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遠（1902—1965），原名沈會春，浙江蕭山人，經濟學家。曾就讀於浙江省立一中，因參加愛國學生運動被校方“勸退”。後去上海讀書，於1925年經侯紹裘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2月，受中共上海組織派遣，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1年12月回國後擔任社會科學家聯盟（社聯）常委。1933—1938年先後在上海暨南大學、北平大學（今北京大學）法商學院、西北大學任教，同時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的著述和翻譯。其成名作《新經濟學大綱》於1934年5月出版，他翻譯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於1936年出版。1936年在上海參加救國會。抗戰期間任成都《大學》雜誌主編及重慶生活書店副總編輯，並主編季刊《理論與現實》。1944年9月，經沈鈞儒、馬哲民介紹加入民盟。1945年10月，在民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並任救國會中央執行委員。1946年2月，民盟中央在滬委員舉行會議，宣佈成立民盟上海市支部籌備委員會，推定沈志遠、黃競武為召集人。同年8月支部成立，任支部執行委員。1948年1月出席民盟中央一屆三中全會，任民盟中央宣傳委員會代理主任。
1949年6月被選為《共同綱領》起草小組成員， 9月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中國成立後，任出版總署編譯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參事室主任。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曾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員。他的主要著作有《計劃經濟學大綱》《新經濟學大綱》《近代經濟學說史綱》《新民主主義經濟概論》等。
沈志遠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卓越傳播者，也是中國早期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學者和先驅。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院長鬍繩曾評價道：“沈志遠同志是一個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做過許多貢獻的經濟學家。在三十年代中國革命的重要轉折關頭，他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哲學的著述和翻譯，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幫助很多人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無論在什麼環境中，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都是堅定不移的，堅信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真理，並以傳播這個真理為己任。”
從加入革命鬥爭到參與起草《共同綱領》
1902年，沈志遠出生於浙江蕭山的一個農村，原名沈會春。1919年升入著名的浙江省立一中，從那時起他就開始參與革命鬥爭。因為參加五四愛國運動，沈志遠被校方“勸告退學”，前往上海交大附中繼續求學。1924年他認識了中共早期工人運動領袖侯紹裘，並被介紹到當時“革命搖籃”上海大學的中學部任教。當時上海大學的教務長是陳望道，這裡雲集了眾多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理論工作者。沈志遠後來回憶道，他當時在上海大學的中學部任教，而張聞天、王稼祥等人在出國前也在中學部從事革命宣傳活動。
1925年沈志遠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與了五卅運動。1926年12月，受黨組織派遣，他赴蘇聯莫斯科學習，同時從上海前往蘇聯的還有張聞天、王稼祥等人。1929年他畢業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其間學習了包括政治經濟學、歐洲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主義在內的課程，並勤勉自學了英語、俄語和德語。因成績優異，後又考取莫斯科中國問題研究所研究生，深入學習馬列主義，打下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在蘇聯時期，沈志遠還曾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參與了《共產國際》雜誌和《列寧選集》六卷本的中文編譯工作。這為他日後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的著述和翻譯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1年底，沈志遠將四歲的兒子留在蘇聯，隻身回國參加中共江蘇省委領導的革命工作。1932年初到1933年6月，沈志遠先後擔任中共江蘇省文委委員和中央文委委員，還擔任了社會科學家聯盟（社聯）的委員、常委，參加編輯《研究》雜誌。沈志遠一度擔任“社聯”的黨團書記兼宣傳部長。1933年6月至8月在一場傷寒病後，他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絡。此後，他先後輾轉於上海暨南大學、北平大學、西北大學、香港達德學院、新疆學院以及各抗日根據地繼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
1936年，沈志遠在上海參加了“救國會”的成立工作。國民黨教育部於1938年底解聘了沈志遠、曹靖華等八位進步教授。沈志遠前往重慶，在鄒韜奮主辦的生活書店任副總編輯，並主編生活書店大型理論季刊《理論與現實》。
1940年10月，“皖南事變”後，經周恩來的安排，沈志遠與一批文化界進步人士疏散至香港。在香港期間，他參與復刊後的《大眾生活》週刊的編輯工作，與鄒韜奮、茅盾、金仲華等九人在《大眾生活》新四號上發表了《我們對國事的態度和主張》，譴責國民黨政府對抗日進步力量的摧殘，提出抗日的九條主張。
1945年6月11日，沈志遠在成都主編《大學》（月刊），這是當時受中國共產黨影響的一份刊物，基本立場是反法西斯、反對蔣介石個人專制獨裁，爭取民主政治，探討社會主義道路和人民民主。在該刊第3卷第4期上，沈志遠發表了《從經濟制度展望世界和平》，提出“為了建設一個獨立、民主、繁榮的新中國，必先徹底清除買辦官僚資本的操縱和徹底改革現存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1945年11月，沈志遠受到黨的指示，回到上海復刊《理論與現實》。
