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昆明市宜良縣醜小鴨中學的校長辦公室，副校長楊柳迎來一個50歲左右的男子，在詳細諮詢了入學事宜後，男子點點頭，“我讓孩子媽也進來看看吧。”
他掏出手機，撥通了校門外出租車內的妻子電話，他壓低聲音，“你進來看看‘藥量’怎麼樣？”
“藥量”是他和妻子的暗號，為了不引起同在車內的兒子的懷疑，他們告訴兒子這次來雲南是借爸爸出差來玩，順便讓山上的“老中醫”看看兒子健康方面有沒有問題。
這是西北某省會城市的一個公務員家庭，家裡唯一的兒子厭學在家，整日沉迷遊戲，夫妻倆只好把孩子騙來上學。簽好合同之後，夫妻悄悄離開，12歲的兒子就這樣被留在了學校裡。
醜小鴨中學是一所招收網癮、厭學、自殺自殘傾向、叛逆等各類問題孩子的民辦初中。2011年，在湖南公辦學校做了14年校長的詹大年跳出體制，來到雲南創辦了這所接收“不適應傳統教育的學生”的學校。十年來，全國2000多個“問題孩子”從醜小鴨畢業長大。
每年9月中下旬，當普通中學的開學季已過，醜小鴨中學才迎來招生高峰期，幾乎每天都有新生入學。這群孩子大多來自經濟優越的城市中產家庭，有的甚至還曾是當地重點中學的學生，卻因為各種原因，“在傳統教育體制中滑落”。
在校長詹大年看來，醜小鴨中學不是一劑藥，無法立竿見影地改變一個孩子，而是盡力接住他們，“迴歸正常的生命狀態”。
9月18日，一個新生進入學校，按照學校慣例，會派幾位老生接待。女孩順勢牽起了新同學的手。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騙”來的學生
“再不來接我，我就死給你看！”中秋節前兩天，14歲的男孩浩偉歇斯底里地朝著電話那頭的父親哭喊。幾個學生簇擁著他走進心理諮詢室，開始勸他。
浩偉來自湖南一所重點私立中學，父母是外企的高管。在來醜小鴨中學之前，他輟學在家沉迷遊戲，還被診斷出了抑鬱症和焦慮症。父親跟他商量，在雲南有一所學校，學習壓力沒那麼大，可以去體驗一下，如果一個月還是不喜歡，再選擇回來。
一個多月過去了，父親並沒有來接他，浩偉才知道，送來醜小鴨的孩子一般都要待滿一學期。
在醜小鴨中學，大部分孩子都是被父母以旅遊、走親戚等各種藉口“騙”來的。醜小鴨中學副校長楊柳記得，曾有一位公安局長讓人把孩子用繩子綁起來丟在學校門口，一個當醫生的母親給孩子餵了少量安眠藥送來。
遇到實在家長搞不定的，學校派老師直接去家裡接。一位學校分管後勤的老師“馬哥”接學生頗有經驗，開車快到學校時，將路過一塊顯示校名的指示牌，“馬哥”會提前丟個東西在車內讓學生埋頭去找，分散他們的注意力。
醜小鴨中學和浩偉原來學校的生活截然不同。以前的作息每天六點多起床，七點半上第一節課，晚上十點下晚自習，一週放假一天。每天從早到晚地寫卷子，他形容自己像頂著一張“死魚臉”。而在醜小鴨中學，學習進度很慢，沒有作業，一學期只考期中和期末兩次，“課堂紀律散漫，同學都不怎麼學習。”
浩偉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裡。平復了情緒之後，浩偉開始給父親寫信，希望能寄一些教輔資料過來，“只有教輔在身邊，才會覺得沒那麼焦慮。”
廣東女孩允涵不理解浩偉的焦慮，這是她第二次來到醜小鴨，她經常被安排去接待安慰那些被“騙”來的同學。允涵坐在操場邊上，眯著眼睛曬太陽，天空洗藍，大團潔白的雲朵低低地飄著。
來醜小鴨中學之前，允涵有一年多沒去學校，心情不好時她就去酒吧喝酒。父母在允涵三歲時離異，她跟著外公外婆生活，12歲那年，她獨自去醫院查出了抑鬱症。去年從醜小鴨離開後，她回到了廣東的學校，憑空消失了幾個月，同學之間關於她的傳言很多，允涵非常強硬地打了回去，“那段時間，我幹了好幾架。”她不以為然地說。就這樣，允涵又來了醜小鴨中學。
