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週刊》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過快上漲的大宗商品價格正在嚴重擾亂世界經濟秩序。最近兩個月，在美國CPI同比漲破5%的同時，整個歐元區的物價也都在大幅上漲，創出13年以來的新高。9月份，歐元區CPI升至3.4%，其中能源價格同比大漲17.4%。
歐洲最重要的經濟引擎——德國，其9月份的CPI讀數升至4.1%。與此同時，來自世界黃金協會的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德國實物黃金需求量創下2009年以來新高。德國民眾對金條和金幣等實物黃金的購買量比此前的六個月增長了35%，而世界其他地區的需求增長則為20%。
曾遭受“魏瑪大通脹”摧殘的德國，從來在通貨問題上審慎備至，但現在會不會再度經歷失控？根據德國統計局資料顯示，今年8月，德國進口價格同比上漲16.5%，創下1981年石油危機(17.4%)以來最大漲幅。據當地媒體報道，所謂的“輸入型通脹”給德國工業生產端帶來非常明顯的感受。顯然，企業如果不想自己承受損失，就要把不斷攀升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以致全社會消費價格上漲壓力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認為“近期物價上漲是暫時的”，而一些更為激進的觀點則認為：為了保增長應當適度容忍更高的通脹預期，並透過歐元貶值和低利率維持寬鬆的企業融資條件。
如此之高的物價威脅之下，為什麼發達國家的央行卻如此剋制收緊貨幣的動作？可能應該明確指出：威脅當今世界經濟的要點在於“滯脹”，而非簡單的“通脹”。
在“滯脹”情況下緊縮貨幣、抑制需求無異於削足適履，物價可能會因需求減少而下降，但企業會因需求減少而倒閉，工人會因企業倒閉而失業，經濟會因企業倒閉、工人失業而陷入蕭條。這方面的歷史教訓非常深刻。比如，世界曾因戰爭而三次陷入石油危機。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持續三年，原油價格從每桶3.011美元迅速攀升到10.651美元，觸發“二戰”後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美國的工業生產下降14%，日本的工業生產下降20%以上，所有工業國經濟增長都明顯放慢。同樣，1978年底開始的第二次石油危機，油價從每桶13美元猛增至34美元，也是造成上世紀70年代歐美經濟全面衰退的一個主要原因。
可見，基礎能源和原材料價格暴漲可能是世界性災難，而今年以來的情況與那時何其相像？不同的是：當年是中東戰爭所致，而現在是新冠疫情所致。
怎麼辦？不管各國採用怎樣的寬鬆政策，那只是為了保住經濟，但無法壓制物價上漲。所以，對付“滯脹”或許需要被動寬鬆去“扛”，但更有效的方式應當是：全世界“用能者”聯合起來，要求美國國會、政府金融監管當局採取措施，嚴厲打擊金融機構的大宗商品投機行為。
有這個可能性嗎？不是沒有成功的先例。比如，2007年，在美國國會的干預下，高盛預計的200美元/桶的石油價格並未實現，而在147美元/桶掉頭向下。再比如，2009年7月9日，美國使出超級QE政策。隨之，石油價格和所有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出現異動，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英國首相布朗立即聯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提出對石油等基礎能源和原材料價格暴漲的擔憂，並呼籲美國加強石油價格監管。同時，希望各國政府採取行動，抑制“危險的油價震盪”，以免在全球努力推動經濟復甦之際“破壞信心”。
正是這樣的施壓，美國政府和期貨交易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臨時”提高了石油和黃金期貨的交易保證金，對異常交易實施監控等。從而使2019年之後的國際石油市場並未出現“不可理喻的暴漲”。
可以肯定，現在是“危險的油價振盪”再現，同樣在破壞疫後全球經濟恢復的信心，那世界各國政府是否該採取行動？世界也需要“佔領華爾街”運動。
責編：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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