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 逃
1961年12月22日,一個身材矮小結實的人裹著厚厚的外套,冒著猛烈的風雪,步行來到芬蘭赫爾辛基的美國大使館。他對門口站崗的美軍士兵說,我叫阿納託利·戈利岑,是蘇聯駐芬蘭大使館的官員,要求見美國大使館的情報官員。
事後核查表明,他說的是真實姓名。
美國大使館立即啟動了叛逃者處置程式。戈利岑被帶到使館單獨的小房間,中情局赫爾辛基站的負責人會見了他。戈利岑說自己是克格勃的少校,為了表明身份與誠意,他奉上了一疊蘇聯駐芬蘭大使館的機密檔案,然後要求把自己和妻兒送往美國。作為回報,他可以提供更多的蘇聯間諜機構的情報。
中情局官員按照例行程式和做法,首先勸說戈利岑是否可以留在蘇聯,充當內線,為他們秘密工作。戈利岑一口回絕了,他說如果他現在回去就死定了,克格勃有足夠能力發現為中情局服務的內線。
都是吃這碗飯的,中情局官員立即明白了這句話裡的潛臺詞:克格勃在中情局內部有臥底。
中情局總部同時啟動了對戈利岑情況的核查。中情局檔案中只有一條記錄:1954年,一個名叫彼得·德萊賓(Peter Deriabin)的克格勃叛逃官員提到過戈利岑,說他是一個克格勃軍官,有叛變的可能。
戈利岑表示,如果他能安全抵達美國,他願意揭發隱藏在中情局內部的克格勃臥底。
中情局綜合評估後,認為戈利岑是一個有價值的叛逃者。聖誕節那天,中情局派來一架專機,將戈利岑和家人接走了。不過,飛機卻沒有前往美國,而是降落在了西德的法蘭克福。
戈利岑被送進設在那裡的美軍叛變者審查中心,開始接受例行審查。一週時間裡,中情局對戈利岑進行了包括測謊在內的全套審查,最後相信了戈利岑叛逃的可靠性,這才安排他們一家人進入美國。
到達美國後,從1962年2月開始,在馬里蘭州一處嚴密佈防的院子裡,中情局開始對戈利岑進行訊問,聽取他提供的克格勃情報。
一個與眾不同的叛逃者
叛逃者,本是弱勢的一方。一個人改換門廷,投靠敵方,類同喪家之犬。一方是勢單力薄一個人,一方是專業的情報機構,是強大的國家機器。而且,往後餘生,叛逃者的飯碗是掌握在人家的手裡。
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
不料,這位戈利岑卻是叛逃者裡的一個異數。
他是克格勃的人,案件自然應該歸由中情局蘇聯處負責。但是,戈利岑十分傲慢,根本看不起中情局蘇聯處訊問他的官員。他口出狂言,認為這些官員都是跑腿的男孩女孩,根本沒有資格與他對話。
他完全不顧中情局的規矩,要求越過蘇聯處的主管官員,直接與更有資格的官員對話。他不客氣地直接點了名:詹姆斯·安格爾頓。
戈利岑說,在整個中情局裡,只有安格爾頓的精明,達到了向他提問題的程度。
安格爾頓是中情局反間諜處的處長。
在中情局裡,安格爾頓稱得上是一個有故事的人。大名鼎鼎的蘇聯間諜金·菲爾比,暴露前是安格爾頓深交多年的老朋友。菲爾比在劍橋大學上學期間秘密加入蘇聯情報機關,劍橋畢業後進入英國軍情六處,後來被派到美國,擔任軍情六處駐中情局的聯絡官,與安格爾頓朝夕相處,過從甚密。兩個人每週必定要聚餐一次,交流情報,探討問題。無論是公誼還是私交,兩人都堪稱密友。
安格爾頓作為反間諜專家,作為中情局抓間諜的第一人,在職業生涯中不知道懷疑過多少人。但是,他卻從來沒有懷疑過身邊的這位蘇聯臥底,他一直視菲爾比為至交好友。
菲爾比蘇聯間諜身份的暴露,給安格爾頓的顏面與內心造成的衝擊之大,可想而知。