1944年，沈志遠以救國會成員身份，經沈鈞儒、馬哲民介紹加入民盟，成為第一屆中央委員。1945年10月，在民盟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上被選為中央委員，並任救國會中央執行委員。1946年2月，民盟中央在滬委員舉行茶會，宣佈成立民盟上海市支部籌備委員會，推定沈志遠、黃競武為召集人。1948年1月，沈志遠出席在香港召開的民盟中央一屆三中全會，任民盟中央宣傳委員會代理主任。民盟一屆三中全會經過激烈辯論，摒棄了“中間路線”，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根據千家駒回憶，沈志遠參與起草了這次會議的宣言。
為響應中國共產黨關於召開新政協會議的號召，沈志遠於1948年10月到達東北。1949年6月他被選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三小組，周恩來和許德珩分別擔任組長和副組長。該組的任務即是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後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同年9月21日，他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49年10月1日，沈志遠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新中國成立初期，沈志遠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譯局局長、中國人民銀行顧問、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兼參事室主任等職。1954年，沈志遠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9年起任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與唯物辯證法
沈志遠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是1932年出版的《黑格爾與辯證法》。這本12萬字的著作主要論述了辯證法從黑格爾經馬克思到列寧的三個發展階段，其重點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主要內容。沈志遠在該書的序言中寫道：“現代哲學不是別的，恰恰就是辯證的唯物論和唯物的辯證法。這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底宇宙觀”，“馬克思把唯物的辯證法應用於資本主義底研究，發現了資本主義底內在法則……根據這些法則，資本主義是不可避免地要轉變到它的相反方面”。這部著作的最大特點，是多方論述了辯證法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革命的邏輯，強調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這也是沈志遠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指導思想。
20世紀30年代，中國已經有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普及讀物，而沈志遠的譯作和著述特別受到歡迎。1939年，抗日軍政大學副校長、後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的羅瑞卿在談到軍隊幹部的教育問題時說到，團以上高階幹部應當讀幾本哲學書，而哲學書應當首推沈志遠翻譯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日後負責經濟工作的薄一波同志也曾公開提到這本書對他的影響。
沈志遠的這本譯作，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有過更為深遠的影響。1936年12月，由蘇聯學者米丁等著、沈志遠譯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出版，毛澤東在1937年7月以前仔細研讀了這本書，同時作了批註。在全書491頁中有186頁留有毛澤東的筆記和符號，批註字數達2600多字。這些重要的批註，後來被結集編入1988年版的《毛澤東哲學批註集》。而實際上這些批註是1937年毛澤東為紅軍大學上哲學課做的講義準備，這份講義題為“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其中一部分成為這一年“兩論”（發展論和實踐論）發表的最初形態。在譯著中，沈志遠的“序”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組成部分、實踐性、發展性做了精要導讀。比如，他概括道：“馬克思主義的創造者認為宇宙間一切都是變的發展的，他本身也不是例外”，等等。他還指出，這本書更偏重於俄國和蘇聯的實踐情況，中國讀者要留心書中的理論與中國的鬥爭實踐有一定距離，並對涉及當時蘇聯黨內鬥爭和宣傳作用的語句進行了適當刪除。
沈志遠編著的《新哲學辭典》於1933年出版，這是第一部由中國人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辭典，成為大量青年自修馬克思主義的工具書。沈志遠在這本300頁的辭典中，收錄了許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念、範疇，有的條目內容長達3頁。1936年沈志遠的《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出版，全書把理論與大眾生活和社會實踐密切地聯絡起來，以便提供給“終日埋頭苦幹、時間經濟兩窮的朋友們”。《讀書與生活》雜誌評價道：“雖然只有四萬多字，但是它把現代哲學的骨幹完全清晰地浮雕出來了。”據不完全統計，該書從1936年到1951年陸續再版了15次之多。
著名生物學家、遺傳學家談家楨院士曾寫道：“我認識沈志遠，最早是透過他的著名專著和譯著《新經濟學大綱》《黑格爾與辯證法》《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這幾本書在我們那一代知識分子中間曾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此外，沈志遠還寫了《近代哲學批判》（1936年）、《近代辯證法史》（1946年）兩本十餘萬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後者多次再版，直至1954年。他的《新人生觀講話》於1941年8月至10月在《青年知識》創刊號至11期連載，1946年由生活書店出版了126頁的單行本。這本書多次再版，受到當時進步青年的廣泛歡迎。
