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梓年（1893—1972），別名宰木、定思、弱水、任庵，江蘇宜興人，著名哲學家。1911年起先後就讀於上海大同書院和龍門師範學校。1920年到北京大學哲學系當了三年旁聽生。在此期間，他從《新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決心把參加革命實踐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畢生事業。1927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9月，在上海參加黨的左翼文化工作。1937年12月，根據黨的指示，他以社長身份籌辦《新華日報》。經過他與章漢夫、華崗等人的艱苦努力，《新華日報》於1938年1月在武漢創刊。此外，潘梓年還以哲學家特有的智慧和遠見，寫下了《抗戰的現階段》《投降主義及其各種表現》《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戰時圖書雜誌審查問題》《民眾變動問題商榷》等文章，使《新華日報》從內容到版面都呈現出獨特的風格。1948年12月，被派往河南鄭州籌辦中原大學，任校長兼黨委書記。1949年5月調往武漢，先後任武漢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部部長和中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文委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長等職。1954年，調到中國科學院，負責籌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和哲學研究所，並籌備出版《哲學研究》。1955年11月哲學研究所成立，任所長。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和分黨組書記， 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著有《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大家來學點哲學》《邏輯與邏輯學》《文學概論》《辯證法是哲學的核心》等。
潘梓年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邏輯學家和傑出的新聞戰士。潘梓年，別名宰木、定思，1893年1月11日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1920年赴北京大學哲學系攻讀哲學、邏輯學和新文學，在《新青年》等進步刊物的影響下，自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薰陶。潘梓年於1938年1月在武漢創辦《新華日報》，1954年調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任副主任，創辦了新中國最高哲學研究機構——哲學研究所，籌備出版了新中國哲學權威刊物《哲學研究》。潘梓年的一生，可謂是謀求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的中國共產黨先鋒戰士的一生，也是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鑽研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生，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以及新中國哲學研究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
革命與鬥爭：不改初心使命的中國共產黨先鋒戰士
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洗禮。鴉片戰爭爆發後，近代中國的民族危機不斷加深，社會落後問題日漸凸顯，現實危機呼喚著國人尤其是先進知識分子的覺醒。潘梓年談及青年時曾說道，“不論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青年永遠是社會上最積極最勇敢的分子”，他本人就是這句話的生動踐行者。潘梓年出身於書香門第，自幼接受儒家文化薰陶，有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面對著國家危亡和民族頹敗的舊時代，潘梓年體現出高度的愛國情懷和民族氣節。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潘梓年投身民族救亡和追求社會進步的意識覺醒，強烈渴望著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洗禮。他樹立起求學救國的偉大志向，毅然選擇外出求學，並透過刻苦學習考入上海龍門師範學校。畢業後，他便回到家鄉從事教育工作，致力於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改變家鄉人民無學可上的困苦境地。1920年，潘梓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修哲學、邏輯學和新文學。作為一個深懷愛國熱情的傳統知識分子，他在北京大學的學習時光裡接觸了各種不同的新思想、新文化，在時代洪流中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洗禮。在這一時期，五四運動的革命思潮仍然方興未艾，而在地處爆發中心的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開始迅速傳播。潘梓年大量翻閱並認真學習《新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在不斷接觸和學習中體悟到了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強大力量。馬克思主義蘊含的科學真理和強大力量，與潘梓年力圖救國救民的遠大志向高度契合。這使得他自覺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為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共產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
