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1日上午，在位於川東師範學院的中統局本部內，一張張嚴肅的面孔，分別掩飾著各自真實的心情：有的悲哀、有的沮喪、有的感到憤怒、有的在竊喜。
他們剛剛才得知，中統局已經易主，由西康省教育廳廳長葉秀峰接替當了15年局長的徐恩曾，成為信誼堂（中統總部所在地）的“堂主”。
葉秀峰春風得意，本來，他除了與中統幕後老大陳立夫是大學同班同學外，和中統並無淵源，現在從偏僻省份的廳長一躍而成全國排名第二的特務組織當家人，自然是喜不自勝。
而面龐白皙、衣著莊重、戴著金絲眼鏡的徐恩曾此時則哽咽不止。會後，許多比較忠於徐恩曾的特務分子大罵蔣介石刻薄寡恩、鳥未盡而弓已藏。
對中統局來說，打擊還在繼續，葉秀峰雖然是中統幕後老闆陳立夫的大學同學，但畢竟要秉承蔣介石旨意行事，到任後立即公佈了機構改革方案：
1.撤銷訓練委員會、情報研究室、資料室、特別經辦處等四個機構。
2.中統局最重要的機構之一——統計處剝離，打散後編入經濟部特種經濟調查處和內政部第四處。
3.大削中統局經費。1945年中央財政劃撥的黨務經費比1944年少了47%，黨務經費少了，掛靠在黨務系統的中統局日子更加難過。
其實，早在徐恩曾落馬之前，中統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從1940年起，中統壞事接踵而至：負責檢查電報和郵件往來的軍事委員會特檢處最初由傾向於中統的金斌任處長。1940年春，金斌突然被撤職，特檢處改隸軍統旗下。
1941年之後，中統依託省黨部在敵後組織的各種武裝，被消滅殆盡，反觀軍統的忠義救國軍卻越做越紅火，發展到20個團10萬人之多。
1944年夏，隱藏在教育系統的中統特務突然集體被教育部開除。緊接著，行政院經濟部、交通部也釋出多封人事案，將中統特務和與中統有牽扯的人員全部趕走。
那麼，抗戰初期與軍統並駕齊驅的中統，為何要走下坡路呢？
一、朱、徐內鬥，根基埋隱患
最初，蔣介石在設計中統、軍統這兩個特工機構的時候，分別任命賀耀祖以侍從室第一處主任的身份兼任軍統局局長，任命朱家驊以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身份兼任中統局局長，僅任命戴笠、徐恩曾二人為副局長。
但是在實際運作中，兩統的人事、經濟以及其它各項具體業務等實際權力，都完全操於副主管之手。平日，在公文往來中蔣介石對兩局下達手令，也只提到副局長的尊姓大名， 對正局長並不提及。
賀耀祖身兼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整天為蔣介石跑前跑後都忙不過來，哪有空過問軍統的事情。
然而，朱家驊的情況有些不一樣，他是以中央秘書長兼任中統局長。在當時，中央秘書長位於中央各部之上，在國民黨內有僅次於總裁、副總裁的“第三把手”之稱。以這樣的實力地位遙控中統，就使得徐恩曾不得不有所顧忌。
而且，朱家驊這個人依仗著是蔣介石浙江籍官僚集團中的紅人，有著一統的政治野心和強烈的抓權、攬權、爭權的慾望，所以對中統局長這個權不放過。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朱家驊原本是屬於CC集團的人，徐恩曾、陳立夫等人開始都是把朱家驊當作自己人看待的。對於他要過問中統的一些事情，徐恩曾也不好拒絕。
朱家驊正是抓住了這樣一個機會，趁勢將自己的勢力打進中統，最終形成了一股與徐恩曾抗衡的重要力量，在中統內部也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權力爭奪戰。
