒》。1761年珀西出版了《好逑傳》譯本。可以說，18世紀歐洲人對中國文學的興趣，主要集中在道德訓誡方面。對歐洲人來說，這些文學作品更像道德手冊，被用來諷諫當時歐洲社會道德的凋敝。《趙氏孤兒》和《好逑傳》被視為孔子道德哲學的具象，透過這些故事，歐洲人也相信孔子的說教已經貫穿於中國社會。連《好逑傳》這樣的才子佳人故事，都被珀西當作勸善懲惡的書籍出版，並在歌德那裡引起強烈道德共鳴。有限的幾個中國文學故事被歐洲作家們發掘出無盡的道德價值，反映了歐洲社會處於轉型期時，對道德問題的迫切關注。
從中西文化關係中重識“一帶一路”
上書房：在結語中，您從歷史視角闡釋了“中”與“西”的關係演變，它對現實有何觀照？
張國剛：在全球化時代，中外關係史學是一個具有高度現實關懷的學科。
傳統中國的歷史書寫，一直有著全球視野。用現代概念簡單地說，中國古代有一個“東亞世界”和“西方世界”的觀念，東亞世界都籠罩在中國文化圈之內，是中國人“天下觀”的主要內容。對於西方世界（絕域），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一種異域外邦的意識，“西方”從來都是一種非我族類的外來文化的神秘之地。
近代中國社會開始全面捲入以歐美為主導的世界化程序中，而且由於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成功西化，西方世界的第二號經濟大國居然出現在中國的東方，因此“西”的內涵已經超出了傳統的意義，完全成為一個意識形態和文化概念。原來那種地理和文化混合的“西”已經不復存在。而印度和西亞北非這種傳統世界中的“西”，也變成了非常“東”的世界。東方和西方不僅僅是一種異質文化的概念，還是一種關於先進工業文明與落後農業文明的概念。當歐洲文明愈來愈顯現其經濟活力和技術進步時，“中”與“西”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追求國家進步，追求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過程。
這是在倫敦科學博物館內瓦特的工作室展室，工具桌上陳列著瓦特的三座半身塑像。 新華社發
這一過程可以從距今三個甲子的庚子年（1840）開始。進入21世紀之後，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在十年前就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國是唯一具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中國的總髮電量已經接近歐盟和美國的總和。中國已經昂首行進在工業化、現代化的大道上。
於是，中西之間的文化關係也與19世紀晚期以來一百多年的單向流動不同。中西之間的文明交流與互鑑，不僅有了豐厚的傳統文化淵源，而且有了不一樣的物質和經濟基礎。如今，中國更需要講文明的交流與互鑑，也更有底氣講文明的交流與互鑑。
上書房：您提出，“一帶一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全球化的中國回應，如何理解這種“中國回應”？
張國剛：“一帶一路”不僅是傳統絲路文明在現代的延伸，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橋樑和紐帶。它的文化底蘊與歷史背景，也需要從中西文化關係中探尋。
中國文明具有自身的特色，世界各國文明都有自己的個性，同時又有共性，這是文明交流與互鑑得以展開的邏輯基礎。中國文明的特色是什麼呢？從制度層面說，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體制，職業官僚制度即從軍功爵、察舉徵辟到科舉制的人才選拔制度，包括土地買賣在內的發達的商品經濟，德主刑輔、禮法合一的國家治理體系，共同構成了文明的特色。經濟與社會層面，中國傳統社會是流動的，所謂“貴不過三代、富不過三代”“愛拼才會贏”，就是現實生活的寫照。活力充沛的社會，需要一種思想的約束。於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特別強調家國天下，即所謂儒家社群主義。
在寮國烏多姆賽省孟雅縣拍攝的福格村隧道出口。 中國中鐵八局承建的中老鐵路福格村隧道9月22日貫通。這是中老鐵路全線最後一條長隧道。 新華社 發
但是，西方中世紀的歷史與中國完全相反，馬克思稱之為硬化了的地產結構、凝固化的政治結構。由於資本主義的興起，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及工業革命逐次登場，資產階級高揚個性解放的大旗，走出中世紀的步伐逐漸加快，西方政治上的等級制、經濟上的莊園制以及教會神權對思想的壟斷，也逐漸被瓦解，但是，“群”的利益和權利無形中受到了漠視。在全球化時代，個人權利的過度張揚，卻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社會的穩定，需要予以平衡，否則將損害人類整體的利益，也終將損害每個個體的長遠利益。
從這個角度說，中華文明所高揚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以和為貴與仁義為本的儒家思想，對於解決當前世界性危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鑑意義。
題圖來源：新華社
來源：上觀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