這是雲南省第一所面向初中階段“不適應傳統教育的學生”的民辦初中，由宜良縣教育局主管。學校招收存在網癮、厭學、自殺自殘傾向、早戀等各類問題的學生，共設三個年級，約七十多個學生。從2011年建校至今，醜小鴨中學一共招收了2000多名“問題孩子”，約有三分之二的學生來自雲南以外其他省份。
9月17日，醜小鴨中學學生在軍訓。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每年夏天，是醜小鴨中學最熱鬧的時候，學校會舉辦為期一個月的夏令營，短期的託管培訓很受家長歡迎。學校除了有嚴重精神類疾病的孩子，其他“問題孩子”照單全收，“50個名額一放出來就會被一搶而空。”楊柳告訴新京報記者。
在校園裡，你很難將這群學生與“問題孩子”聯絡起來，如果忽略偶爾露出的文身和燙染髮，他們看起來與普通中學的學生並無二致。
每學期近3萬元的學費不算便宜，詹大年說，醜小鴨中學的學生大多來自城市的“三高家庭”（高學歷、高收入、高地位）。一些孩子曾是當地重點中學學生，掌握至少一門才藝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他們有的會編曲，有的鋼琴十級，有的畫畫很棒，還有的會程式設計……中秋節當天下午，學校給了兩三節課準備時間，他們也能像模像樣地操辦出一場中秋晚會。
9月18日，醜小鴨中學的一堂英語課，學生們三四人組成學習同伴。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不一樣的學校
在創辦醜小鴨中學之前，詹大年在湖南省桃江縣當了14年的公辦學校校長。
26歲時詹大年就當上了校長，他所在的桃江縣楊林中學成了當地“名校”。每到開學季，各種親戚熟人都會找來打招呼託關係入學，詹大年恨不得躲起來。當學校不愁生源之後，自然就有了“擇優錄取”的選擇餘地。
漸漸地，詹大年意識到這不對勁，“教育怎麼能是淘汰人的呢？別人的孩子憑什麼拿給你擇優？”2000年，詹大年辭職離開了公辦學校。當時，恰逢弟弟在雲南做生意，邀他一起到昆明辦學，詹大年沒多想就同意了。
2000年左右，正是農民工進城浪潮的高峰期，城市公辦學校資源無法滿足學生的入學需求，民辦學校在城市中遍地開花。詹大年回憶，那個年代民辦學校的辦學資格非常容易申請，昆明市中心有很多“窩棚學校”，一間黑漆漆的民房，一塊黑泥板，一支粉筆，三個孩子，一條凳子再加上一個初中文憑的老師，就可以辦一所學校。
在昆明辦學時，一個學生給詹大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個非常聰明的孩子，父母離異，上課時他把旁邊的學生趕走，因為他要睡覺。”後來，這個學生從課堂上消失了兩三個月，再回來後，看起來更疲憊了。詹大年瞭解到，這個男孩是被送去了江西一所會體罰、監禁的“問題孩子”學校。
2009年左右，楊永信“電擊治療網癮”被曝光，也掀開了各類網癮戒治、矯正培訓“問題孩子”機構的冰山一角。詹大年想辦一所不一樣的、接收差生的學校。然而在第一年，他的理念就與合夥人發生了分歧，對方堅持不上文化課，加大軍事訓練強度，詹大年認為這是一種透過消耗體力控制學生的手段，他選擇離開自立門戶。
2011年，經過宜良縣教育局等部門審批，新的學校在宜良縣古城鎮一個空置的校舍裡辦起來了。時任昆明市政協副主席的汪葉菊，給學校取名“醜小鴨”，詹大年很喜歡這個童趣的名字，他在很多場合說，醜小鴨是白天鵝的品種，“醜小鴨的孩子以後是要飛向藍天哩。”
剛開始招生很困難，楊柳記得，他們去小區電梯裡貼過傳單、在當地電視臺打過廣告，收效甚微。第一屆學生只有8人，其中有6個都是朋友的孩子，沒有收錢，而老師卻招了14個，後來都走光了。