兩惡相爭的直接結果，便是嚴重削弱了中統的力量，其影響之深，是很多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原來，朱家驊雖然可以算是CC集團的“自己人”，但他出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等一系列職務後，地位開始躍居於CC派領袖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之上。
此時，朱家驊認為自立山頭打天下的時候了，不失時機地與CC系分道揚鐮， 打出自己的旗號，在原先CC系地盤上“跑馬圈地”，從而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迅速形成了“朱家驊系”。
在這方面，中統局不但是一個重要的目標，而且可以說是一塊肥肉。
他採取的第一個策略是以經費換人事。作為國民黨的中央秘書長，朱家驊掌握著中央黨部系統的經費分配大權。而隸屬於中央黨部系統的中統局自然就有很大一部分特務經費要從其名下支取。
當時中統局處於改組擴建時期，正需要大量的經費，於是朱家驊用金錢作誘餌，向中統安插自己的親信。不到一年時間，朱派分子幾乎佔了中統局處級幹部的一半。
而對於徐恩曾來說，人窮志短，需要朱家驊在經費上給予接濟，同時又考慮到他與CC系的歷史淵源，所以對朱家驊的這些小動作，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沒有堅決予以制 止。
朱家驊的第一招得手後，便得寸進尺，手伸得更長，開始了他的第二套策略。
本來，朱家驊只是一個掛名局長，但只要有能伸腳的地方，便橫豎不管，先搞進去再說。比如，他把自己的私人名章交給親信，宣佈重大問題須得有他的名章才能生效。
又如，朱家驊平時注意利用各種機會到中統局視察或講話。每到新年團拜的時候，朱家驊無論多忙，也忘不了抽出時間把全域性的特務召集起來，聚個餐，喝個交杯酒。
如此，朱家驊對於中統的內部事務，不但掛上了名，而且親自參與，其在中統的勢力，也在穩步增長。
就在朱家驊大張旗鼓地把朱派力量打入中統時，徐恩曾並且開始處處對朱設防，刻意周旋，甚至在某些事情上採取了敵對立場。
首先，對於朱家驊勢力的步步侵入，徐恩曾築堤打壩，固守待援。例如：朱 派了一批親信大將到中統任主任秘書、處長、專員等高階職務，自以為藉此也就控制了整個中統局面。
孰料，徐恩曾利用“緊逼盯人”戰術，在每一個朱派分子身邊，都安排了一個徐派分子進行嚴密監視。
其次，在監視的同時，徐恩曾還在暗中策動大小特務對這批朱派分子施加精神壓力。
當一個朱派分子進入中統局任職時，馬上有人故意公開大發牢騷：“我們出生入死，辛辛苦苦地打天下，可別人卻坐享其成，一來就是高位、高薪、高待遇！”弄得朱派分子尷尬難堪。
待工作起來後，徐派分子更是採取不合作態度。這些朱派分子新來乍到，對特工之道大都純屬外行，業務不熟，對各種內部的黑幕更是一無所知，不免感到力不從心。
當他們向徐派分子“不恥下問”時，徐派分子不是裝聾作啞，愛理不理，就是橫眉冷對地甩幾句閒話：“您是領導，怎麼反而來問我呢？”
如此冷言冷語地頂撞，不要說新官上任三把火燒不起來，就是想燒個冷灶，也往往沒有表現的機會。
如果說徐派分子在中統局裡所做的小動作只是想給新來的朱派分子和那位朱局長一些難堪和造成一定麻煩的話，那麼陳果夫、陳立夫謀劃的則是要將朱家驊趕出中統，以絕後患。
