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著名的遵義會議。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使黨和紅軍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儲存下來並走上勝利的道路，為黨和革命事業轉危為安、不斷開啟新局面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證。
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毛澤東同志強調：“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留下了許多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是我們黨歷久彌新的寶貴財富。
遵義會議會址
面臨兩個極其嚴重的威脅
黨和紅軍處於最危急的歷史關頭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攻克遵義。這是在毛澤東等同志堅持下，中共中央放棄北上湘西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進軍之後所取得的一次勝利。但是，黨和中央紅軍並沒有擺脫長征以來嚴重受挫的被動局面，“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特別是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也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糾正。黨和紅軍正面臨著兩個關係生死存亡的嚴重威脅。
一個極其嚴重的威脅來自黨內，即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統治。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操縱下，王明掌握了中央的實際領導權，由此開始推行“左”傾教條主義。幾個月後，黨的工作就受到非常嚴重的損害，黨中央不得不決定由上海遷到中央蘇區。王明於1931年10月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離開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負責。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於1932年1月初到達瑞金後，繼續執行“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路線。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照抄照搬蘇聯經驗。比如，在革命道路問題上，堅持以城市為中心，把發動城市工人罷工和武裝起義作為最主要任務，指令各根據地紅軍積極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問題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企圖消滅地主和富農；在黨內鬥爭和組織問題上，推行宗派主義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方針；在軍事鬥爭問題上，否定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思想，剝奪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在進攻中搞冒險主義、防禦中搞保守主義、退卻中搞逃跑主義，等等。
到遵義會議召開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治全黨已達4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失敗後，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不得不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長征初期，又屢屢嚴重受挫。從全國範圍看，紅軍和根據地損失了90％，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力量幾乎損失了100％。
另一個極其嚴重的威脅來自外部，即國民黨反動派重兵圍追堵截。國民黨在中央紅軍西進途中精心佈置四道封鎖線，部署大批軍隊對紅軍進行圍追堵截。紅軍突破前三道封鎖線後，蔣介石調集中央軍和湘軍、粵軍、桂軍30多萬兵力，憑藉湘江天險設定了第四道封鎖線。11月27日至12月1日，紅軍在廣西北部湘江地區與國民黨軍苦戰五晝夜，最終從全州、興安之間強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湘江戰役是紅軍長征初期最慘烈、最壯烈的一場戰役，中央紅軍人數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餘人減少到3萬餘人。當時湘江江面密密麻麻漂浮著紅軍戰士的遺體，以至當地流傳這樣的民謠：“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魚”。
紅軍攻佔遵義後，蔣介石急調其嫡系部隊和四川、貴州、雲南、廣西軍隊，共約40萬重兵，從四面八方向遵義地區進逼包圍。而此時接連受到重創、只有3萬餘人的中央紅軍，人疲馬乏、補給匱乏、彈藥奇缺，黨和紅軍、中國革命處在最危急的歷史關頭。
在中央蘇區時，許多幹部和紅軍指戰員就對博古、李德等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湘江戰役後對“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不滿達到極點。劉伯承同志回憶說：“廣大幹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於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遵義會議舊址
取得兩項極其重要的成果，
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經過激烈爭論，會議作出了幾項重要決定。陳雲同志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記載，會議決定：毛澤東同志（當）選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由此看出，會議取得了兩項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成果。
一是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會議增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並由此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毛澤東同志此時並沒有擔任黨中央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但他實際上已經處於黨中央核心地位。遵義會議後不久，2月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進行常委分工，推舉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張聞天同志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真理，抵制謬誤，堅決實行毛澤東同志主導制定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楊尚昆同志說：“這是在當時條件下黨的集體意志作出的選擇。他的任職保證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指揮，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在3月1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同志進入全權負責軍事指揮的“三人團”，實際上成為黨在軍事上的最高領導人。
參加遵義會議、當時擔任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同志說：“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來確定紅軍的行動。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儘管名義上他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張聞天同志也說：“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
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透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參加遵義會議人員
二是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委託張聞天同志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批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軍事路線。《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遵義會議“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
1934年6月成立的“三人團”是為準備長征成立的，掌握黨中央和紅軍的最高權力。“三人團”的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負責，軍事上由李德負責，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可以看出，博古和李德是“三人團”的決策核心。博古時任臨時中央總書記，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在軍事上完全依靠李德。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顧問的李德，實際上掌握軍事上的最高指揮權。
李德於1933年9月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進入中央蘇區後，就從博古手裡掌握了軍事指揮權。李德不瞭解中國實際情況而且作風霸道，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軍事主張，只憑在軍事課本上學到的知識，搬用所謂正規的作戰經驗，指揮紅軍同國民黨軍隊打陣地戰、堡壘戰，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長征初期他又採取消極避戰、逃跑主義的方針，使紅軍損失慘重。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李德不瞭解中國的國情，也不瞭解中國工農紅軍的情況，不作調查研究，聽不得不同意見，生搬硬套在蘇聯有效在中國行不通的戰略戰術。”“李德和博古等人在軍事上的一系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我們吃盡了苦頭，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
在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開的猴場會議上，明確指出今後部隊的軍事決策必須置於中央政治局集體領導之下，實際上取消了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而遵義會議作出的取消“三人團”的決定，進一步從組織上撤銷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
按照遵義會議決定，張聞天同志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決議》對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進行了批判，指出李德、博古的錯誤是“嚴重的政治錯誤”；充分肯定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要求紅軍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為建立新的根據地而鬥爭。《決議》經2月8日在扎西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透過，於2月16日印發全軍貫徹落實。