首次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1933年，沈志遠的《計劃經濟學大綱》出版。當時，空前的經濟危機席捲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西方有些經濟學家企圖在不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下把蘇聯的計劃方法移植到資本主義社會，挽救資本主義。當時國內也有人附和這種觀點。沈志遠在《計劃經濟學大綱》中針對這種改良主義觀點指出：“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計劃化才有實現的可能。”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生產力與購買力之間矛盾的根源，“恰恰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具有生產底社會性與佔取底私有性之間的矛盾的生產方式”，因此，不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想消滅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使消費趕上生產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沈志遠的成名作《新經濟學大綱》（1934年版）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完整地介紹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專著。這部用流暢的白話文撰述的著作從1934年北平經濟學社初版到第18次再版，從32萬字不斷修訂到62萬字，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各高校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教科書。在出版序言中，他寫道，此書為的就是“使一般沒有受大學教育機會的廣大知識飢餓人群，閱讀此書之後能夠正確地理解現實問題”。直到20世紀70年代，國內有些大學的教科書《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內容（甚至連小標題的格式）還是仿照《新經濟學大綱》一書。
把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完整地展示出來，是《新經濟學大綱》的一大特色。在該書的上篇，不但包含了馬克思《資本論》的主要內容，而且包含了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的主要內容。該書的下篇，論述了當時其他政治經濟學著作很少論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內容。1936年該書的第3版，又充實了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論述。全書以通俗的語言和雄辯的邏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論證了資本主義必然要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人類歷史發展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30年代，國內學界普遍認為經濟學主要研究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而沈志遠自寫作此書時就係統地介紹計劃經濟，研究社會主義經濟。他同時也開始注意蘇聯計劃體制中出現的問題，他認為：“蘇維埃經濟中某種形式的經濟困難或紊亂是有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這種‘恐慌’之發生，不是由於蘇維埃經濟之內在的規律性……而是由於自外在的、主觀上的處置失策或指導與組織未盡完善所致”。
沈志遠的另一部代表作《近代經濟學說史》，是中國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具有系統性的近代經濟學說史。該書於1937年由生活書店出版，在發行了兩版之後，於1944年修訂改名為《近代經濟學說史綱》，到1950年為止，再版了至少7次。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經濟學界充斥著西方的各種經濟學說，並對西方經濟理論缺乏批判性的吸收。沈志遠在1944年修訂版的自序中寫道：“本書底特點……就在第一用新經濟學方法論去揭發每一種經濟學說底歷史背景，從社會經濟發展特定的歷史階段，去說明這一經濟學說底根源及其發展動向；第二用歷史主義的觀點，去對每一學派作一適當的評價；第三則用現代最新的經濟科學底觀點，對過去各派經濟學說逐一作嚴正的批判性介紹。”此處，“新經濟學方法論”就是當時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的委婉說法；“歷史主義的觀點”就是“唯物主義史觀”；“現代最新的經濟科學底觀點”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觀點”。
為了幫助青年人學習《資本論》原典，沈志遠在1939年編寫了《研習〈資本論〉入門》一書（後改名為《研習〈資本論〉的準備》）。該書內容扼要、通俗易懂，向讀者介紹了馬克思是如何用畢生的精力來研究政治經濟學、創作《資本論》的，介紹了恩格斯對這部鉅著所作的貢獻，闡述了《資本論》的主要內容及其意義，介紹了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者是如何懼怕、攻擊和歪曲《資本論》的，說明了研習《資本論》的方法，成為廣大青年學習《資本論》的“良師”。1939年，沈志遠還準確、流暢地翻譯了馬克思的《僱傭勞動與資本》，作為學習《資本論》的先導讀物。此書出版後也一再加印，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
思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
新中國成立後，沈志遠始終堅定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繼續推動統一戰線的工作。1951年沈志遠調上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兼參事室主任、文教委員會副主任。10月，沈志遠被選為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員，此後又連任兩屆。他曾在一次座談會上說：“我要重複指出，民盟不是資本主義的政黨，代表某些集團的狹隘利益，而是為全體人民的基本利益奮鬥的知識分子的政治團體。在座諸位都是在文化教育界學術界有地位，對民主鬥爭有歷史的先進人士，希望大家都能參加到民主同盟裡來共同負責領導，在中共領導下為發展和加強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歷史任務而奮鬥。”