從此,安格爾頓的眼光更加陰鬱,疑心更加深重。尤其對克格勃,他產生了一種病態的警惕,或者說是推崇。他認為克格勃對美國有極深奧極複雜的陰謀,一直在對美國下一盤很大的棋,而且克格勃走的完全不是尋常路數,他們的邏輯往往是與通常情理完全相反的。
戈利岑在點名要見安格爾頓的同時,還發表了一個看法,他說克格勃善長利用假情報假叛逃策略來誤導西方國家。據此,他說出了一個預言,就是克格勃將會不遺餘力的用假叛逃假情報來中傷他,他預計此後不久,就會有克格勃官員叛逃到西方國家,尋求與中情局或聯邦調查局接觸,目的就是對他進行抵毀。
戈利岑的供詞,恰好契合了安格爾頓對克格勃陰謀的判斷。
戈利岑給安格爾頓戴上了一頂高帽子,同時也把他帶進了溝裡。與戈利岑的相遇,使安格爾頓的職業生涯走到了拐點。
戈利岑不僅點了安格爾頓的名,他還指名要見另一個人。這個人名叫羅伯特·肯尼迪,時任美國司法部長,也是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的弟弟。
戈利岑的這些要求居然都得到了滿足。
他不僅與司法部長見了面,還贏得了司法部長的充分信任。並且司法部長的態度還影響到了他那位當總統的兄長,肯尼迪總統對戈利岑的情報也大加讚賞,甚至為了傳遞他的情報,肯尼迪還給法國總統戴高樂親筆寫了一封信。
到了後來,戈利岑的風頭之健,使得中情局內部那些懷疑戈利岑投靠誠意的官員都開始意識到,如果再對戈利岑表示懷疑,那就是拿自己的職業生涯在冒險。
爆出猛料
叛逃者主動投靠提供情報,接納一方對此當然是暗中歡喜。在戈利岑提供情報之初,中情局就是這麼一種心態。
不過,隨著戈利岑爆料的深入,中情局和其他西方國家情報機構的心情慢慢起了變化,對這塊天下掉下來的餡餅,他們漸漸品出了一些異乎尋常的味道。
戈利岑確實提供了許多極具爆炸性的重量級情報。
他的第一輪供述就使中情局深受震驚和鼓舞,他提供的內容有大量的北約組織機密檔案,以及潛藏在北約組織和成員國內的一百多個蘇聯間諜的線索。一位審訊他的中情局官員說:“我們在盤問戈利岑的頭48個小時內,從他身上得到的情報資訊量之多,使我們多數人的心目中都確認他是動真格的。我們對蘇聯駐赫爾辛基使館是相當熟悉的,我們可以用我們已知的情況檢查他所說的情況是否真實。”
戈利岑說,有4名身居重要位置的法國高階情報官員被克格勃策反。所有北約組織內的機密檔案,只要經過法國,就會在24小時內送達莫斯科的克格勃辦公大樓。
不過,吊人胃口的是,戈利岑說他不知道這4個人的真實姓名,也不知道他們的具體職務以及其他具體資訊。
這就是說,根據戈利岑的情報,無法直接鎖定具體嫌疑目標。
由於司法部長弟弟的吹風,美國總統肯尼迪也對戈利岑的情報予以高度評價,他專門派遣特使乘專機前往巴黎,捎去一封給戴高樂總統的親筆信。幾周後,戴高樂親自挑選了6名法國情報官員前往華盛頓,對戈利岑的情報進行核實。
戈利岑雖然說不出那4個人的姓名,但是,他在供詞中提供的法國機密材料,都是那4個人透露給克格勃的。這些材料明顯來自法國政府和情報機構的最高層。調查人員將能夠接觸這些機密材料的人員名單列了出來,令人觸目驚心。經過對名單進行嚴密排查後,嫌疑集中在了兩個人身上。一個是法國國外情報和反間諜局局長,一個是戴高樂總統的私人情報顧問。
負責調查的法國高階官員中也有人對戈利岑的情報有所懷疑,並且與安格爾頓進行了探討:戈利岑會不會是克格勃派來破壞美法關係的離間者?
