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顧準，生前在自己的“商城日記”（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下放河南商城監督勞動時的日記）中，講到了自己因飢餓難耐而偷吃東西的事。
他寫道：“我是否變得卑鄙了？我偷吃東西，我偷東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獻身精神？不，沒有。如法捷耶夫描寫兩個人在遠東森林裡打游擊一樣，我以後也要如實描寫自己。”
顧準當然沒有變得卑鄙——如果一個人不偷吃便會餓死的情況下，偷吃不僅不卑鄙，而應當視為他高尚的權利。所謂＂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受嗟來之食＂這樣話，其實是傳統文化中的腐儒之見。而顧準不是腐儒，他是一個有著自由主義靈魂的現代思想者。
在被稱之為“浩劫”的年代裡——好人為求生、求溫飽而做所謂的“壞事”與“卑鄙之事“是十分普遍的社會現象：
農民們為不讓自己和一家老小捱餓，而去偷竊生產隊的糧食、地裡沒有成熟的莊稼，完全是出於活命的本能，即使被抓到，也不會被鄉親們看不起的。
國營工廠裡，生產什麼產品，有什麼生產工具；除了不能搬運的機器，工人兄弟家裡一般也都會有的——當然都是他們從工廠偷來的——北京話不叫偷，叫“順”、叫“整”。
在“計劃管制”的體制下，幾乎全體普羅大眾都會做一件說來很“不光彩”的事，那就是“偷懶”、“磨洋工”，或者叫“出工不出力”。
今天不少在改革開放環境下長大的年輕人，其實並不瞭解我們並不遙遠地“過去”是怎樣的“灰暗”與“可悲”——因為他們從書本里、教材裡，只能看到“田園牧歌”與“鶯歌燕舞”般的美好景象。
如此說來，好人變壞，也不一定是真變壞了，既有我們對“壞”的理解認識問題，也有我們對“好”的理解認識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好人永遠是社會的大多數——包括那些曾經被體制判定為階級敵人的人（即曾經所謂的“地富反壞右”）。
個人以為，只要心存善念，心有良知，不去主動做傷天害理事情的人都是好人；哪怕是被動做過傷天害理之事，但真悔過了、真改過了，也是可以重新歸入“好人”行列的。
但是，也必須同時承認，社會中確實真的有“壞人”、“惡人”和“小人”——他們不僅幹壞事，而且一有機會就幹壞事。
還是說過去的事吧——
在那個特別的年代裡，全民性地說謊、全體性地偷懶，如果用聖潔的道德標準來衡量，就真沒有好人了——可是，明明大家都是好人啊；是環境逼得人去說謊、去偷懶、去批鬥別人，因為事實上，所謂的“逍遙派”、“中立派”，根本就是不允許存在的。
但是帶頭去抄別人家、去糾鬥別人、去告黑狀，或者參加“打砸搶”，那就是徹底做惡、做壞事，無論過去了多少年，都是可恥行徑，都是很難被原諒的。
我們也不能夠輕易把什麼樣的壞事都推到環境上去，推到別人頭上。
當然，我們必須同時承認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到底有沒有過“逼良為娼”的環境？有沒有過“逼上梁山”的困境？
《顧準日記》當中，記錄有這樣的文字：“青年婦女，分不清是姑娘還是媳婦，只要有吃的，自願留在那裡給人當媳婦。”——雖然這些青年婦女，不是為娼，卻也是實實在在屬於“逼良為娼”的命運。
若干年前，山西作家曹乃謙在其出版的小說集《到黑夜想你沒辦法》中，寫到過他的家鄉雁北農村溫家窯，在1973年、1974年裡發生的悲慘故事。其中有個故事，講的是一個頗有姿色的農婦為了改變兒子的命運，而去主動與下鄉幹部苟且私通之事。表面看，那個農婦是主動地“獻身”，又何嘗不是“逼良為娼”的環境使然呢？
那麼是不是也可以認為，凡為“逼良為娼”環境下“墮落”的婦女，是不應當被認為是“墮落”的“壞女人”；其實她們仍然是純潔的“好女人”。
故此我們可以知道並認定，在這世界上，不僅存在過、也還將繼續存在著一種與卑鄙意義不同的高尚的“卑鄙”；一種與墮落沒有干係的純潔的“墮落”。
（修改於2021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