孟彬是2013年進入醜小鴨中學讀書的，當時全校還不到30人。他印象中的校舍是一間間破落的農村平房，操場是堅硬的水泥地，堅硬的鐵門緊閉，還有加高的鐵絲網，起風時塵土飛揚。就在這樣的環境中，詹大年開始大刀闊斧地進行他理想中的教育實驗。
在醜小鴨中學，每個文化班級只有3位教師，文科老師、理科老師和英語老師，文科老師和理科老師分別要上幾門課。醜小鴨的課堂上，學生三四個一組坐在一起成為“學習同伴”，由老師設計“學習卡”開放式地記錄學習過程，鼓勵學生自主探索，學習成績不再是評價標準。學生最喜歡“興趣課”，這是學校自主開設的課程，包括吉他、射箭等等，詹大年有時親自上課。此外，學校堅持“逢節必過”，活動展示牆上，張貼著各種潑水節、戶外燒烤留下的照片。
詹大年崇尚寬鬆的“全人教育”理念，與強調服從的軍訓似乎有天然矛盾，但他還是保留了“軍事訓練”課程，他發現很多學生剛進來時精神狀態很萎靡，“軍訓跑操能幫他們恢復正常的體質和規律作息。”只是比起其他同類學校，這裡的訓練強度稍微弱一些。
詹大年想營造一種寬鬆平等的氛圍，他招聘老師的要求是“愛笑、會玩”。校園裡，學生直呼老師的名字或是綽號，校長辦公室設在樓梯入口，方便每一個學生來找詹大年。相比教學研討，“如何與學生打交道”更是每一個新來的老師的必修課。
醜小鴨中學教室的牆上，貼著學生的“心裡話”。 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關係”
之所以將一個“問題學生”學校設計得如此“寬鬆”，詹大年說，這是基於他在這場跨越十年教育實驗中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問題孩子”的根源都是“關係”問題，而“關係”是在環境中形成的，一個更輕鬆的環境才能促進“關係”的改善。
疫情之前，學校每年都會邀請家長來學校和孩子一起做親子培訓。往往這時候，楊柳會捕捉到一些家庭的微妙瞬間。
在活動現場，楊柳用手機拍照片和影片，一些家長背過身去，還有家長乾脆離開現場去私家車裡坐著。楊柳意識到，對於很多家庭來說，孩子在這樣的學校讀書終歸被認為是不光彩的事情。一位已經畢業幾年的學生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在醜小鴨的幾年，在昆明的母親一直對外宣稱孩子去了外地讀書。
全校唯一的心理老師李桂紅告訴新京報記者，“問題孩子”產生的因素包括家庭、學校和社會等多個方面，但家庭因素最為突出。
第二次回到醜小鴨中學是允涵自己做出的選擇，她是少有的把學籍也轉來的學生，一年後允涵將留在雲南參加中考。
在學校的書吧走廊裡，允涵向新京報記者說起自己的過去。允涵出生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裡，她的外公是國內知名的某民俗技藝傳承人，父母的結合不被外公看好，允涵也不被外公重視。
父母離婚後，允涵的父親對她幾乎從不過問，要上班的母親把她送到了外公外婆家。患有阿爾茲海默症的外婆把保姆趕走了，全家家務的負擔就落在了允涵一個人身上。老人起得早，每天四五點鐘，允涵就要起來做飯，後來她乾脆就不去上學了。
第一次被送進醜小鴨時，允涵認識了“唯一的好朋友”，一個同樣來自廣東的女孩，從小在國外生活，回國後無法適應國內的教育體制被送來醜小鴨。允涵的母親十幾歲就出國留學，有了允涵後也經常帶她出國，這讓兩個女孩有了很多共同語言。女孩的父母對允涵也很照顧，但一學期之後，好朋友就被父母接走了。
“我想給自己改姓，跟她姓陳，這樣說不定我們就是一家人了，我真的好希望我們是一家人。”允涵覺得，那是自己第一次體會到近似親情的溫暖。