探討沒有得出結論。
那兩位嫌疑者都受到了停職處理,但是,卻一直沒有受到法律追究。
戈利岑又提供了進一步的情報,說隱藏在法國高層的4名蘇聯間諜中,有一個人的代號是“藍寶石”。法國接到中情局的通報後,很快鎖定了具體目標,此人位高權重,是法國情報機構中最有前途的官員之一。法國當局隨即對此人下達了逮捕令。但是,當警察前往執行逮捕時,卻發現“藍寶石”被殺死在自家的窗戶旁邊。
調查者認為,殺死“藍寶石”的動機不言而喻,是為了掩護其他的隱藏間諜。
但是,謀殺案一直沒有告破。戈利岑供述的另外幾名間諜到底是誰,也一直沒有確切的下落。
雖然發現了內奸,但是更造成了災難。針對另外幾個間諜到底是誰的猜測,讓整個法國情報機構陷入到彼此猜忌的疑雲之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法國情報系統幾乎陷於癱瘓。
劍指軍情五處處長
有麻煩不僅是法國。
戈利岑還提供了有關英國的情報。
戈利岑說自己在克格勃第一總局的工作,是負責針對英國以及其他北歐國家進行情報活動。為了準備叛逃,他提前閱讀記憶了大量克格勃獲取的英國機密檔案。他說,其中有一份檔案記載了英國情報機構破譯蘇聯密碼的過程。這份檔案來自英國軍情五處,撰寫人是英國軍情五處高階官員彼得·賴特。根據信任名單,整個軍情五處只有5名高階官員可以閱讀這份檔案。很明顯,把檔案提供給克格勃的內奸,就在這5人中間。
為了找出這個內奸,英國情報機構專門成立了一個“流利委員會”(fluency committee)進行調查。經過細緻排查,委員會排除了其他4人,最終鎖定的懷疑目標令人大吃一驚,居然是軍情五處的最高長官:處長羅格·霍里斯(Roger Hollis)勳爵。
進一步調查又增大了霍里斯的可疑程度。發現他曾在30年代去過中國。就在同一時間裡,共產國際的一名特工也到達了中國。從各種跡象看,這不像一個巧合,兩人很可能在中國有過秘密會面。
但是,要最終認定霍里斯是蘇聯間諜,證據還不夠充分。沒過兩年,霍里斯安然退休了。
霍里斯退休前,主持“流利委員會”調查工作的彼得·賴特和霍里斯進行了一次談話。霍里斯問賴特:“你為什麼會認為我是一名間諜呢?”賴特多年後回憶這次談話時說:“我指出他是迄今為止一個最佳的嫌疑犯。”霍里斯回答:“彼得,你已經給我戴上手銬了……我只能告訴你,我不是個間諜。”
但是,賴特一直堅持自己的懷疑。近二十多年後他還說:“從情報上看,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認為羅格勳爵是個‘間諜’。”賴特有一個重要的理由:英國情報機構“一切反俄國人的行動,包括雙重間諜或技術行動,都在開始後不久即告失敗。”這隻能有一個解釋,就是有最高層官員向蘇聯出賣了這些機密。
