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與欒調甫兩位先生，上世紀30年代曾經先後在位於濟南的齊魯大學和坐落在青島的山東大學教書，而且都是文學院的中國文學系。同在一地一校乃至一個學院一個系工作，交情、友誼和往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人之常情。
現有欒調甫子女欒汝珠、欒登所寫《欒調甫與梁啟超、老舍、王統照、王獻唐的交往》一文，在“研國學欒氏薦老舍”一節中(以下稱欒文)，這樣描述：“欒調甫是1925年進入濟南齊魯大學的。時隔五載，舒舍予(老舍)又於1930年來到齊大。二人同在文學院任教授，又同在該校國學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到了1936年，二人又同去青島山東大學執教。在這幾年的大學活動中，二人朝夕與共，過從甚密。”
欒文所述老舍與欒調甫來齊魯大學執教的時間沒有問題，老舍到濟南的確切時間是1930年8月13日。但是，文中言及二人離開齊大的時間卻與實情相差甚遠。
根據相關資料記載，老舍離開齊魯大學轉到山東大學任教是1934年8月底。對於老舍離開有一些說法，有人認為是他與文學院院長林濟青產生矛盾，也有人說他與山東大學校長趙太侔關係密切，是趙校長親自下帖邀請老舍。
其實，這兩種說法都無根據。對此，老舍說得很清楚，在教了四年書之後，感覺與自己更喜歡的寫作有些衝突，又怕離開學校靠單一的寫作無法養活妻女。1934年7月放暑假之後，老舍乘火車到了南京、上海等地，一來為會寧、滬兩地的朋友，探討新文學寫作思路；再一個就是探探路，看看南京、上海大都市作家的日常生活，能否靠寫作養家餬口。老舍先後拜訪茅盾等人，會見寧、滬兩地許多作家，他們共同的結論是有點難。老舍決定繼續留在學校邊教書邊寫作，待時機成熟時再另行選擇。於是，老舍接受趙太侔校長邀請，於1934年8月趕赴山大履任文學院助教。
欒調甫到山東大學教書的時間是1936年。這點，欒調甫先生之女欒汝珠所撰《欒調甫年譜》明確記載：1936年前往青島，任山東大學教授。
老舍到山東大學教書僅有不到兩年時間，為了專心寫作小說《駱駝祥子》，於1936年夏辭去山大教職。欒調甫入職山大時間是1936年秋，就是說兩位先生沒有同在山東大學執教的經歷。
老舍先生
老舍再回齊魯大學執教的時間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後。1937年9月30日出版的《齊大旬刊》第八卷第一期刊登了兩條與舒舍予(老舍)有關聯的資訊。第一條是：戰時服務隊應時成立，齊大校長劉世傳兼任戰時服務隊隊長，有戰地救護班等七個專業班組，設班長、副班長，另有三人被聘為隊顧問，他們是舒舍予、馬宗鄉、餘心清。第二條是“各院系新陣容”，其中第一條內容便是“文學院國文系郝立權主任辭職，聘舒舍予先生繼任”。
從《欒調甫年譜》中可見，欒調甫於1937年“七七”事變起，失業在濟南家中。時間節點顯示，兩人於差不多時間從青島回到濟南，老舍被聘為齊魯大學文學院國文系主任，欒調甫則失業在家，並無再次共事齊大的可能。
隨著齊魯大學南下西遷，本部遷離濟南寄身成都華西大學，老舍也從此離開齊大，到抗日大後方開展抗日救國宣傳活動。欒調甫則於1938年3月取道天津，海路返回家鄉蓬萊，包括1939年一整年都是賦閒在家，埋頭寫作，直到1940年“齊魯大學留濟部分在濟南覆校，8月份他攜眷返校”。
至此，有關老舍與欒調甫之間的交往結束。
老舍先生
但還有一個關於兩人交往很關鍵的細節，就是欒文的題目“研國學欒氏薦老舍”。欒文記述：“老舍來到齊大之年，正是該校國學研究所成立之時。這所研究所是在欒調甫的積極倡議並在文學院林濟青院長的大力支援下組建起來的。研究所的建立，了卻了欒調甫多年想培養高階國學研究人才的夙願，他在物色研究人員時，特地提出一個由名家、學者組成的名單，老舍先生就是在這個名單中，由林濟青院長親自出馬聘請來的。”
放下文中所涉其他事宜不論，單就老舍到齊魯大學任教一事而論，此說恐難以立腳。老舍來齊大之前的四年時間一直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書，1930年他轉經新加坡回到上海，住在鄭振鐸先生的家裡，並在鄭家完成小說《小城的生日》，之後回到北京。沒有證據證明欒調甫與在英國教書的老舍此前有何聯絡，況且當時的老舍在小說創作方面只能算是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一直致力於墨子研究的欒調甫推薦老舍進齊大和國學研究所，不知從何談起。