周恩來同志多年後說：“這是中國革命歷史中的偉大轉折點。遵義會議一傳達，就得到全黨全軍的歡呼。”會後，黨和紅軍的面貌煥然一新。劉伯承同志說：“遵義會議以後，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同志指揮下，從1935年1月底到5月上旬，四渡赤水、兵臨貴陽、奔襲雲南、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徹底改變了長征初期的被動局面，擺脫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計劃，為長征和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基礎。
遵義會議參加者群雕
留下兩點極其深刻的啟示，
為不斷勝利推進黨和人民的事業提供了重要遵循
遵義會議留下了許多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比如必須堅定理想信念、為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勝利而矢志奮鬥，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堅定不移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必須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必須堅持民主團結、堅持和完善黨的民主集中制，必須堅持敢於鬥爭、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風險挑戰，必須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不斷增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等等。其中兩點啟示尤其深刻，對我們不斷勝利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偉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是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定不移走獨立自主的中國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道路問題是關係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馬克思主義始終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是我們認識世界、把握規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絕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斷開闢馬克思主義新境界。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服從共產國際實際上是蘇聯共產黨的領導。遵義會議前，“左”傾或右傾機會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神聖化，不認真研究瞭解中國國情，唯共產國際命令是從，一味照搬書本和蘇聯經驗，造成大革命失敗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長征初期嚴重受挫，把黨和紅軍推到瀕臨覆滅的境地。1963年9月，毛澤東同志在一次同外賓的談話中說：“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以遵義會議為起點，中國共產黨開啟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新階段。
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來，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帶領人民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取得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誕生後，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團結帶領人民經過長期奮鬥，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實現了中華民族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偉大飛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偉大實踐，使中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新時代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全方位、開創性歷史成就，發生深層次、根本性歷史變革，中華民族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來，堅持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相統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創新相統一，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不斷開闢馬克思主義新境界。我們黨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產生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黨和人民事業發展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實踐性、時代性、創造性的鮮明品格，是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部實踐中產生的理論結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統攬推進“四個偉大”、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的思想旗幟和行動指南。在新時代，我們必須切實增強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行動自覺，堅持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全面系統學、深入思考學、聯絡實際學，在學懂、弄通、做實上下功夫，在往深裡走、往實裡走、往心裡走上下功夫，堅持不懈地用這一重要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二是必須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旗幟鮮明講政治、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是黨的生命，也是我們黨能成為百年大黨、創造世紀偉業的關鍵所在。”旗幟鮮明講政治、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最重要的是必須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全黨令行禁止。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首先就要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是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所繫，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我們一定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時刻把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作為最高政治原則和根本政治規矩來認真執行。
維護黨的權威和領袖的權威，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條重要原則和經驗。1871年，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於缺乏集中和權威。”列寧指出：“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沒有堅強的領導核心、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就難以保證全黨上下擰成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黨的事業就不可能勝利前進。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成熟的領導集體，才能保證黨在思想上高度統一、政治上高度團結、行動上高度一致。
列寧指出：“造就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遵義會議召開前的十四年，我們黨沒有形成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沒有確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鄧小平同志曾說，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這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以遵義會議為主題的油畫作品，作者：沈堯伊
從中國共產黨一百年波瀾壯闊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在全黨擁護愛戴的黨的領袖和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下，我們黨才越來越發展壯大，黨的事業才越來越興旺發達。以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鬥，戰勝了一個個難以想象的困難和挑戰，取得了一個個彪炳史冊的偉大勝利，開闢了偉大道路，建立了偉大功業，鑄就了偉大精神，積累了寶貴經驗，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社會進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蹟，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堅定自覺維護核心、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在新時代，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堅定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的根本保證。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迎難而上、攻堅克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創造了極不尋常的輝煌。實踐充分證明，習近平總書記是全黨擁護、人民愛戴、當之無愧的黨的領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黨和人民擁護、愛戴、信賴的堅強領導集體。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上，我們一定要從黨史中汲取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堅定不移向黨中央看齊、向習近平總書記看齊，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堅定自覺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