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賴特的判斷。他們認為,英國情報機構裡可能存在一個蘇聯高階間諜,但是,並不意味著此人就是霍里斯。
最終,內閣大臣特蘭德勳爵做出結論:霍里斯不是蘇聯間諜。
案件雖然不了了之,但是,給英國情報機構帶來的混亂已成事實。最高長官陷入蘇聯間諜案,在情報機構內部造成的猜忌與對立是極為深刻廣泛的,很多參與調查此案的英國特工後來都遭到了莫名其妙的“迫害”,他們的職業生涯都在隨後的幾年裡徹底結束了。
細思極恐的供詞
英國的故事還不止於此。
戈利岑叛逃一年多後,英國發生了一件事,讓中情局審訊人員回憶起戈利岑當初的一段供詞,真是細思極恐。
那是1963年1月,身體強健的英國工黨右翼領導人休·蓋茨克爾突然死亡,他才56歲,正當壯年。他的死因很奇特,是一種罕見的狼瘡急性感染。他發病的時間與地點很不尋常。蓋茨克爾是在倫敦的蘇聯領事館裡用過咖啡和餅乾之後,突然出現了嚴重症狀,很快不治身亡。
中情局官員聞訊後,想起了此前戈利岑供詞裡的一段陳述。戈利岑說,克格勃正在籌劃一項特別行動,行動目標是消滅某些歐洲民主國家的“反對黨領袖”,以此幫助那些親近蘇聯的政黨及其領袖,進而提升蘇聯在這些國家的影響力。行動的進一步詳情雖然不知道,但是,戈利岑說,克格勃專門負責暗殺行動的第13局局長羅丹將軍參與了這個行動。
安格爾頓調閱研究了戈利岑的供詞後,立即著手追尋羅丹近期的行蹤線索。結果令人倒吸一涼氣:蓋茨克爾在蘇聯領事館喝咖啡那一天,羅丹就在倫敦。
後來又得到情報,蘇聯科學家曾用老鼠做過這種特殊的狼瘡病毒實驗。
安格爾頓的調查還發現,蓋茨克爾有一個強勁的政敵,就是英國工黨領袖、工黨左翼領導人、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而威爾遜有兩個親信與蘇聯保持著密切的商業往來,經常前往蘇聯,並且與克格勃存在秘密聯絡。
安格爾頓將這個情況與戈利岑關於克格勃“要消滅某些歐洲民主國家的‘反對黨領袖’,以此幫助那些親近蘇聯的政黨及其領袖”的供詞結合起來,他推斷:英國首相威爾遜明顯是蓋茨克爾死亡的潛在受益者。
安格爾頓的這個結論,意味著事態的嚴重程度升級了。
安格爾頓決定把他的調查材料傳遞給英國軍情五處,並希望軍情五處能對威爾遜和他的那兩位親信進行調查。
安格爾頓的請求在軍情五處內部引起軒然大波。對情報機構是否可以監視本國首相的這一挑戰性問題,軍情五處內部截然分為兩派,產生了激烈對峙。最終,軍情五處拒絕了安格爾頓的建議。
不過,蓋茨克爾驟死的真相也再沒有了下文。
尋找“莎沙”
法國、英國固然重要,但是,中情局更關心的是自己。戈利岑一開始就說的在中情局內部隱藏有克格勃間諜的說法,到底是真還是假?