從陳氏兄弟來說，當時CC集團的處境不是很妙，上有蔣介石的抑制，外有黃埔系、政學系、孔宋集團的鉗制，而且在朱家驊“自立山頭”以前，已經有一位CC系的大將，中央組織部長張厲生背叛二陳，可以說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本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是陳氏兄弟苦心經營了10年之久的CC系 大本營，自從張厲生背叛後，陳氏兄弟的忠實黨羽差不多都被趕了出來。
現在朱家驊又成了 “張厲生第二”，挾黨內第三把手 ——中央秘書長的權勢，企圖連中統局這個CC系最後一點家當也席捲而去，陳氏兄弟豈能不管？
二陳採取的辦法就是要將朱家驊從中央秘書長的寶座上趕下來。原來，在1938年分別成立中、軍統兩大特務組織時，蔣介石說得明明白白：中統局局長由中央秘書長兼任。
因此，一旦朱家驊不再擔任中央秘書長了，就沒有理由兼任中統局長，徐恩曾就又可大權獨攬了。
1938年底，汪精衛叛逃河內，公然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為陳氏兄弟實現他們的目標提供了機會。
事情是這樣的，朱家驊之所以能從過去的中央秘書處處長升任中央秘書長，成為黨內高於各部之上的第三把手，只是為了藉此抑制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不讓汪與中央黨部各部直接發生關係。
但是，汪精衛一逃，情況就起了變化。一方面，以中央秘書長牽制汪精衛的利用價值失去，另一方面所留下來的副總裁一職，自然有不少人踮腳巴望。而朱家驊就是其中自認為最有希望接班的人。
論理，朱已爬到了中央秘書長的高位，黨內第三把手，坐三望二，一步之遙，也是人之常情。況且他認為，就是按部就班，論資排輩，這國民黨的“副帥”也是非己莫屬了。
但他的想法並不合蔣介石的心意。原因很簡單，汪既逃走，蔣樂得無人與之分權，豈有再設一個副總裁的道理？因此，當汪精衛被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永遠開除出黨，撤銷一切職務後，蔣介石就虛懸副總裁一職，不肯做出任何安排。
結果，蔣的這個心事被老謀深算的陳果夫看得一清二楚，於是利用這個機會設計了一條妙計：由國防最高會議秘書長葉楚傖到中央黨部任中央秘書長，把朱家驊趕到中央組織部接替張厲生的大權，把張厲生趕到中央黨政考核委員會去當一個無足輕重的主任委員。
如此，可謂一石三鳥。其一，葉楚倫是著名的南社詩人，雖久居高位，但不善弄權，遇事推諉，由他出任中央秘書長自然不會有什麼野心，蔣介石定可以高枕無憂。
其二，朱家驊不當中央秘書長了，便不好再兼中統局長，讓葉楚倫來兼任中統局局長，必定是不聞不問，由徐恩曾專擅一切。
其三，以朱家驊去奪取張厲生的中央組織部長大權，既不會落一個把張、朱勢力同時從中央黨部驅逐出去的“獨攬大權”的把柄，又可以將CC系的“叛徒”張厲生徹底趕出中央黨部系統。
從理論上來說，陳果夫的這個“一石三鳥”的計策可以算得上是天衣無縫了。但是，陳果夫一心想著算計別人，卻沒有想到還有比他更厲害的髙手在算計他，這位高手就是蔣介石。
1939年11月，國民黨第五屆六中全會，對黨政高層人事及機構進行部分調整，陳果夫抓住這個機會，以侍從室第三處主任的身份，把他的計劃呈給蔣介石。
蔣一看，果然是十分滿意，於是一聲令下，張、朱、葉三人各換其位，接手新的差事。只是，等到朱家驊向葉楚傖交卸中央秘書長之後，兼任中統局局長的交卸問題，卻不見了下文。
