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曼生，本名陳鴻壽（1768-1822），字子恭，號曼生，擅長古文辭，精於雕琢，以書法篆刻成名，其文學、書畫、篆刻樣樣精通，才氣過人。
葉衍蘭、葉恭綽所編《清代學者像傳合集》上的陳鴻壽(曼生)造像，手持茗壺於右，舒袖於左，從容著站立，吟笑淺淺間真有一種風日灑然的簡靜與恬淡。
曼生像後所附的小傳記載，陳曼生生於乾隆三十三年，卒於道光二年。字頌、又字子恭，號曼生。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他於嘉慶六(1801)年拔貢。朝(廷)考以知縣用，分發廣東，丁憂服閡，奏留江南，署贛榆縣，補溧陽縣。後擢河工江防同知、遷海防同知。道光二年以風疾卒於任所，享年五十有五。著有“桑連理館”詩文詞集若干卷、又雜著等若干卷，惜均未行世。
陳鴻壽(曼生)造像
陳曼生是一個通才，能書善畫，尤其是書法，篆、隸、行、草皆能，歷史文獻和此次展出的上海博物館等收藏的不少書法、繪畫作品也充分說明這一點。他也懂得碑帖，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所藏神龍本蘭亭序帖，內附有陳鴻壽所作跋文：“此帖較定武本，肥瘦各別，字畫結構亦頗有異同……嘉慶乙亥十月望後四日，錢唐陳鴻壽題於江寧承恩寺中。”從此文看，他對碑帖研究似也十分在行，這與文賣中關於他“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識為多，精嚴古宕，人莫能及”的總結相一致。但能使後世為之折服的還不是他的書法、繪畫乃至碑帖，而是他的篆刻。因為，能夠稱為“西泠八家”之一，意味著他在篆刻領域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就，上海博物館等機構所藏的許多陳鴻壽所作印章都是明證。
陳鴻壽《彝鼎醴泉行書七言聯》金箋行書 126.6×29.6cm 安徽省博物館藏
釋文：彝鼎圖書自典重，醴泉芝草見根源。曼生陳鴻壽。
雖說，陳曼生的詩文書畫乃至金石篆刻，精妙非凡，但要於開宗列祖尚未能達，唯與名流陶工捏製砂壺一端，大開風尚，流芳世傳，乃百代欣賞，為藝林後世，留下了聲聲佳話。
他把他的喜性、熱情、才華、文識集中到躬身自踐，操刀刻銘，製作壺式樣板，與舊雨新知合作通力，以壺身銘文之字型本身做裝飾，並致力於銘文的可看可玩可味可形可傳。銘文或以儒釋道修身養性的直白，或以古文辭摘句，或以壺形說文，或自作詩詞……不一而足，可謂字字珠璣，妙趣橫生。於是，曼生壺一改清初壺藝的風尚，遂成壺道顯學，成為清中期的壺藝中流，盛極一時，並永為世人寶愛。
直腹壺，現藏香港茶具文物館，把梢印“彭年”，底印“阿曼陀室”
壺銘制“茗壺第一千三百七十九，頻迦。”
香港茶具文物館藏有一把《曼生直腹壺》，因壺上署“茗壺第一千三百七十九”而被專家否認，認為曼壺再多，不至如此多。既然曼生壺涵義及廣，曼生親朋幕友極眾，而合作匠人陶工非止一二人，僅楊氏兄妹就有三員，又有什麼不可能。這正是曼生式的熱鬧喜趣。此壺參與制作品定的人員達一十七人，可謂前無古人。壺肩銘文為：“叔陶作壺，其永寶用”。壺壁銘文為：“嘉慶乙亥秋九月，桑連理館制，茗壺第一千三百七十九，頻迦識”。壺腹銘文為：“江聽香、錢叔美、鈕非石、張老葺、盧小鳧、朱理堂……(等共十五人名姓)同品定並記”。把下有“彭年”印，底鐫“阿曼陀室”。“嘉慶乙亥”即嘉慶二十年，陳曼生正在溧陽任上，“桑連理館”正是曼生府邸之名，“頻迦”即幕友郭頻迦。此壺實在是值得深究的。近二十人的陣容堪當“眾”字，而如此多人員參與銘壺，且把名姓也集於一壺，相信該是有才氣，有靈氣，並有喜氣的文人所為，為何不是陳曼生呢?