沈志遠始終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中思考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在沈志遠看來，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並非沒有內部矛盾運動，但這種矛盾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矛盾不同。在1949年版《新經濟學大綱》增補的第11編“新民主主義經濟”，就能表現出他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新發展的高度重視與認真研究。這一部分是對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的深入解讀，以近8萬字的篇幅，系統地闡釋了“新民主主義的歷史前提”“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性質與規律性和矛盾”“新民主主義經濟各構成部分”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1952年，這部分內容被譯成日文單行本《新民主主義經濟論》。日本學者認為在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以後，沈志遠是最早闡述“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經濟學家之一。
1955年，沈志遠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61名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之一。1956年初他任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籌備主任，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沈志遠認為，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經濟學研究“在人類共同勞動過程中，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人與人的社會關係”；而政治經濟學“研究那基於物質生產所發生的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就是所謂生產關係……是處於不斷的變化，不斷的發展，或運動中的。研究歷史上某種一定的社會形態底生產關係之發生、發展和崩潰，這便是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底任務”。他同時強調：“生產關係既是生產力發展之社會的外形，則生產力當然是社會生產關係之物質的內容了。內容與外形必須是一致的，而不是隔離的、對立的。”
據鍾祥財研究員介紹，沈志遠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時十分重視政治經濟學的現實作用。他不僅要研究資本主義工商業在中國的發生、發展和改造，還要研究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關注國際政治經濟的變化，開展對中國現實經濟的研究。
1962年4月，他赴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聆聽了周恩來同志代表中央肯定民主黨派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的發言，深受鼓舞。他與千家駒、陳翰笙、彭迪先、關夢溫、吳半農聯合署名作了《對於當前經濟工作的幾點意見》的發言，主張開放城市自由貿易市場，以增加城市農畜商品和其他消費品的供應。當年7月，在上海市政協會議上，他與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一些同仁作了《為更好地開展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而努力》的聯合發言，“我們往往強調了不斷革命論，卻忽略了它的相對穩定性；強調了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卻忽略了客觀可能性和尊重客觀規律的必要性；……我們談生產關係的改革比較多，而談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則比較少；強調上層建築比較多，注意經濟基礎的決定意義則比較少”。
1962年8月，沈志遠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關於按勞分配的幾個問題》。文章根據馬列經典著作關於社會主義分配製度的論述，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分析了實行按勞分配對於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生產力的重大意義，指出按勞分配“在社會主義階段是唯一合理的，就因為它體現著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規律；它符合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他認為，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是必須的，同時正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重視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本身就是‘政治掛帥’的一個重要方面”。
沈志遠的一生，“在黨的關懷和哺育下成長，既是一位人民的哲學家，又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的開拓者之一”（朱紹文語）。他堅持不懈地把馬克思主義原理播種在中國大地上，最早系統、完整地向國人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述豐富，啟迪後人。無論是在為新中國奮鬥的革命鬥爭年代，還是在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都致力於將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精要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將理論創新、理論宣傳和實際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徐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