朱家驊當上了中央組織部長，居然泰然處之地將“中統局長”一職帶到了組織部，繼續掛名。而新任中央秘書長葉楚傖對此漠不關心，懶得去爭。
顯而易見，這是蔣介石故意安排和縱容的。透過默許朱家驊繼續兼職，來繼續實施“以朱制徐”的策略，不想讓中統這一龐大的特務組織完全控制在陳氏兄弟手中。陳果夫再聰明，也沒有料到老蔣有這麼一著。
當二陳發現陳果夫的釜底抽薪之計並沒有能夠將朱家驊從中統局長的寶座上趕下去時，就決定不再對朱採取守勢和一些小打小鬧的手法，而是要考慮動用強硬手段了，和徐恩曾一合計，直接把矛頭對準陳介生。
陳介生是黃埔五期學生，由於他曾經留學德國，故與擔任中統協會會佼的朱家驊發生了淵源，後被介紹到中統工作，擔任特種經濟調査處處長。
這個處主要是根據國民政府財政部、交通部和經濟部的要求，利用特務手段，蒐集情報，因此，該處的活動經費由這三個部門分攤，不需要中統局破費。儼然是中統中的一個獨立王國。
為了給朱家驊一點顏色看看，徐恩曾斷然下令免去陳介生的處長職務，改組特經處。但陳拒不移交，徐恩曾當即派出行動隊武裝接管特經處，將陳介生一夥驅趕出去。
“陳介生事件”的發生影響頗大，朱徐兩個人之間的矛盾公開爆發。在這之後，往往徐的檔案或報告送到朱那裡，朱久拖不批；朱的指示或手令到了徐那裡，徐也是不肯遵命照辦。
他們兩個人都是“領導”，爭鬥也好，形成對峙也罷，對本人沒有什麼不方便，只是苦了下面很多辦事人員，常常既要看朱的臉色、又要受徐的言語。真正是“老鼠進風箱——兩頭受氣”，大大削弱了特務幹事的積極性。
二、不務正業，中統業績一落千丈
1941年秋，徐恩曾在一次中統高階幹部會議上，直言不諱地對手下親信說：“我們不能專專幹保衛政權的特務工作，而讓政學系的人去做大官，發大財，我們也必須分享一份。”這番無遮無攔的肺腑之言，說白了就是四個字：我要謀官。
要做大官，就必須在朝中有大人物提攜，否則是永無出頭之日的。但是CC系中人才濟濟，“英才”輩出，比自己能力強、資格老的高階幹部大有人在，但蔣介石已經對二陳起了猜忌之心，因此，真正靠陳氏兄弟保薦出任部長級職務的，至今尚且沒有。
即使他們二人有那方面的能力，以自己的地位和資歷按部就班地排隊，不知要等到猴年馬月，才能坐上部長寶座。於是，徐恩曾撇開二陳，傍上了政學系領袖吳鐵城。
吳是著名的國民黨“說客”，歷史上的寧漢合流，東北張學良易幟、入關助蔣，國民黨寧、粵、滬三方合作等重大事件。都是由吳在幕後擔任重要的策劃人物。
1940年2月，吳鐵城接替葉夢傖的中央秘書長一職。此時朱家驊仍然沒有交卸中統局長的意思。吳鐵城自然也不好意思逼之過急。但吳也不是那種甘於將權力拱手相讓之人，既做了中央秘書長，卻兼不到中統局長，未免有點於心不甘。
然而，畢竟是一名老政客，他看準徐恩曾是中統的鐵腕人物，只要能把他抓在手裡，收為己用，也就等於抓住了中統。於是，吳鐵城請出陳果夫一起保薦，以加強特務活動為名，籤請蔣介石批准由徐恩曾兼任交通部政務次長。
就任前，蔣介石專門召見徐恩曾，明確告訴他，中央之所以有這種安排，完全是出於特務工作的需要，要求他利用職務的方便，在全國範圍內佈置一個完整的調查網，以便從更大的範圍內開展特工情報活動。
在整個談話中，蔣話裡話外都在提醒徐：你這次升官後，不要有其它方面的野心。徐恩曾把蔣介石的告誡當作是耳旁風，完全沉浸於擔任次長後的狂喜之中，一門心思地想謀官。結果，中統之後連續出了多次情報事故。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乘英、美、法全部捲入歐洲戰場、無暇東顧之際，乘機侵佔了東南亞廣大地區。一向野心勃勃的英國當然不甘心在東南亞地區的失敗, 一心想要收復失地。