毅然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先鋒戰士。1926年，在大革命高潮的召喚下，早就有革命意向的潘梓年決心奔赴南方參加革命運動。由於當時交通不便和途中染病，潘梓年困頓旅途，未能如願及時參加革命，但這並未打消他的戰鬥意志和革命志向。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悍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身處上海的潘梓年親眼見證了許多進步人士和共產黨人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親歷了白色恐怖的潘梓年意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領導人民革命，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拯救中國。於是，潘梓年毅然決定在這危難時刻加入中國共產黨，以一名共產黨員的身份投身於救國救民的革命運動。入黨後不久，潘梓年經黨組織安排，前往其家鄉宜興縣開展黨的活動，隨後組建了中共宜興縣特別支部。1927年9月，潘梓年被調到上海，投身於黨的左翼文化工作。他在文化戰線上積極鬥爭，口誅筆伐、言辭犀利，揭露了帝國主義、專制軍閥等反動勢力的陰謀和罪行。1929—1933年，潘梓年按照黨的指示，先後作為華南大學創辦者、“社聯”（社會科學聯盟）負責人、“文總”（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真話報》總編輯等，為黨的教育和文化工作作出巨大貢獻，為創辦《新華日報》和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工作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由於叛徒出賣，潘梓年於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在關押拘留期間，國民黨反動派試圖勸降潘梓年，妄圖逼迫他背叛中國共產黨。但潘梓年始終堅定共產主義信仰，無論敵人如何誘惑勸降，他自始至終都不屑一顧，反而賦有“前消後繼更兇猛，終把河山全改變”的詩句，以堅定樂觀的態度鼓勵獄中難友堅持鬥爭。國民黨反動派無計可施，就對潘梓年施加了各種慘無人道的嚴酷刑罰，妄圖以身體上的傷痛和折磨擊破潘梓年的堅強意志。潘梓年將生死拋之腦後，毫不動搖，彰顯了一名優秀的中國共產黨先鋒戰士的英勇氣概。直至1937年，在黨組織和社會各界進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潘梓年才被營救出獄。潘梓年從國民黨監獄脫困之後，向周恩來同志表達了“自己願留滬、寧一帶做文化工作”的想法，隨後便按照黨的指示，與章漢夫等人一起於1938年1月創辦了《新華日報》。《新華日報》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的大型機關報，在籌辦過程中，潘梓年承受著國民黨的惡意阻撓和日軍的炮火威脅。但他初心不改，並在《新華日報》《群眾》週刊發表大量文章，充分利用這一輿論陣地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大力宣傳吶喊。為此，毛澤東對潘梓年大加讚譽，稱他為“中共第一報人”。
立志與踐行：知行合一的馬克思主義堅定信仰者
始終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潘梓年在黨的新聞和教育戰線上長期辛勤工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用實際行動踐行馬克思主義信仰。潘梓年在北京大學學習期間，鑽研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初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在革命工作中，潘梓年也自覺地把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主要方向，在不斷提升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造詣的同時，也日益堅定了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幸落入國民黨監獄之後，潘梓年也孜孜不倦、筆耕不輟，盡力爭取到有限的學習條件，以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獄中完成了30多萬字的《矛盾邏輯》（即《邏輯與邏輯學》）書稿。《論抗戰時期的文化運動》《爭取抗戰勝利》及《學習與實踐》等著作，也都是抗戰時期潘梓年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分析我國革命條件、提倡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付諸我國革命實踐的重要著作。在投身報社日常管理工作的同時，他還堅持撰寫、發表哲學專論文章，具體闡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駁斥誤解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謬論，力爭為馬克思主義正名。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下，潘梓年逐漸加深了對社會革命的認識。他認為，從氏族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之間，人類社會是一個不斷髮展的階段，從氏族社會的公有制到資本主義社會之間是第一個否定，私有制否定公有制，再到社會主義公有制否定私有制。由此，潘梓年堅信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方向，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信仰在其理論研究上的成果體現。
在實踐工作中，潘梓年也在認真完成黨的各項工作中時刻踐行著馬克思主義信仰。在《新華日報》因各種外部因素導致停刊後，潘梓年服從黨組織的安排，輾轉於鄭州、開封、武漢等地，籌辦中原大學，先後任副校長、校長兼黨委書記，致力於為革命事業培養先進人才；而後潘梓年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前往武漢，任武漢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部部長、中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等職位，認真完成了黨的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的接管工作。1954年，潘梓年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後擔任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兼哲學研究所所長。在籌建和領導哲學社會科學部和哲學研究所的工作中，潘梓年勤勤懇懇、認真負責，領導創辦了我國第一個哲學理論刊物《哲學研究》，為我國哲學理論研究的開創發展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擔任哲學研究所所長期間，潘梓年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撰寫了《辯證法是哲學的核心》等理論著作。潘梓年治學嚴謹、為學認真，他總是要經過大量調查研究才會著手寫作一篇文章，之後又會廣泛徵求不同學術意見，在實際行動中發揚實踐精神和學術民主。1958年，潘梓年為全面瞭解群眾中出現的學哲學、用哲學熱潮，不顧年邁體弱，帶領助手和研究人員前往鄭州、開封、洛陽等市縣的郊區開展調查工作。這種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是潘梓年深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生動彰顯，也正是這種強大信仰鼓舞著潘梓年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國的建設工作中去。