戈利岑說,他在克格勃總部看到過大量來自中情局的檔案,而且這些檔案的來源明顯不止一個。他斷言,在中情局蘇聯處和聯邦調查局反間諜部門的重要職位上,都安插有克格勃間諜。他還說,中情局佈置在東歐的情報人員,有許多已經被蘇聯和東德聯手策反,做了雙重間諜。
為了求證戈利岑的供詞,安格爾頓決定設定假情報進行試探。
中情局蘇聯處向駐渥太華的中情局分站發出密電,要求安排情報官員與蘇聯駐加拿大使館的外交官接頭,並指定了接頭的時間與地點。
當然,這是一項虛假任務。
安格爾頓在指揮中情局蘇聯處發出這份電報同時,他又從另一條線上秘密派遣人員前往加拿大,按約定時間到接頭地點進行秘密監視。
在約定的接頭時間與地點,虛設的接頭場面當然不會出現,但是,安格爾頓派出的監視人員在現場發現了有偽裝的蘇聯官員出現了,這些蘇聯官員明顯是在對接頭現場進行觀察。
顯然,接頭電報的內容洩漏給克格勃了。
但是,由於中情局總部以及渥太華站經手此電報的人員過多,僅僅這一次試探行動,仍然無法鎖定具體的嫌疑目標。
戈利岑又提供了一個具體線索:中情局在西德工作過的一個官員,其實一直在為蘇聯服務。克格勃給他的代號是“莎沙”,他出賣了許多美國機密。
此後幾年裡,在安格爾頓的固執推動下,中情局上上下下都捲了對“莎沙”的追查。
安格爾頓主持的對“莎沙”的調查工作全部都在暗中進行,人人都知道安格爾頓在尋找內奸,但沒有人知道他的懷疑名單裡都有誰。安格爾頓除了向中情局局長彙報調查情況外,不與任何其他人討論懷疑物件。
起初,至少有三名中情局官員被懷疑可能是薩沙,最後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支援這種懷疑,但是這三人的職業前程都受到了影響。
戈利岑後來又補充說,他記得薩沙的真名是K開頭的。於是,中情局裡那些名字以K開頭、同時又在西德工作過的所有官員都受到了幾個月令人難堪的審查,其中一名官員在絕望中選擇辭職,另一名官員因為不能自證清白而遭到解僱。
安格爾近乎痴狂地、不棄不捨地追查莎沙,但是又一直無法鎖定確切的目標,逐漸地,他陷入了接近妄想狂的狀態,他在確定懷疑目標時有些失去了理性。
安格爾頓一度將懷疑目標鎖定到一位叫做“薩沙”的中情局官員頭上。這完全是違反常識的,任何一個情報機構都不可能使用間諜的真實姓名來作為代號,專業精深的克格勃更不可能這麼做。但是,安格爾頓居然把這點起碼的常識都拋到腦後了。後來,還是因為有人作出了嚴密正式的論證,安格爾頓才撤消了對這位官員的懷疑和調查。
安格爾頓認為中情局蘇聯處是需要整頓的重災區。結果,在調查“莎沙”期間,許多很有能力的特工要麼被調往其他部門,要麼乾脆被解職,到了後來,整個蘇聯處幾乎陷入癱瘓之中,導致整個中情局的對蘇情報工作進入了一個冰凍期。
後來接任中情局局長的威廉·科爾比說:“什麼東西都停滯了,我們已經變成不蒐集情報的情報組織。”
科爾比在就任中情局局長之前,一度也成為安格爾頓的調查物件,這使得科爾比對安格爾頓已經忍無可忍。他剛一上任,就立即解僱了安格爾頓,打發他退休回家,讓他將自己過剩的精力用在擺弄他喜愛的那些品種繁多的蘭花身上去了。
直到安格爾頓退休回家,“莎沙”仍然沒有尋找出來。這個內奸到底是存在還是不存在,無人知曉。
