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26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同年12月19日上午，上交所舉行了盛大的開業典禮。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出席典禮，總經理尉文淵在交易大廳敲響了上交所開市的第一錘。

當日交易半小時後全市收市是累計成交49筆，面額總額為5879008元。從這一天開始，便拉開了中國股票交易的帷幕。

經過30多年的發展，如今的上交所經過30年左右時間的發展，截至於2019年底，上交所上市公司家總數達1572家，總市值35.6萬億元。

2019年全年股票累計成交金額54.4萬億元，日均成交2229億元，滬市投資者開戶數量已達24398萬戶。

相比較於今時今日兩市股票交易的活躍與當下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30年前的中國，國人卻連股票為何物都不知道。

大勢所趨——上交所的籌建勢在必行

上世紀80年代後期，鄧小平在視察上海時就曾徵求過上海各界人士的意見，表達了想要重現上海的輝煌，將其建設成為中國的華爾街的想法。

當時與會的人中，被後來的人們譽為"中國證券業教父"的管金生最先向鄧小平呈遞過一份建議稿，陳述建立中國證券市場之重要，並請願作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1988年，萬國證券公司開張，管金生任總經理。在那個中國尚未建證券交易所的年代，萬國證券的出現無疑是給全體中國人帶來了一個極為新鮮的事物。

在1988年7月19日的《解放日報》上就曾以頭版的位置刊登了一篇題為《上海第一家股份制金融機構——萬國證券公司昨開業》的文章。並將萬國證券的出現歸結為順應本市金融體制改革深化的產物。

萬國證券的出現成為了當時全國範圍內廣泛討論的重要話題。經過一年多的試點運營，國家也下定決心要在中國建設證券交易所。以此活躍證券交易，為改革開放解決融資的重要難題。

而此時，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正致力於研究籌劃開發浦東的計劃。但擺在這個計劃面前的一個最重要的難題就是資金難。

按照當時的測算，浦東開發的計劃預計總規模高達千億人民幣。這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無疑是一筆天文數字。

就在這時候，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計劃司司長的宮著銘向朱鎔基建議：要想開發浦東，就要借全國的錢，得搞個股票交易所才行。這個想法一出，立馬打動了處於困境之中的朱鎔基。

在當時北京也同樣有成立證交所的想法，並早在1989年1月15日就成立了"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但是因為諸多原因，1989年6月，在北京建股票交易所的計劃被擱置。於是上海便成了建立證交所的首選之地。

憑藉著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發展積累，此時的上海人均生產總值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加上之前上海於1984年首次向社會發行股票和萬國證券公司的成立，這使得上海市的市民與各行各業的人士對於股票等一系列有價證券有了一定的認識和群眾基礎。

機遇稍縱即逝，此時南方的深圳也已經開始在籌備創立證交所，而北京一旦廓清了那些之前的阻礙之後便會再次參與到證券交易所的建立之中。

按照中央的想法，兩個證券交易所一個負責國有大盤股，一個負責中小盤股的上市交易完全足夠。

對於思想的廓清

於是1989年12月，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緊急召開了"搞活上海金融"的座談會。

當時上海市委的這次座談會其主要討論的主要內容便是"研究如何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其目的就是要為上海建立證券交易所思想上統一認識。

當時上海市市委常委、市政府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交通銀行董事長李祥瑞、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龔浩成、上海體改辦主任賀鎬聖等人均到場出席了會議。

另外該次會議還專門邀請了兩位學術界的研究人員，華東師範大學老教授陳彪如和上海財經大學年輕的金融系副主任劉波到場發表意見。

該次會議的議題有兩個：一是要不要引進外資銀行；二是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

在會場上，與會人員對於第一個議題，要不要引進外資銀行，在認識上比較統一，一致認為按照當時的發展狀況，確實是已經到了引進外資銀行的時候了。

但是在討論第二個議題是否應該在上海建立證券交易所的時候大家的意見卻出現了分歧。

在當時，是否在上海建立證券交易所只是問題的表象，因此而牽扯出的思想與制度的討論卻成為了在場所有人爭論的焦點。

當時人們普遍的擔心有以下幾個方面：

主要在於，首先中國究竟能不能搞股份制？其次國有企業改成股份制會不會私有化？

再次發展資本市場會不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還有搞股票交易會不會助長投機，擴大貧富差距，甚至引起社會不安定等方面的問題。