▲2017西泠春拍
清中期·龔心釗舊藏楊彭年制、陳曼生刻香蘅款段泥粉紫泥百衲壺
款識：香蘅（底款）；彭年（把款）；曼生（刻款）
盒內鑑藏印：龔心釗珍賞印、陶冶性靈、瞻麓齋、龔釗秘玩
木盒籤條：曼生百衲壺。懷志。
盒內書：楊彭年，陽羨人，閤家皆善冶匋，陳曼生作銘，使為制茗壺而名益重。其女香蘅所作尤為密緻，然所傳不多，得者尤珍逾拱璧。此裋褐壺，式雅色異，曼生自鐫銘，可寶。丁丑正月懷希。
鐫刻：勿輕裋褐，其中有物，傾之活活。曼生銘。
6×11cm
▲2018西泠春拍
清中期·楊彭年制、陳曼生刻阿曼陀室款紫泥笠蔭壺
款識：阿曼陀室（底款）；彭年（把款）；曼生（刻款）
鐫刻：笠蔭暍，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無說。
尺寸：7x13cm
紫砂壺上銘文，要於未乾之砂泥上刻劃，與金石刀法大相徑庭．兩者異工同曲，而欣賞法則卻歸於一途。看曼生銘文如“在水一方”、“方山子，玉川子，君子之交淡如此”、“笠蔭喝，茶去渴，是一是二，我佛無說”、“無用之用，八音所重”、“君子有酒，奉爵稱壽”、“內清明，外直方，吾與爾偕臧”、“梅雪枝頭活火煎，山中人兮倦乎仙”……既涵蓋了他一身的修養文識才情，再運以西泠之爽利刀法，使砂壺徒增書卷氣息和金石意味，茗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香不渙散，味不耽擱，文人逸士把玩之餘，得趣於壺外之韻；陳曼生與他周邊的朋友們，在與砂壺藝人的合作途中，輕輕然然訂製了砂壺的一種審美趨向，從此以後，砂壺明顯加入的人文意識，使得陽羨壺藝發展開來，“曼生壺”的風格一掃乾隆時注重妍巧的風氣，樣式典雅樸厚，寓巧於拙。造型多用幾何型體，壺體線條凝練爽潔，它一舉融合了文詞之心、書畫之韻、金石之味，又得刻劃裝飾之明麗雅潔，書畫、篆刻與文心遂一氣呵成，渾然雅緻，超越昔賢，實為砂壺工藝開創了新風新貌。所以《陽羨砂壺圖考》盛讚曰：“(曼生壺)為大彬後絕技，允推壺藝中興。”曼壺可謂曼生才華之集大成也。《陽羨砂壺圖考》又云：“明清兩代名手製壺，每每擇刻前人詩句而漫無鑑別。或切茶而不切壺，或茶與壺俱不切。……至於切定茗壺並貼切壺形做銘者實始於曼生。世之欣賞有由來矣”。於砂壺銘文裝飾之先者不是曼生，但完滿貼切實由曼生為肇始。這也便是曼生壺成為佳器名作的主要原因，它完全是憑著曼生一生的學養所成，缺一都不可為之。
▲2016西泠秋拍
清嘉慶·楊彭年制、陳曼生刻阿曼陀室款紫泥乳鼎壺
款識：阿曼陀室（底款）；彭年（把下款）；曼生（刻款）
鐫刻：臺鼎之光壽如張蒼，曼生銘。
尺寸：8.8×14.9cm
▲2018西泠秋拍
清中期·楊彭年制、陳曼生刻阿曼陀室款紫泥扁合歡壺
款識：阿曼陀室（底款）；彭年（把款）；曼生（刻款）
鐫刻：酒以合歡，不如鳳團。曼生作銘。
7.2×15.8cm
陳鴻壽的出現改變了昔日文人固有的思想，就是書齋之外另有值得玩味的東西，書生們的天才同樣可以致用，天地因此而更加廣闊。明代已經有文人延請名匠到自己居家捏製砂壺的記載。到自家制作，無非是為了更貼切自己的用意和使其更具有個性化，但他們沒有直接參與製造，如董文敏、陳眉公等。誠幸的是陳鴻壽這位才名俱佳的文人，把他的熱情與才幹投入到了實用工藝領域，為茗壺這一日常用具，有明以來被譽為“紫玉”、“古鐵金”的玲瓏妍巧之物，添加了無限幽淡寬闊的人文風景，卒使其意韻深遠，人心向愛程度登峰造極，乃至千年鑑賞，百世流芳。所以有收藏家雲：“曼生壺不是做得好，是玩得好”。這“玩”字正配得曼生的意趣與文心，那是與我們欣賞意境深遠的中國畫有著一樣的心情，那畫以外的逸緻愈發令人痴醉沉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