TNT於2007年出品的三集迷你美劇《冷戰疑雲》(The Company)的第三集,講述了中情局追查“莎沙”的故事。劇中,安格爾頓、菲爾比等主要人物都以真實姓名出場,紀實性極強。
雖然在現實中,安格爾頓直到退休也沒有找出“莎沙”,但是這部劇作在熒屏上圓了他的夢,“莎沙”最終被安格爾頓挖了出來。
安格爾頓沒有做到的,電視劇編導替他做到了。不過,由於這部劇極強的紀實風格,很容易使不明真相的觀眾把虛構故事當成歷史真實。
引起內亂
戈利岑引起的麻煩在於,他的有些情報是準確清晰的,又有相當大一部分情報是模糊不清、難於判斷真偽的。
這些模糊情報的內容大都是說,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情報機構裡,隱藏了許多蘇聯間諜,或者有一些叛逃過來的蘇聯情報官員,其實都是假叛逃,目的是為了誤導西方。
他說這種情況廣泛存在,但他又說不出具體的線索。
正是這些模糊不清的情報,使得西方情報機構內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充滿了懷疑氣氛,導致了嚴重的分裂。
戈利岑說潘可夫斯基就是一個假叛逃者。
潘可夫斯基是蘇聯軍事情報機構格魯烏的上校,1961年至1963年間向中情局提供了一系列有關蘇聯火箭的秘密檔案,對美國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評估蘇聯實力提供了重要依據。
戈利岑說,潘可夫斯基早期提供的情報都是受克格勃指使的,但是,戈利岑又拿不出有關的證據。他的這種說法遭到質疑後,他又說,即使潘可夫斯基真正願意為美國服務,他也可能被迫參與了一個他無法抗拒的交易,實際上是在克格勃的操縱下傳遞蘇聯有意透露給中情局的檔案。
按照戈利岑的說法,潘科夫斯基那些曾經作為美國最高層決策依據的重要情報,就都成了蘇聯愚弄美國的假貨。
這也太魔幻了!
戈利岑還提供了一個含含糊糊的情報,他說克格勃有一個騙局,安排一些蘇聯駐聯合國的外交官投靠美國,這些人根本不可能接觸、更不可能提供真實的情報。在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手裡,就有一些這樣的假間諜。
如果戈利岑此言屬實,那麼,負責策反這些間諜的美國情報官員就等於鬧了笑話,他們的成績就變成了醜聞,甚至意味著美國情報機構據此報送給總統的報告都是些虛假情報。
聯邦調查局手頭就有兩名間諜,恰好符合戈利岑所說的情況。這兩個人都是蘇聯駐聯合國的外交官,他們暗地裡找到聯邦調查局,說自己實際是克格勃官員,由於無法完成情報任務,會受到上級的嚴厲制裁,於是提出建議:願意出賣蘇聯的機密,換取叛逃美國的機會。
雖然有人懷疑他們的動機,但是聯邦調查局局長鬍佛批准發展了他們,給兩人分別規定了代號:“軟呢帽”和“高頂帽”。這兩個克格勃官員投靠後,又提出條件說:他們必須為蘇聯報回一些美國的情報,以求贏得克格勃上級的信任。於是,胡佛批准給他們提供了一些美國的情報。反過來,他們提供了一些蘇聯的情報,很得胡佛信任。胡佛從中挑選出有關蘇共中央政治局決策層面的機密情報,報送給了約翰遜總統。
中情局將戈利岑的供詞通報給聯邦調查局,胡佛斷然否定了戈利岑的說法。他當然不能認可,那樣顏面何存?