最後老百姓把儲蓄的錢拿出來買股票，會不會影響國有銀行吸收資金的主渠道作用？等等。

會上時任上海市委的領導首先向李祥瑞提出了疑問道："老李，你看交易所可不可以建？"

李祥瑞答道："我看還是有點風險。"

"什麼風險？"李祥瑞又說道："主要是政治風險。"

在聽聞了李祥瑞的回答之後，市委領導又過頭問龔浩成道："老龔，你認為怎麼樣？"

龔浩成從當時國內外的經濟環境，國內的經濟發展條件等方面做了分析，認為當時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或許是急了一點。

龔浩成說："現在有條件上市的公司太少。最好有100家到200家公司具備上市的條件，其中的50家到100家能夠上市，到那時建立證券交易所就會水到渠成。"

而相對於龔浩成的保守看法，上海體改辦主任賀鎬聖卻發表了不同的意見。賀鎬聖說："不要管它，先建立起來再說，在建設中發展壯大。"

會後上海市委又與劉鴻儒和其他參會專家交換了意見。會後，朱鎔基與上海市的主要領導班子達成一致認識。

想要重現當年上海作為亞洲金融中心、東方巴黎的風采，開放外資銀行進入和建立證券交易所將是極為重要的一步棋。

而建設證券交易所，自然是繞不開股票交易市場的建設與探索。可是如果某些原因而裹足不前的話，不但上海難以發展，甚至還會因此而生生錯過歷史機遇。

最終上海市市委班子達成一致認識，那就是在上海建立證券交易說，深化金融改革意義重大。並且已經到極為緊迫的時候了。

因此，上海市委對於籌建上交所這件事可以說是一路綠燈。只要是有益於上交所籌建、有益於上海深化金融改革的措施都給予支援。

為了給籌建交易說掃平障礙，就連證券交易所這個名稱都是經過反覆商榷得來的。其實在從當時的國際局勢來說，成立上海證券交易所中央也是大力支援的。對於我國的改革開放，當時西方世界國家褒貶不一。

一方面想要儘可能地從我國爭取大量的勞動力資源，另一方面卻又忌憚我國的崛起。七國集團聯合向我國實行經濟制裁，這讓大量敏銳的外資撤出。這樣的局面對於尚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我國而言是極為嚴峻的。

因此，繼續深化改革便成了當時的重中之重，加上上海浦東新區的發展作為我國改革開放之後具有重要試點意義的舉措，如何應對G7集團的制裁，如何讓中國的改革開放繼續向著良性方向發展成為擺在上海市委乃至中央的一個難題。

上交所的籌建，為當時的困局迎來了破局的機會，中央也決心藉此向世界展示中國深化金融改革的決心，讓將讓世界看到我國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執行體制將會是有別於西方國家的另外一種經濟解決方案。

所以，上交所的成立從這個層面來說在國際社會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三人小組"的成立

因此會後上海市市委終於作出了決定，讓李祥瑞、賀鎬聖、龔浩成組成"三人小組"，負責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籌建工作，並且由李祥瑞為組長。

1928年出生的李祥瑞畢業於上海財經大學，早在1949年就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李祥瑞奉命重建交通銀行，並任交行董事長、總經理。在我國的銀行系統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賀鎬聖是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研究員。市經濟體改研究會會長、社聯常委、經濟學會副會長。在研究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改方面有較深造詣。

龔浩成從1979起歷任上海財經學院副教授、教授、副院長，1984年起歷任人行上海分行副行長、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上海分局副局長、局長。在當時國內證券業直接歸口中國人民銀行管理，因此龔浩成當然是此中最重要的專家。

三人小組組建完成之後，上海市委又對三人小組提出了兩點明確的要求：

一是"三人小組"的工作直接由朱鎔基領導；二是確保在1990年12月時上海證券交易所要開業營業。

身兼重任的李祥瑞、賀鎬聖、龔浩成等人有一定的畏難情緒，於是朱鎔基便鼓勵李祥瑞、龔浩成說道："你們不要怕，出了事由我們負責，你們還在第二線呢。"

當時朱鎔基特別對李祥瑞強調，對於籌建證券交易所這件事情要大力宣傳，儘可能讓群眾多瞭解證券交易所對於振興上海經濟的意義。同時對內要保持低調，多做少說，甚至只做不說，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議。

上交所籌建的工作逐步開展起來之後，"三人小組"便將辦事機構設立在了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管處。"三人小組"先期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統一思想協調工作；