1942年夏，經英國駐重慶大使卡爾與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密商，決定由中國方面徵募東南亞地區流亡到國內的華僑，經過專門培訓後潛入東南亞活動，刺探日軍情報，將這些資訊提供給英國一份，作為日後收復東南亞做準備。
那麼由誰具體負責實施呢，老蔣“御筆” 一揮：中統局。
接到這項“光榮使命”後，徐恩曾也非常高興，因為這樣一來，中統的活動範圍就不僅僅侷限在國內，而且還可以發展到南洋各地，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他急忙把中統局僑務小組的特務們召集過來商量。幾人一合計，當務之急是趕快徵募東南亞地區的華僑青年，辦一個特務技術速成班。
速成班畢業後，有少數幾個人被安排去了呂宋，大部分人馬則被安排赴緬甸，設立緬甸情報區，公開對外的名稱為“中國國民黨駐緬甸總支部”，區長由吳鐵城的親信、牧師李竹瞻擔任，副區長由徐恩曾的親信、老牌特務陳蔚如擔任。
1943年年初，緬甸情報區全部人員攜帶電訊器材，包乘了一架運輸機到達昆明。但李竹瞻和陳蔚如覺得唐突入緬，恐難成事，就要來一個名叫李品偉的華僑，委他以“中央黨部戰時邊地視察員”的公開身份到緬甸景棟分割槽開展工作。
中統特務們到下關不少日子了，可工作並沒有什麼進展，唯一可以搪塞局本部和英國領事館的“情報”，多半是李品偉從一些來往於滇緬之間的小商販那裡套來的，沒有什麼大用途。
更麻煩的是，李竹瞻和陳蔚如沒多久就發生了內訌，李竹瞻指責陳蔚如在下關走私鴉片、逛窯子。陳蔚如則怒罵李竹瞻貪生怕死。
就這樣，內部彼此之間雞打鵝鬥，刺探日軍情報的工作根本就無法開展。英方因得不到任何情報而大為不滿，停發經費，中統在緬甸的活動以失敗而告終。
1944年，日軍發動了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的戰役——豫湘桂戰役。在河南，國民黨守軍湯伯恩所率40萬大軍被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率領的 15 萬精兵打得落花流水，抱頭鼠竄。一個月的功夫，國軍丟失大小城池38座，喪失兵力5萬餘人。
蔣介石也急紅了眼，揹著手在客廳裡急步走來走去，命令手下特務當即召集特務機關頭子到重慶上清寺官邸參加甲種彙報。
會上，蔣介石向出席者們詢問關於山東、河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及中共武裝部隊情況。由於徐幾年來一直忙於“獵官”，對中統的活動疏於過問，沒有能夠掌握第一手資料，並且這次彙報來得緊急，事前來不急作充分準備。
所以，當蔣介石臉色陰沉地問道：“可均，你來說說看。”徐恩曾只有支支唔唔，硬著頭皮胡編亂造一番，浮光掠影，文不對題，膚淺空洞。
蔣介石聽得面色愈加難看，有的問題蔣介石一再追問，弄得徐竟張口結舌，無法自圓其說，十分狼狽。氣得老蔣竟青筋暴跳，嚴厲斥責其站在一旁，聽戴笠及其他人員的彙報。
戴笠畢恭畢敬地站起來，口若懸河般講起來，條理清晰，分析深入得體，講了一大套，一聽便知是下了一番深功夫的。蔣介石的臉色這才慢慢緩和過來。
二人對比如此鮮明，也難怪中統在蔣介石心中的分量越來越輕了。
在蔣介石看來，軍統的強項是策反汪偽汗奸集團的主要人物並開展中美情報合作活動，在這兩方面的確都有上佳表現。而國際問題研究所在它的主攻方向——判斷蘇德、日美戰爭等重大國際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方面，也都有不俗的成果。