胡佛認為戈利岑有明顯的妄想症,搞不好戈利岑本人就是個假貨。他甚至認為戈利岑就是克格勃派來的,目的就是為了損毀聯邦調查局的聲譽。胡佛對中情局的做法十分不滿,因此拒絕和中情局在戈利岑案件上繼續合作。隨著戈利岑供詞中對聯邦調查局的不利資訊越來越多,胡佛徹底中斷了與中情局的所有工作聯絡。
戈利岑這些危言聳聽的情報,鬧得幾個主要西方國家的情報機構惶惶不可終日。英國情報機構因為最高長官都被懷疑是內奸,機構內部很長時間陷入一片混亂。
中情局根據戈利岑的情報,將西德、法國、荷蘭的情報機構都列入“不安全”級別,與它們進行聯絡時都帶上了懷疑的目光。
一開始,中情局和西方情報機構因為戈利岑的叛逃而歡欣鼓舞,覺得可算抓到了一條大魚。
但是,後來他們越來越覺得味道不大對頭。
他們意識到,在此後整整十年裡,就因為戈利岑的到來,攪得西方几個大國的情報機構一直雞犬不寧,人人自危,亂了自己的陣腳。
中情局終於起了疑心,在後來十年多時間裡,針對戈利岑到底是不是克格勃專門派過來搞事情的“假叛徒”的調查從來沒有停止。
有些中情局反間諜部門的特工直到退休都堅持認為戈利岑是“假叛逃”,雖然他提供的一些情報是真實的,但是,他帶給北約國家情報機構更多的,卻是混亂和災難,其負面影響遠遠超過他提供的那些情報的價值。
但是,由於中情局內部的種種利益糾葛和關係制約,對戈利岑的懷疑始終只是懷疑,從來沒有能夠給出一個明確的說法。
戈利岑的預言
戈利岑在叛逃之初,就給安格爾頓說了一個預言:克格勃為了中傷抵毀他的叛逃,很快就會派一個假叛逃者前來投靠,用假情報來挑撥中情局對他的信任。
詭異的是,戈利岑的預言很快應驗了。
一年多後,真的跑來了一個克格勃的叛逃者。
此人名叫諾申科。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戈利岑此前預言的影響,中情局一開始就對諾申科的叛逃動機表示懷疑。懷疑理由之一是:諾申科出身蘇聯權貴家庭,父親生前是蘇聯造船工業部部長、蘇共中央委員,他罩著父輩的光環進入克格勃,順利當上了副處長,生活事業順風順水,突然要背叛國家,簡直沒有理由!懷疑理由之二是:諾申科是隨團出訪期間叛逃的,他說叛逃前一天晚上出了點岔子,讓一個妓女把他帶的美元經費給偷了,這是全團成員的生活費,他沒法向上面交代,感到十分恐懼。僅僅因為丟了點兒美元就要當間諜,這個理由實在太勉強了一些。
諾申科自稱是克格勃上校,安格爾頓把他提供的證件交給戈利岑鑑定,戈利岑看了一眼就斷定證件是假貨。
諾申科在接受審查期間,提供了很多不利於戈利岑的情報,說了一些中傷戈利岑的話。這些內容,恰好和戈利岑此前的預言完全吻合。
中情局就此陷入了一個無解的悖論。如果相信諾申科的情報,認定戈利岑是個假叛逃者。那麼,這恰恰又證明戈利岑此前的預言應驗了,說明諾申科是個專門前來中傷戈利岑的假貨,戈利岑才是真正的叛逃者。
這就出現了一個很邪性的邏輯:不論是相信還是不相信諾申科,戈利岑都是勝利者。
諾申科在供詞中,也提供了一些被證明是真實的情報。不過,中情局分析以後認為,這些情報已經過時了,情報內容即使洩漏了,對克格勃也不會造成什麼損失。說白了就是,克格勃完全有可能讓諾申科拿著這種情報來騙取美國人的信任。
安格爾頓選擇了相信戈利岑,認定諾申科是一個克格勃派來的騙子。
結果,諾申科從座上賓變成階下囚,一關就是三年。中情局在三年裡一直也沒有得到諾申科是騙子的確鑿證據,只好又把他放了出來,還安排了工作,讓他在美國《讀者文摘》雜誌負責有關諜報活動的諮詢。
但是,安格爾頓一直到1987年5月去世,一直堅持認為諾申科是克格勃設計的一個陰謀,戈利岑才是真正的、有價值的叛逃者。
無解的謎團
不論安格爾頓如何固執己見,戈利岑的身上確實存在著許多謎團。
譬如:他的叛逃,到底是克格勃下的一盤棋,還是個人的自導自演?
如果是克格勃的陰謀,那麼,戈利岑出賣了那麼多的真實情報,這種損失即使克格勃主席也難以承擔,誰敢冒這個風險,擔這個責任?
