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長征出發時，中央紅軍隊伍中有30位女紅軍。

在隊伍中，女紅軍承擔的任務有，幫忙抬傷員、抬輜重，需要尋找挑夫和給挑夫做思想工作，還需要擴紅和宿營前後的準備、收拾，等等。

這些工作對於女紅軍來說，是比較沉重的任務，也因此經受許多痛苦和磨難；然而，還有些女紅軍遭受了更多的痛苦和磨難，因為她們在長征路上分娩了。

長征女紅軍

一、因分娩而遭受的痛苦

沒有營養（沒有東西可以不補養，產後十分虛弱），孩子不能帶走，生下小孩後還要繼續堅持行軍，找不到擔架，剛生完孩子就得走路

沒有母親是不愛孩子的，女紅軍也不是例外，可是沒有辦法，親生骨肉在面前的掙扎、啼哭像尖刀一樣刺痛著分娩的女紅軍，李堅真回憶說：

“她們只能以堅強的毅力剋制自己的感情，默默地忍受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抱著對孩子負疚的心情，拖著產後虛弱的身體繼續前進！”（李堅真《長征中的幹部休養連》）

中共中央到達延安後，在制定幹部履歷表時，專門設定了“軍事生活期間遇小產否（何時何地）”一欄，將小產與作戰負重傷視為同等重要的事情來看待。

二、分娩的女紅軍

在中央紅軍長征期間，共有4位女紅軍在路途中分娩，她們分別是賀子珍、廖似光、曾玉、陳慧清。

賀子珍

賀子珍，毛澤東的妻子。

長征出發前，賀子珍就已有身孕；二渡赤水前（1935年2月15日），賀子珍在四川古藺縣白沙鎮（現雙沙鎮）一箇舊房子裡產下一女。

當時情況緊急，賀子珍和幫忙的戰士是最後的隊伍，原本殿後的部隊也走到前面去了。敵人從後面追趕上來，如果賀子珍她們不及時前進，那麼就有可能被敵人追上。

當賀子珍分娩後，擔架員就抬著賀子珍上路了；抬走時，賀子珍的擔架上、衣褲上，還殘留著揩抹不掉的血跡。

長征路上的嬰兒不能帶走，對嬰兒的處置方法只有一個，就是送給當地的老鄉。

錢希鈞用一件大衣將女嬰包裹好，而賀子珍也明白，她掏出自己身上僅有的四個銀元交給錢希鈞，說：

“把這幾塊錢帶上，交給老鄉撫養孩子用吧。”

就這樣，賀子珍長征路上分娩下來的女嬰被寄養在了老鄉家，後來再也沒有找到。

廖似光

廖似光，紅九軍團中央代表凱豐的妻子。

長征出發前，廖似光也是有身孕在身的；在剛進入貴州時，由於長途奔襲、飢餓寒冷、精神的高度緊張，懷孕七個月的廖似光在灌叢中早產了。

當時的情況也很危急，敵軍四面緊逼；廖似光是在警衛連圍成的環狀中分娩的，而外面的警衛連在與敵人展開激戰；分娩過後，警衛員趕緊用鄧穎超讓出來的擔架抬著廖似光衝出包圍圈。

不久，抱著自己孩子的廖似光來到一座茅屋前，看著屋內的一位白髮奶奶和一位正在給孩子餵奶的少婦，廖似光跪在她們面前，請求說：

“奶奶，請您收下我的孩子吧，我一輩子也不會忘您的恩。”

說完，不等老奶奶回答，起身撕心裂肺地哭著跑了出去。

陳慧清

陳慧清，鄧發的妻子。

1935年4月，中央紅軍在貴州北部山區急行軍時，懷孕8個月的陳慧清分娩了，痛得滿地打滾，部隊只好停下來，將陳慧清抬到一個草棚裡，準備接生。

這時，情況很危急，敵人追了上來，與紅軍後衛紅五軍團交火；董必武讓人通知董振堂，陳慧清難產，讓他無論如何要頂住敵人。

在紅五軍團戰士不顧犧牲堅守陣地兩小時後，陳慧清成功產下一個孩子；這個孩子隨即被包裹起來，放在在叫不出地名的山腳下，留下一張請人收養的字條和幾塊銀元。

產後，陳慧清又匆匆上路了。

曾玉

曾玉，紅八軍團軍團長周子昆的妻子。

長征出發前，曾玉因身孕本已被劃出參加長征的名單；然而，曾玉自己卻偷偷地追上隊伍，翻越老山界不久就在同志們找來的一捆稻草上分娩了。

曾玉分娩後的第二天，部隊要繼續行軍，寄放孩子的老鄉也沒找到，她只好用一塊布包裹住孩子，放在空屋的稻草上，留給房子主人回來收養。

曾玉則在兩位女同志的攙扶下，跟著部隊繼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