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興起於東北，隨著清軍入關和統一全國的程序，故都瀋陽已經不能滿足其需要。清王朝定都北京後，由一個地方割據勢力上升為統一國家的主宰，由一個邊疆民族政權轉變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政權，由東北一隅走向全國。在此之前，清朝雖在關外經營三十多年，然而在關內卻始終沒有一塊立足之地。就全國形勢而言，東北為一隅之地，仍是割據政權。在此之後，第一次把清勢力推向關內，並由此掌握了國家政治軍事鬥爭的主動權。
滿族文化的融入和影響是清代北京文化形態的重要因素。在清統治者“首崇滿洲”和“國語騎射”的政策下，滿族文化不僅強勢移入北京，在語言、飲食、服飾、節令等諸多方面對北京地域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
為保證“首崇滿洲”和“國語騎射”，清統治者極為重視並竭力保持和發揚滿族文化，甚至把這些文化視為鞏固統治的重要國策，因此，在北京城強制推行滿族文化，使得滿族文化對北京的人文民風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首先，清朝定都北京後，充分利用和改造明朝以來的宮殿及民用建築。在繼承明代建築文化的基礎上，不斷地依照滿洲建築文化對紫禁城加以改建。如將故明皇后的正宮——坤寧宮，修繕和改建為清代皇后正宮，兼做宮廷祭神祭天的場所，並在宮前設立祭天神杆；重建文淵閣，一改明時覆以黃琉璃瓦的建築風格，覆以黑琉璃瓦綠剪邊，並在其東側建盔頂碑亭；又在紫禁城內建築箭亭。這是滿洲八旗以“騎射為本”的傳統及喜愛林莽綠野的色彩表現； 中正殿又稱小金殿，外型是圓型氈帳殿，這也是遊獵民族圓型帳篷在宮殿建築上的表現。
滿族人原始信仰為薩滿教。入關後，滿族的宗教意識並未因離開故土而減弱，相反由於種種客觀條件而被加強。但是，政治地位的上升和文化上相對落後的矛盾逐漸凸顯出來，怎樣既能保持原有信仰，又較漢族和歷代廟堂文化相去太遠，便成為規範滿族宗教信仰的首要任務。於是，首先廢棄過去野祭舊俗，改為在坤寧宮前安設神杆，以供其悠遠濃厚的祭神祭天活動之用。祭祀之時，陳馬於西、陳牛於東，烹鹿擺羊作為供品於坤寧宮內神位前，拜天祭星敬祖。期間設有馬箭舞戲，猶如歡度盛大節日。清中葉時，不論官禁大內或民間鄉里，均設杆祭天，使祭天古俗得以在京城普遍盛行。
另外，滿漢分城和宗室封爵而不建藩的政策直接促使內城中王府林立， 如現今為全國政協禮堂址的順承郡王府、今教育部址的鄭親王府、今普渡寺址的睿親王府、今宋慶齡故居址的醇親王府、今恭王府花園址的恭親王府等。而民居以一家一戶一個院落為主，一進大院有“影壁”，是用磚砌成的一矮短牆。影壁後立一根三米左右高的木竿，在竿子頂部置一木頭，這就是滿族人稱的“索羅竿子”，即神竿，作為祭祀神鳥之用。另外，居住在城郊的滿族村屯則基本按八旗軍營進行編制，稱為“營子”。屯與屯之間排列等距， 房屋與房屋之間，規整有序。屯中道路筆直劃一，屯子周圍有屯壕。整個營子給人一種佈局嚴謹、有序之美感。
其次，滿族的社會生活文化對北京的民俗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滿族先民是關外的牧獵民族，他們善騎射、喜林莽。清軍剛入關時，他們仍眷念自然，騎射習俗保留較多。又值建朝之初，呈現一統、富強的局面， 這就使得清朝皇家苑林行宮的興建達到歷史上的高峰。如京城的頤和園、圓明園、香山靜宜園、玉泉山靜明園等。民間習俗方面，滿族婚俗影響不少， 娶親當日，男方家以彩轎迎娶新娘。當新娘彩車到夫家門口時，要稍作停留。新娘在轎中略為等候，此時新郎要執弓向轎下連射三箭，含有驅邪之意，也表明自己不忘祖先騎射勇武之風。新娘跨馬兀、馬鞍，拜北斗，新郎用馬鞭挑下新娘的蓋頭等。這些都是牧獵民族的婚俗，也影響到北京漢民的婚俗。此外，滿族的飲食、語言、服飾、曲藝等習俗也深深影響了清代北京文化的形成。可以說，滿族文化作為統治者極力保護和扶持的文化，作為新進入北京的東北民族地域文化，對清前期北京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是清代北京文化不同於明代的關鍵因素。
“滿蒙聯姻”和“滿漢一體”的多民族一統政策也為清代北京地域文化吸納多民族、多地域文化提供了條件。從歷史上看，北京自遼、金以後成為中國封建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這既是中原遊牧文化與北方遊牧文化衝突的結果，也是兩種文化不斷融合的結果。就清代而言，北京地域文化的發展，毫無疑問也是清代滿蒙一體、滿漢一體等政策的結果。
由於國家統一之下的“滿蒙聯盟”和“滿漢一體”政策，使得清代文化的發展，相比與明代，其輻射範圍更加廣闊，尤其突破了長城內外的界限。長城長期以來成為中原華夏族與“三北”遊牧民族的文化分野。從秦到清之前， 近兩千年間，歷代王朝始終堅持內外有別，華夷之辨的傳統治邊思想，堅守長城這道藩蘺。可以說，清代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多民族“大一統”的最恢宏的新局面。也只有清代，使長城不再成為邊牆，不再成為中原民族文化與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的界限。清代北京有不少蒙古王公府和喇嘛寺廟，這些都是滿蒙聯姻的見證；清代北京繼承了明代北京的紫禁城，繼承了明朝的很多政治制度，更有不少清統治者滿腹經綸，出口成章，這些也無不是滿漢關係的見證。
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清入關定都北京後，清政府大量內遷八旗人口， 於順治五年（1648 年）下令圈佔北京內城，漢官、商人、平民等，除投充八旗者及衙屬內居住之官吏、寺廟中居住之僧道，盡遷外城，而分置滿、蒙、漢八旗於內城。在清代中期前，北京內城一直為八旗人口的集中聚居區，而八旗的民族成分是十分複雜的，其中除了滿族、蒙古族、漢族之外，還有達斡爾族人、錫伯族人，甚至朝鮮族人、俄羅斯族人等。外城不同於內城，清初政府全部圈佔內城之後，外城即成為清代北京漢人、漢官和商人的集中聚居區。此外，隨著很多喇嘛寺廟的建立，不少藏族僧人也遍佈北京城。因此， 清前期北京城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城市，而多民族的聚居自然也帶來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
（來源：資料來源於《北京歷史文化三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