如果是他個人叛逃,那麼,他怎麼能夠掌握那麼多克格勃的機密情報,怎麼能夠了解西方國家情報機構那麼豐富準確的內部情況?在克格勃內部分隔嚴密、極為專業的保密體系中,以戈利岑所處的位置和一己之力,他絕無可能掌握這麼豐富、跨度這麼大的情報資訊。
還有,戈利岑說出了“藍寶石”的代號後,“藍寶石”隨即就被害了。那麼,訊息是誰透露的?中情局內部和法國情報機構內部難道還有內應?否則怎麼銜接得如此緊密?似乎是在演一出雙簧,背後到底是誰在配合與操縱?
戈利岑供述說,克格勃正在籌劃消滅某些歐洲民主國家的“反對黨領袖”,英國的工黨右翼領導人就離奇死掉了。按照常理,克格勃在戈利岑叛逃後,應該及時停止或調整那些戈利岑瞭解並必然會出賣的行動計劃。但是,戈利岑把行動計劃出賣了,克格勃仍然我行我素,似乎就是為了配合並印證戈利岑的供詞一樣。這種邏輯也太奇怪了。
還有中情局檔案中的那條記錄:早在1954年,就有一個克格勃叛逃官員提到戈利岑有叛變的可能。他怎麼能預料到7年以後發生的事情?難道這也是克格勃做的手腳?
尤其是,諾申科的叛逃,簡直就像是為了兌現戈利岑的預言。而且,他叛逃後雖然說了一些不利於戈利岑的話,但是,他的所有詆譭之言最後達到的效果,卻都是增強了中情局對戈利岑的信任程度。諾申科的到來,難道是孤立的偶然事件嗎?
謎團遠遠不止於此,真是剪不斷,理還亂……
中情局苦不堪言,十分頭大。
法國電影《蛇》
看熱鬧不嫌事大。對於戈利岑這場熱鬧,法國的電影編劇和導演沒有放過。
1973年,法國拉博埃蒂影片公司拍攝了一部間諜大片,片名叫《蛇》。影片就是根據戈利岑事件改編的,美國總統派特使帶信給法國總統的情節,在影片中都有表現。
影片中的克格勃間諜弗拉索夫,原型就是戈利岑。
在影片中,弗拉索夫被塑造成為一個假叛逃者。他開始提供的情報讓中情局十分興奮,他揭露了西德、法國、英國情報機構高層裡隱藏的數名蘇聯間諜,詭異的是,那些身份暴露的“蘇聯間諜”,一個個或者離奇死亡,或者失蹤逃亡……西方國家的情報機構紛紛陷入了猜疑、不安的氣氛之中。
弗拉索夫卻隱隱露出了得意之色。
隨著劇情的發展,中情局感到事情不大對頭,逐漸起了疑心。他們展開了對弗拉索夫的調查,他們給弗拉索夫的同夥傳送了假情報,迫使他們露出破綻,接著,他們又發現了弗拉索夫與同夥共同撒謊的有力證據。
這時,他們才明白自己確實中了克格勃的奸計,吃了大虧,上了大當。教訓太深刻了……
影片中,弗拉索夫結局似乎很不錯,得以全身而退。克格勃用交換間諜的方式,把他接了回去。
但是,他回去之後會面臨怎樣的命運,影片中的中情局局長和法國情報局長在目送弗拉索夫離開後,有一段對話:
中情局局長說:“他這個人完了,他自己也明白。他會得到他那個獎章,然後就會慢慢地消失掉……他們不會信任他的。”
法國情報局局長說:“他們不得不這麼做。”
這兩位給弗拉索夫勾畫的命運前景,或許是詛咒,或許就是讖言。
現實中戈利岑的最後命運如何,此後再無公開訊息。
戈利岑雖然攪動了一盤很大的棋局,但是,他畢竟只是一個棋子。
影片結尾那兩位情報局長就弗拉索夫命運的對話,或許就是戈利岑命運的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