第二，是制定證券交易的法規和制度；

第三，是交易場所的建設和執行機制的設計；

第四，是為交易所運作準備人才。

國務院批覆籌備工作正式啟動

1990年6月2日國務院正式批覆：考慮到上海市目前已有一定的證券交易量，以及開發浦東之後交易量增加的趨勢，同意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

並且考慮到當時中國的國情，同意放棄使用"股票"一詞，改為"證券"。另外同意上海市委所提交的方案中所提到的以國債交易為主，逐步轉向為國債與企業債務、股票並重的思路。

另抽調上海人行金管處處長王定甫、北京聯辦綜合計劃部主任章知方等六人組成辦公室，負責調研工作與起草可實施的操作方案。

至此，上交所籌建的工作正式啟動。中央批覆下達之後，三人小組立刻向朱鎔基建議，根據國務院檔案的精神，籌備工作主要有上海市方面牽頭，請北京方面的同志給予協助。

朱鎔基在審閱三人小組的建議之後，將"協助"兩字劃掉，改成了"合作"。

北京方面的同志來到上海之後，雙方便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工作。"三人小組"主要是對上交所的成立提出意見與方案，而具體執行的事宜則是由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負責。

由於當時人民銀行籌備小組的人手不足，加之大家對於證券交易有缺乏認識，所以工作進度相對滯後。在給朱鎔基的報告上，他們提出建議道：爭取1991年一季度正式成立。

而這份報告呈交到朱鎔基處時，朱鎔基立馬作了批示："這個時間太晚了，要在年內成立。"

並且朱鎔基在1990年六月份訪問香港，新加坡和美國時，也向外界宣佈上交所將在年底開業。

朱鎔基將籌備小組逼上了戰場，留給他們的時間只有半年。對於籌備小組而言，一場完全沒有任何觀念、任何參照的大戰即將打響。

而就在這個時候籌備小組的組長王定甫卻調回了人行工作。這對於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個晴天霹靂。

尉文淵走馬上任，上交所如期營業

誰來接任籌備小組組長一職，成為了擺在龔浩成面前的一大難題。而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在此後中國證券業上響噹噹的人物出現在了大家的面前——尉文淵。

尉文淵當時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行政管理處處長。當知道龔浩成所面臨的困局時，尉文淵主動請纓表示願意頂上去。

尉文淵後來說道："當時想自己才30多歲，又剛剛來，不如去吃點苦，做一點成績，讓新工作單位的領導考驗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

但是尉文淵沒有想到的是，正是這次嘗試，讓他在90年代初期，成為了中國證券業響噹噹的人物，與管金生、闞治東並稱為"上海灘證券業三大猛人"。

1990年7月3日，接到正式通知的尉文淵走馬上任，擔任籌備小組組長。

臨走的時候，尉文淵的老領導對他說道："你去後做好兩件工作就行，一是把證券交易所建立起來，二是找好接班人，再回來。"可誰承想，尉文淵這一去，則是與中國證券業結下了半輩子的不解之緣。

剛到崗位上的尉文淵之後所面對的一切完全沒有思路。對於證券交易更是不甚了了。但是困難沒有擋住尉文淵，憑藉著有限的資料從中一點點地摸索、一點點地去理解、去推理。

同時積極地向正在籌備深交所的禹國剛去學習。最終在不斷地努力與實踐相結合中拿出了一套可執行的具體方案。

經過數月的不懈努力，在"三人小組"的領導下，上交所籌備小組終於交出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

尉文淵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雖然其中交易流程、裝置、人員的培訓等相關工作與時下比起來都顯得那麼的稚嫩和倉促，但卻代表著中國證券業所邁出的重大一步。

1990年12月19日上午，上交所開業首日所舉辦的盛大典禮上，朱鎔基在場致辭，表達了對於中國證券業的展望和對上海經濟振興的期盼。

同時也表達了對於李祥瑞、龔浩成、賀鎬聖所組成的"三人小組"一年多來的工作成績的肯定。而籌備小組的首要功臣尉文淵則是以總經理的身份敲響了上交所開市的第一錘。

龔浩成

上交所的建立，為中國的金融業發展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視窗與機遇。在此後的幾十年時間內，上交所與深交所兩市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晴雨表。

無數的企業透過兩市完成了重要的融資工作，而股市也成為了此後無數股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因為有了當年的敢於當先，才有了今天的非凡成就。

如今的工作證券業早已經不是當年那個亦步亦趨的嬰兒，相反在全球化的經濟合作中，中國的證券業卻在逐步成為領軍人物。這其中離不開的是中國證券人的孜孜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