為中國共產黨培養具有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青年人才。潘梓年不僅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還在理論宣傳工作中引導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樹立起馬克思主義信仰，為黨的事業輸送了年輕的“紅色血液”。革命時期，來到延安的潘梓年承擔起了培養馬克思主義理論人才的重要任務。當時延安急需一批既有理論水平又有堅定信仰的青年人才，潘梓年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提議創辦了“青訓班”。在“青訓班”授課期間，青年學員們深受潘梓年等老黨員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感染和鼓舞，紛紛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積極提交了入黨申請書。在籌建大學之後，潘梓年還兼顧學校的政治理論課主講工作。憑藉深厚的理論儲備和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潘梓年主講的課程深受學生們的歡迎，使學生們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育，為革命事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進步知識分子。
深研與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積極開拓者
潘梓年是中國最早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學者之一。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潘梓年不管是在校學習期間還是參加革命工作時期，都沒有放鬆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深入研究和開拓探索，而是以高昂的研究熱情深研馬克思主義哲學，促進了自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水平的提高，也為我國的哲學研究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潘梓年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充分汲取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中的科學力量，並有機地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他是中國共產黨內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先鋒典範之一。
潘梓年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展開了深入的理論探索，提出了諸多科學創見，主要集中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等方面。
就辯證唯物主義來說，在物質與意識的關係問題上，潘梓年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指出“在精神現象出現以前不知幾千萬年就已經有生物存在，在有生物存在以前不知幾千萬年就已經有地球存在、有星雲存在”，並進一步認識到“客觀規律也要由人們鼓足幹勁去發現，去掌握，去運用”；透過運用生活中大量的鮮活例項，潘梓年生動闡釋了唯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問題。例如，潘梓年以細胞的代謝過程為例闡釋矛盾問題，指出“每一個細胞都包含著‘在生長同時就在死滅’這兩個矛盾部分”，通俗易懂地解釋了何為矛盾。再如，潘梓年以蛋與雞之間的雙向互動為例，形象地闡釋了否定之否定規律。他指出“從蛋或豆發展到小雞或豆秧，就把蛋或豆否定了。這是第一個否定。再從小雞或豆秧發展到老母雞或豆棵成熟以至下蛋或結豆實，此時雞或豆棵終於歸結到死亡，就把它又否定了。這是第二個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此時發展暫告一段落，因其又走到更高一級的出發處——更多的蛋或豆。此後再開始發展的新階段”；在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的關係問題上，潘梓年指出二者“就像兩條腿走路，左腳跨上了一步，就可使右腳提起來，跨出去；右腳跨了出去，又要使左腳再提起，再跨出”；關於真理的檢驗標準問題，潘梓年指出“一種理論或學說或主義，是真是假，是正確是悖謬，應由實踐來考驗”。
潘梓年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拓探索還包括歷史唯物主義方面。在關於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問題的研究中，潘梓年強調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具有首要作用，儘管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但不能誇大其反作用，因為必須要“依靠著物的客觀規律”，不然就對“社會現象做不了主人”。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問題上，潘梓年以我國過渡時期的社會歷史狀況為分析物件，指出“上層建築是要和經濟基礎相適應的，有怎樣的基礎，就相應地也有怎樣的上層建築”，並對我國過渡時期的社會發展問題提出了諸多創見。關於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問題，潘梓年透過肯定人民群眾自五四運動而始“開闢了人民決心用自己的力量來掌握國家命運的新紀元”，強調了人是歷史的創造者。
在樂於獨立鑽研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外，潘梓年還經常組織各類學術活動，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整體發展。《哲學研究》創辦之後，潘梓年邀請李達、艾思奇、馮友蘭、金嶽霖等一批國內權威哲學家組成編委會，推進全國的哲學研究工作更好發展。哲學研究所成立後，潘梓年大力支援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並指導了3名研究生，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培養了一批研究骨幹。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體現為其正確地反映了世界的物質本質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潘梓年在長期的工作中，不僅加深了自身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哲學研究工作的認識和理解，同時身為共產黨員的他在這一過程中還為廣大中國共產黨員理解、掌握、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切實推動了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寄語青年：“新時代的中國青年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不負時代，不負韶華，不負黨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潘梓年學習、革命的一生，無疑是當代青年的楷模。
