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有一句詩很出名，“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寫的是項羽不願做流亡者，甘願自刎於烏江。
然而大業未成，領袖怎麼能輕易放棄自己的生命呢？成為一個流亡者，也許並不是那麼羞恥的事情。
“百日維新”之後，康有為流亡到印度，在印度大吉嶺寫下了世界著名的烏托邦作品《大同書》。我們所熟知的民主革命偉大先驅孫中山，幾度流亡海外，但並不妨礙他對革命事業的熱忱，併成功推翻千年帝制。拿破崙被流放至一座無名小島，也並沒有想著跳島自殺，而是在等一個機會，東山再起。
拿破崙
但有時候，做一個流亡者，並不僅僅只是蟄伏和等待機會，而是為了更好的生存。
1807年11月，葡萄牙攝政王若奧六世為逃避拿破崙軍隊的侵襲，帶著所有王室成員和大部分幕僚共1.5萬人乘坐36艘船，一路披荊斬棘來到巴西。當時的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在此後的13年裡，里約熱內盧成為整個葡萄牙世界的中心。當然，在巴西站穩之後，他們也嘗試著在巴西復興葡萄牙的統治，不過卻以失敗告終。
1833年，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鼻祖夏多布里昂，帶著孫兒，在空無一人的布拉格古堡裡散步時，竟然與三年前被迫遜位的波旁王朝國王查理十世不期而遇。不知道當時兩人聊了一些什麼，但那種會面的情景，估計不是現在的社恐所能想象的。
當然，別忘了清王朝也經歷過大逃亡，不過並未像若奧六世那樣往去海外，只是去了清帝國比較安全的承德。
在一戰和二戰期間，許多德國和奧地利有頭有臉的人物，流亡到了英國美國，併成為當時的某一領域核心，比如，奧地利經濟學的米塞斯，在二戰期間流亡至美國，最終將奧地利經濟學光榮復興。
米塞斯
我們看到，在二戰之前，流亡者幾乎很容易被他國異鄉所接受，尤其是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在民族國家興起之前，流亡者的“海外之旅”幾乎都是暢通無阻的，甚至像凱末爾和孫中山那樣，還可以在海外籌集到大量的物資和人員。
孫中山
“流亡”作為一種逃避迫害的方式，其實是一種現代產物。得益於現代媒介的發展，流亡者能夠快速獲得外國同人和私人募捐者的支援。而在開頭我們講的項羽，以及很多人喜歡討論的太平天國流亡者，因為當時的科學技術以及通訊事業的不完善，他們從未把流亡作為一種積攢勢力的方式。
另外，不像國際社會法律較為完善的現在，在二戰之前很少有“跨境抓捕”的案例，因此那些流亡海外的人士，可以獲得比較自由的生存條件。從來沒有人想過要向流亡倫敦的馬克思或流亡巴黎的海涅頒佈禁言令。（另一個極端的案例是在民國時期，國內的知識分子可以較為自由的在上海租界進行寫作，這是因為當時的租界擁有“治外法權”）
馬克思
依然是拿馬克思為例。當時各國政府之間尚未就有關司法協助問題簽署過任何協議，有關調查反政府人士的請求總是遭到拒絕，或乾脆得不到回覆。另外，即使馬克思在倫敦也對英國帝國主義進行了批判，但當局也很難找到相應的法律條文來加以限制。
因此對於馬克思來說，他既不會被看作本國外交的反叛者，也不會被視為對所在國安全的威脅。通俗的解釋就是，雖然他是逃到國外了，但他並不是“德奸”，也不會做顛覆英國政權的事。
然而，也正是因為有比較寬鬆的國際法律環境，以及更有利於深度思考的生活環境，許多流亡在外的重要政治人物，最後卻點燃了星星之火。
被稱為“一人之國”的“波蘭無冕之王”的恰爾託雷斯基親王，在巴黎操縱著正對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歐洲反抗運動，制定相關的政治綱領，以期將人心渙散的波蘭同胞團結在一起，為共同的戰略和目標而戰。另外我們比較熟悉的19世紀風雲人物亞歷山大·赫爾岑、馬志尼以及加里波第等，都是在流亡期間積極投身政治運動。
加里波第
總結起來，這些著名人物之所以可以在國外流亡，並且最終改變世界，得益於：
1，通訊技術和交通工具的進步。
2，國際社會法律的不完善，讓流亡者可以獨善其身，甚至東山再起。
3，同樣由於國際法不完善，大國不會干預流亡者。
4，較為安穩的生活環境，讓流亡者更專注自己的革命事業。
在19世紀，流亡大多數是因為政治迫害。而在20世紀，流亡大多數是因為戰爭。當然，在任何一個年代裡，都會有逃亡者為逃避戰爭，瘟疫和饑荒而踏上流亡之路。我們聽過很多流亡貴族的故事，但對於某一特定民族或人類歷史程序來說，那些政治人物的流亡生涯，更撩撥人心。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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