與此相比，中統幾乎毫無建樹，總不見什麼成績，在這方面，甚至還不如軍統和國際問題研究所做得好。
因此，在這次官邸彙報結束之前，蔣介石訓斥徐恩曾一番，責今他：“集中精力抓好情報，做出點兒成績來！”
如果說蔣介石此時還對徐恩曾抱有一線希望，但這一線希望很快會落空了，很快就讓他大失所望。徐恩曾竟然發展到連國民黨內部反蔣分子的情報也做不來，簡直成了廢物一個。
1944 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內，一夜之間竟貼了—幅“總裁獨裁，中正不正”的標語，使蔣介石聞之大為震怒。他認為中央黨部歷來是CC系的大本營，戒備向來森嚴，絕不會是共黨分子所為，定是“黨國”內部有人對自己不滿。
事情發生在中央黨部，蔣介石自然把這個案子交給中統來辦，限令中統徹底清查此事，也算是給他一個立功的機會。
接到命令，中統不敢怠慢，派出各個領域的特務，內查外調，使出渾身解數，想法改善一下自己在蔣介石心中的地位。
可是人在背運的時候，喝口涼水也塞牙，徐恩曾下了—番苦功，最終還是一無所獲。蔣介石几次追逼其結果，中統總是無法呈交。
直氣得蔣介石指著局長徐恩曾的鼻子大罵：“娘希匹！在我們的心腹重地，出現這樣的事，既未能事先加以防範，事後復不能查出究竟，實在有忝職守！”
即使在號稱兩統最拿手的淪陷區地下工作中，中統也是狀況頻出，令人哭笑不得。
日本人佔領南京後，大肆搜捕國民黨遺留下來的軍政人員，且嚴加審訊，風聲一天緊似一天，很快，軍統局南京留 守處的辦事員陳望被捕後投降，南京留守處主任徐兆麟 在南京實在呆不下去，喬裝改扮混出城來也逃往漢口。
徐恩曾聞聽南京組織首先失守，急忙又給徐兆麟重新配備人馬，讓他再殺回上海，成立中統局東南督導區，其下設上海、南京、杭州、寧鎮、松嘉、蘇錫六個分割槽，徐兆麟任主任。
剛剛穩住上海方面的陣腳，武漢方面又出了亂子。原來，武漢會戰後，國軍放棄武漢，徐恩曾撤退前在漢口事先安排了一批特務潛伏。誰想那批人比上海那幫人還不如。“專員”、“主任”、“隊長”，每日裡無所事事，跑到漢口揚子飯店打麻將、玩撲克， 美其名曰“掩護開會。
特務們都存有這樣一種心理：該跑的都跑了，把苦差事留給我們，讓我們替你們看家，想得倒好！再者說，這家是好看的嘛，簡直看的就是陰曹地府門，日本人不敲門自己還是人，一開門恐怕自己就成刀下鬼了。乾脆樂一天算一天，腳 踩西瓜皮，滑到哪裡算哪裡。
抱著這種想法，漢口潛伏區的特務們哪還有心思去收集情報？
別看情報沒搞到多少，私人之間的恩怨卻彙集了不 少。先是行動總隊長丁謹和交通員李美貞勾搭成奸，緊接著主任先大啟也看上了李美貞，為了這些爭風吃醋的事，丁謹和先大啟大打出手，最後竟然拔出槍來要拼個你死我活。
副主任史希俠看到二人關係緊張無法共事，便出來做和事佬居中調解，藉此機會獨攬漢口調査室大權，挪用公款在漢正街上開了幾個店面賺錢，對上謊稱是接頭地點，對內則嚴令下屬不許賒賬。
一個叫朱家鼎的小特務在店裡白抽菸不給錢，讓史希俠痛責一番，回去便破口大罵，揚言要把漢口的底細全捅給日本人。
史希俠開始以為這小子不過是講幾句氣話，沒曾想朱家鼎倒是“一言九鼎”，真的跑到汪偽那張孟青那裡自首，並親自領著汪偽特務把史副主任抓了起來。
史希俠被捕後立即叛變。其他人一看大事不好，分別逃往重慶、黃岡，中統在武漢的潛伏組織全軍覆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