有一條線索大概可證老舍到齊魯大學任職的原因，那就是受教會組織的委託或者推薦。齊大的創辦性質決定了它與教會組織密不可分，老舍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華文是由教會組織推薦，同樣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期滿到齊大任教也應該是教會組織推薦。
至於欒文所言，欒調甫“在物色研究人員時，特地提出一個由名家、學者組成的名單”，同樣缺乏事實根據。不要說這份名單無跡可查，齊大聘任的教師來自海內外，絕不會是某一人所為。老舍編輯《齊大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專闢“新職員之介紹”，其中在齊大國學研究所任職或兼職的教授、主任，有餘浩、李雲林、胡立初、彭翔生、許炳離、範瑞安等人。檢視上述人員履歷，沒有發現他們與欒調甫先生有交集，研究領域亦非欒調甫熟知的墨學。
《齊大月刊》第一卷第一期題為“國學研究所業已成立”的短訊息中記載：“本校之國學研究所，業已成立。聞其內容，系分中國哲學、史地、文學，暨社會經濟四科，每科各有主任一人，助理研究員一二人，現正分頭研究，擬於年終刊行學報，藉資表現研究之成績雲。”研究所並未設所長一職，而是實行各科主任制，老舍為國學研究所文學主任。現有可證資料，欒調甫1926年為文學院國文系助教，與其一起擔任助教的還有張默生、張筱藩，當時的國文系主任是拔貢出身的安丘縣人周幹庭副教授。1931年國文系教授有周幹庭(兼主任)、李雲林、胡立初、許炳離、舒舍予、欒調甫。
至於欒文中說“老舍初來齊大時，與欒調甫同住在東村校舍(教師住宅區)”，老舍夫人胡絜青是這樣說的：“那時他單身一人，住在齊魯大學辦公二樓的一個房間內。”胡絜青回憶說：樓在校友門內的東邊，坐北而南，是一座青灰色磚石結構的建築物。包括地下室共為三層，老舍住在地面上二樓西頭南邊的一間，實為全樓的西南角。老舍在這間屋子裡寫出了以濟南慘案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大明湖》。可惜小說原稿寄給上海《小說月報》之後，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保衛戰中葬身火海。讀過《大明湖》原稿的只有兩個人，一位是徐調孚，另一位就是老舍當年的好友兼鄰居張西山(張維華)先生。
1981年3月，借山東大學校慶，胡絜青專門到張維華家中拜訪。她說：“張先生如今已八旬，是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他對我談起不少當年他和老舍對門而居的過從情況。他們兩個人都是貧苦出身，很談得來，常在一起散步聊天兒，有時候還就著花生米乾幾杯。張先生記得很清楚，老舍在這間屋子裡住了整一年，備課、寫作，還兼著《齊大月刊》的編輯。”
老舍一家是住過“東村校舍”，胡絜青憶及：“我們剛回濟南的時候，暫時住在齊大校園內的‘老東村’平房內，不到一個月，又搬進了齊大校園內的長柏路2號。”胡絜青筆下的“老東村”大概就是欒調甫曾經住過的“東村校舍”。可是時間節點不對，老舍再回齊大擔任文學院國文系主任時，欒調甫失業在家。當是欒文誤記。
老舍在齊魯大學最後的住處，胡絜青說得很清楚，就是“齊大校園內的長柏路2號”。欒文另有說法：“胡絜青探訪了老舍在濟南的最後一處故居(原齊魯大學新11號樓)。真是無巧不成書，這座樓房上世紀30年代老舍一家居住過，40年代齊魯大學覆校後，欒調甫二進‘齊魯’，全家也在此居住過。80年代，齊魯大學早已改為山東醫學院，欒調甫的女兒欒汝珠全家又搬進去住，一直到今。胡絜青風趣地說：‘這真是一場戲劇性的巧合’。”
筆者不解，胡絜青筆下“齊大校園內的長柏路2號”與欒文“原齊魯大學新11號樓”，是否同一個地方？若是，“這真是一場戲劇性的巧合”；如若不是，只能相信親歷者胡絜青老人所說“長柏路2號”。
1937年11月15日晚，老舍告別妻兒，從濟南火車站乘車南下，輾轉多日抵達抗日大後方開展救國救亡運動。1938年秋，胡絜青帶著孩子們離開濟南返回北京。老舍與齊魯大學的一段時光從此結束。
不能否認老舍與欒調甫兩位先生的友誼和人生情意，但記錄事實需要清晰的主線、確鑿的史料依據，否則會有以訛傳訛之不測。
來源：齊魯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