允涵在學校裡談了一個男朋友，聊到男朋友，她掏出一張還沒有送出的信紙，上面字跡工整，其中有一句“希望你不要像我爸爸拋棄媽媽一樣拋棄我”。“寫到這裡，我就哭了。”她收起信紙說，“我想快一點長大，離家遠遠的，不再回去了。”
2014年，詹大年隨機調查了100個“問題孩子”，其中有74個孩子來自離異家庭、再婚家庭、單親家庭、留守家庭。詹大年解釋說，有些家庭父母不一定離異，但是家庭氛圍問題大，父親或母親的家庭功能缺失，“不被理解”帶來的溝通不暢，也常常成為親子關係的死結。
浩偉打了“威脅”電話後的第二天，父母分別從湖南和廣東自駕趕了過來。在書吧看到母親第一眼，浩偉的臉瞬間沉了下來，浩偉父親使了個眼色，讓浩偉母親暫時迴避，母子倆已經一年多沒有任何聯絡了。
浩偉四年級時父母離異，他被判給了母親。他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從朋友那裡得知母親把自己當時成績下降的原因歸結為貪玩，於是讓朋友不要再和自己玩，為此浩偉和母親決裂並“拉黑”了母親。
在浩偉的敘述中，他打乒乓球拿過市級比賽亞軍，他的理科成績很好，憧憬著以後要考復旦大學計算機專業。在聊天中，浩偉會時不時提到某某堂兄堂姐在哪所985名校讀書，說起自己和清華大學的堂哥私下互相比賽做同一套物理試卷，還會不經意地加上一句“我們分數一樣，我覺得我的解題思維要更好一些。”
然而在父母的版本中，這完全是另一個故事。浩偉母親說，兒子沒有他自己說的那樣優秀，乒乓球亞軍、理科滿分等等都是杜撰出來的，他一直沉浸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從小學四年級起，浩偉的成績走下坡路，後來又沉迷遊戲，按照現在的水平，他恐怕連普通高中都難以考上。她否認浩偉所說的自己離間了他和朋友，“他對我的仇恨可能是他逃避現實的一個方式。”
9月19日，詹大年在學校的演播室錄製答家長問的短影片，他希望用短影片方式傳播自己的教育理念。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困境
李桂紅接觸了十年的“問題孩子”，有一個非常切身的感受，就是“以前的問題孩子多是有行為偏差，現在的問題孩子心理疾病更多”。甚至一些名校的“優等生”，也因為心理疾病被送進了醜小鴨中學。
今年3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團隊編寫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2020年中國青少年的抑鬱檢出率為24.6%,其中輕度抑鬱17.2%,重度抑鬱為7.4%，初中階段的抑鬱檢出率約為三成，重度抑鬱檢出率為7.6%-8.6%。
從某種意義上看，“問題孩子”的定義似乎更寬泛了。關於“問題孩子”的定義，新教育研究院院長、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原校長李鎮西曾經問過詹大年，“問題孩子”本身是否也意味著貼標籤？
“我其實想過這個問題，但確實還沒有想出如何避免‘貼標籤’的方法。我總不能等到不貼標籤的方案出來後才辦學吧？再說，‘問題孩子’本來就存在，各種說法和定義又有多大區別呢？”在學校對外的官方表述中，詹大年乾脆把這個群體統稱為“不適應傳統教育的學生”。
根據媒體報道，在中國，工讀教育被認為教育、矯治和拯救“問題孩子”最早的創舉，1955年我國第一所工讀學校在北京海淀開辦。
然而工讀學校一直備受爭議，上世紀90年代以前，工讀學校大多招收的都是有輕微違法犯罪，不夠勞動教養或判刑的“警送生”。儘管這些年一些工讀學校積極轉型招收學習偏常、心理偏常、品德行為偏常的“問題孩子”，但很多家長對工讀學校依然抱持偏見，不願意把孩子送去。