普及與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辛勤播撒者
潘梓年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同時，還將普及傳播馬克思主義、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視為己任，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宣傳工作，以實際行動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
潘梓年著作頗豐，出版的多本哲學專著和通俗讀物產生了大範圍的影響，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全國範圍內的廣泛傳播具有積極作用。例如，潘梓年在獄中完成初稿的著作《邏輯與邏輯學》是早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對唯物主義辯證法勇敢探索的重要學術成果，也是唯物辯證法在中國早期傳播的代表著作之一。潘梓年在書中系統闡釋了他關於辯證法的獨特見解，包括唯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及一系列辯證法範疇。這本書也是繼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之後促進唯物辯證法在中國廣泛傳播的又一重要著作，毛澤東同志在三天時間裡一口氣讀完了整本書並高度讚揚此書在哲學領域的重要貢獻。又如，1958年全國掀起全民學理論、全民學哲學的高潮，潘梓年的《大家來學點哲學》一書以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哲學原理闡釋為突出特點，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該書從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的問題出發，講解抽象而深刻的哲學思想，以生動形象的講解風格讓廣大人民群眾可以輕鬆愉快地學習哲學思想。
潘梓年在不同歷史時期充分利用報紙和雜誌等的不同特點，根據革命和建設需要出色完成了不同的宣傳教育工作。在抗戰時期，潘梓年負責過《北新》《洪荒》《真話報》等進步刊物的主編工作，還創辦了《新華日報》《群眾》週刊等一系列報刊，為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宣傳工作開闢了重要的理論陣地和傳播渠道。在《北新》雜誌上，潘梓年經常發表批判性文章，分析國內社會形勢、揭露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的醜陋行徑，號召青年們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以解放思想、拿起武器，加入救國救民的革命鬥爭。在創辦《新華日報》期間，他帶領報社工作人員，以堅定的黨性“同國民黨在政治上、業務上、編輯上乃至廣告上、器材的取得上進行著十分尖銳、緊張和殘酷的鬥爭”。潘梓年堅持以黨中央提出的《新華日報》是黨的宣傳者、組織者這一重要指示為辦報指導思想，同國民黨反動思想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有力地傳播了黨的思想路線，推動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在《新華日報》創辦一週年之際，黨中央對其給予了充分肯定：“它正確執行了黨的路線，坦陳地反映了全中國同胞的意志，堅定地發揮了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堅持統一戰線的主張，顯著執行了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責任。”新中國成立以後，為推動哲學研究發展、團結哲學工作者為新中國建設服務，潘梓年組織創辦了《哲學研究》雜誌作為主要陣地，在新的歷史時期滿足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宣傳和發展的需要。
即使在抗戰時期，潘梓年在宣傳黨的抗戰政策的同時也不忘宣傳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人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制定了一系列抗戰政策。這些抗戰政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與中國具體革命任務的有機結合，既源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又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發展。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亡國論”和“速勝論”等錯誤觀點甚囂塵上，潘梓年隨即安排《新華日報》全文轉載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文，在國統區隨即產生熱烈反響。潘梓年本人也發表文章著力批駁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強調中國共產黨一定可以團結帶領全國人民贏得抗戰勝利。皖南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發言人面對媒體和民眾蓄意歪曲事實、隱瞞真相，《新華日報》立即刊登周恩來題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死者致哀。這期報紙由此銷量猛增5倍，影響範圍之大可以想見，堅強有力地揭露、批判了國民政府的反動行徑。
潘梓年在長期的革命工作中，始終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和宣傳開闢了重要陣地，他的一生是一名優秀共產黨員不懈奮鬥的一生。他對黨忠誠、不畏艱險，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和宣傳工作奉獻了自己的畢生心血，彰顯了一名共產黨人的堅強意志和責任擔當。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寄予了厚望。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又指出：“理論的生命力在於不斷創新，推動馬克思主義不斷髮展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神聖職責。”當前，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使命擺在面前，哲學工作者要學習好、繼承好老一輩革命家、理論家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嘔心瀝血、為黨的事業發展鞠躬盡瘁的光榮傳統，不忘初心、擔當使命，為不斷開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境界努力奮鬥！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馮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