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單位的統計，與1966年的200餘所學校相比，截至2017年年底，全國工讀學校只有93所。湖南省岳陽市春雷學校校長周龍在論文中寫道，“辦專門學校壓力與風險大，各方支援力度小，教育質量提升難，辦學回報週期長，導致部分專門學校苦苦支撐最終難以為繼只能停止辦學。”
但在另一邊，各種矯治類商業機構層出不窮。網癮是“問題孩子”中的突出問題，2014年，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曾明確表示，“我國尚未批准專門從事網路成癮治療的醫療機構”，因此大多數網癮戒治機構以“諮詢中心”和“成長學校”的名義存在於市場之中，相關法律或行業監管仍是空白。十年裡，媒體曝光了大量存在毆打、監禁、虐待的矯治網癮機構。
醜小鴨中學也有學生此前去過這類矯正機構。一個來自昆明的男生告訴新京報記者，他此前所在的一家培訓機構招收物件跨度從小學生到成年人，其中年紀最大的“學生”30多歲，被父母和妻子送進來戒網癮。學校開設國學、法律、樂器、書法四門課程，平均一週能上一次課，其餘時間安排了強度很大的體能軍訓。如果犯錯會被關小黑屋、扇嘴巴，用高壓水槍滋水以及操場跑圈將身上的溼衣服跑幹。這樣的機構每個月收費8000多元，11個月為一期，一年下來加上雜費接近10萬元。
醜小鴨中學也面臨同樣的質疑。很多家長把孩子送來時，都會有些難以啟齒地問出那個問題“打學生嗎？”詹大年回答說，“我的理念是絕不打孩子，但是我真的很難保證學校裡完全不發生這樣的事情。”
學校成立之初，詹大年從警校招了幾位生活老師，負責學生訓練和生活。剛畢業的年輕人也不過二十出頭，火氣正盛。一位90後的生活老師曾懲罰學生抽菸，用腰帶抽打。許多醜小鴨的孩子稱，現在體罰偶爾會有，但已經很少了。
在這樣的學校，文化課老師最難招聘也最難留下，楊柳統計過，早幾年因為被學生氣哭辭職的老師就有六七個。目前，學校資歷最久的老師在學校還不到五年。
學校的一位文化課老師偶爾會感到困惑，“在醜小鴨當老師，最重要的是磨平自己的性子。”學生身上“天使”和“惡魔”的特質是共存的，課堂紀律不能完全放任不管，成績本來就拔尖的孩子，仍然要重點關注他們的學習成績。
老師們也能感受到家長的焦慮，有些家長把孩子送來的時候，孩子已經完全自閉不說話了，家長只求恢復正常就好，當情況好轉了，家長第一反應還是“學習”。
今年9月，詹大年的一位粉絲受到情懷感召，應聘醜小鴨，她是江蘇一所重點高校畢業的研究生，特地辭掉工作來到昆明，只幹了兩週便“忍受不了”，辭職離開了。
9月21日中秋節下午，醜小鴨中學的學生們在為晚上的中秋晚會排練。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角色
醜小鴨的畢業生裡，孟彬算髮展得不錯的一個。今年，他剛剛從南京一所211大學畢業。
孟彬認為很難說自己被“醜小鴨”改變了什麼，在高中他還是會抽菸、打架，一些不良習慣仍然存在，但他的情緒總體平和了很多。他想起剛進醜小鴨時，他經常“憤怒得想殺人”，“覺得自己不被理解”。
有一次，詹大年在校園裡碰到攥著拳頭臉漲得通紅的孟彬，男孩咬牙切齒地指著德育主任說，“我想揍死他。”詹大年平靜地問他，“那你為什麼不去揍他？”孟彬說，“我打不過他！”詹大年摟著孟彬的肩膀在操場邊坐了下來，“那就放棄吧，過一會兒就好了。”事後，孟彬情緒平復下來向詹大年說明原委並道歉。
詹大年三個微信賬號有上萬的好友，每天回覆幾十條家長訊息。詹大年說，很多家長來諮詢把孩子送來，是想找一劑“藥”，這讓他為難。在他看來，醜小鴨中學不是一個立竿見影的藥方，無法像修理廠一樣“改良”一個孩子。
詹大年覺得，更多時候，醜小鴨中學扮演的都是那個擁著孟彬坐下來的保護者和陪伴者的角色，激烈的叛逆就像青春期的一場感冒，會有痊癒的一天，如果什麼都做不了，“僅僅是保護生命就很好了。”
在一個平和的環境裡，和解更容易達成。浩偉的父母在學校裡陪著兒子過完了中秋節。學校的中秋晚會上，浩偉是主持人，浩偉的父親在舞臺邊用手機拍攝。晚會結束後，浩偉走出了第一步，彆扭地跟母親搭上了話。
浩偉的父親慢慢找到了兒子為何活在“學霸”幻想中的答案。浩偉很小的時候，他和妻子南下廣東外企打拼，夫妻雙方性格暴躁，負面情緒都發洩在家裡，對兒子疏於關愛。浩偉一直都非常獨立，但內心渴望得到父母的關注，而他能想到的獲得愛的方式就是像堂兄堂姐那樣學習優異，考上一個好大學。
“我們那時候為了搏一個好生活，現在看來僅僅是掙到了錢，物質上有了改變，精神上失去太多。”在發現浩偉的心理危機後，父親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去年他辭去了工作，希望做出一些彌補和改變。
但現實中，並不是所有的“醜小鴨”都能順利地變成“白天鵝”。去年，一個昆明本地的學生因為酗酒被送進醜小鴨中學，7月份因故離開學校，出去後半年，不幸意外身亡。幾年前有一個男生，被離異的父母當作皮球“踢來踢去”，在醜小鴨中學上學期間，請假回家後就再沒有回來，後來他因搶劫、綁架、強姦被判刑。
對於從醜小鴨走出的2000多名孩子，詹大年缺乏一個準確系統的追蹤，他直言自己精力有限，傾向於用感性的標準，“如果用一個孩子能否正確認知自己、面對生活來衡量成功率，那醜小鴨的成功率是100%”。
隨著醜小鴨中學的走紅，一些爭議的聲音也出現了。一學期近3萬元的學費，是否把更多普通或貧困家庭的“問題孩子”攔在了外面？
“其實我就沒想辦一個普培性質的學校。“詹大年說，這類學校辦學成本更高，1比3的師生比遠高於普通學校，“成本是其他學校的20倍”，他也不打算引進資本。
對於詹大年來說，醜小鴨中學的存在意義是一個研究基地，把人數控制在現有規模更方便做研究。他打算做一個課程平臺，以影片形式傳播他的教育理念，“如果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全國開100所醜小鴨也無濟於事。”詹大年說，“我辦這個學校的目的就是消滅這個學校。”
9月24日，一個14歲男孩向記者展示他手上的紋身，他說“在手上紋一個笑臉，提醒自己要快樂” 。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今年7月，醜小鴨中學從古城鎮搬到了瑞星村。開車沿著蜿蜒的山路穿過農田、果樹和一簇簇旺盛的三角梅，才會到達位於山上的新校園。
教學樓窗臺封了起來，用環保的原木代替了冰冷的鐵絲網。學校的圍牆交給了學生，讓他們自由塗鴉，食堂設計成書吧，隨時可以讀書。接下來，詹大年還打算引進一套數字化教學裝置，“讓教室的牆面都可以書寫畫畫，可以隨時聯網分享教育資源和家長影片開會。”最近，詹大年還看中了學校外那片海拔1950米的場地，他興致勃勃地想把課堂搬到室外，“從一棵果樹開始學習語文、物理、化學和生物。”
“給孩子們弄一間天大地大的教室吧——在山間，在河邊，在森林，在野洞……在藍天彩雲落腳的地方。”詹大年說。
（允涵、浩偉和孟彬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李照
編輯 袁國禮
校對 吳興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