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合影，站在中間的孩子是我
馮時林，1953年9月出生，1969年入伍；
浙江大學化工系化機專業畢業，研究員；
曾任浙江大學保衛部長，中國計量大學副校長；
現為量大校友總會會長，發展委員會副主任，現代科技學院董事長。
作者 | 馮時林
編輯 | 團團
我出生在抗美援朝時期，2歲，一次嚴重的肺炎，差點奪走我的生命。
有人說，放棄吧，這孩子救不回來了。但父親不肯，是他全力以赴的救治，將我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所有人都說，這是個奇蹟。
小時候，父親終日忙碌，鮮少在家。成年後的我，才逐漸揭開了關於父親的秘密：
五歲喪父，跟著母親逃跑；年少離家學藝，獨自闖蕩江湖；戰火紛飛中，他提起藥箱就跟著中共地下黨走了……
越是深入挖掘，我越是被一次次震撼。平日裡低調少言的父親，一生中竟有過這種種坎坷與傳奇……
01 “阿毛，我們要離開這個地方了”
父親年輕時
父親生於1921年，姓馮，名少卿，字慶生，但其實我祖上姓“章”。
何故改名換姓？這還要從遙遠的十九世紀初說起。
浙東會稽山腹地，有一個群山環抱的王壇鎮。離鎮子八里地，有個傅家岙村
村裡有個尋常農戶章家，章老太五十多歲，身體健朗，卻總是一副不高興的模樣。
大兒子叫章潤龍，三十歲還未定親，介紹了許多大姑娘，他都看不上。二兒子章潤虎，從小得了小兒麻痺症，是個“拐腳”，走路一瘸一拐。
傅家岙村
這一天，章潤龍穿了一身新衣裳，要去親戚家做客。
他步行十幾公里，有些口渴，恰好遇到一口水井。此時正值冬天，井口還冒著白氣。他打上一桶水，咕嘟咕嘟喝了一氣。
“喝冷水對儂（你）身體不好。”身後響起一個好聽的聲音。
他一回頭，是一個婷婷嫋嫋的姑娘，面容俏麗，眼睛細長明媚，穿一件紅色的棉衣，大約十七八歲，端著一盆蔬菜，笑臉盈盈地對他說。
章潤龍渾身拘束起來，撓了撓頭：“伢拉（我們）不講究這些。”但他心頭一動。
巧的是，章潤龍在親戚家做客時，又看見了那個姑娘。
她就住在旁邊，勤快地忙裡忙外，可他不敢去搭話，就遠遠地看著。
章潤龍的表弟看到了，就說：“那是徐杏林，今年十八了，還沒有婆家呢。”
說完，又別有深意地看了章潤龍一眼：“儂想討她做老嬤（老婆）？”這倒把章潤龍鬧了個大紅臉。
郎有情妾有意，兩家長輩一撮合，這門親事水到渠成。
第二年，也就是1921年，便誕下一個男孩，取名章繼德，小名阿毛。
這個阿毛，就是我的父親。而章潤龍與徐杏林，便是我的爺爺奶奶。
父親被章家視為掌中寶，家庭雖不富裕，但也還算殷實無憂。
可這美滿愜意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爺爺章潤龍突然得了肺癆。
家中生了變故，年幼的父親忽然變得懂事了。父親每日在爺爺床前服侍端藥，穿梭在瀰漫著濃濃中藥味的房間裡。
1925年秋天的一個清晨，爺爺去世了。這一年，父親五歲。
奶奶日日以淚洗面，為爺爺準備後事。但三七剛過，太婆便動了別的心思——要將奶奶許配給二爺爺章潤虎。
得到太公太婆的應允，二爺爺喜上眉梢，一瘸一拐地推門進入奶奶的臥房，一邊說話一邊就伸手要摟。
奶奶忍無可忍，將二爺爺趕出了房門。奶奶打定了主意，要帶父親離開章家。
奶奶將熟睡的父親搖醒，十分嚴肅地對他說：“阿毛，我們要離開這個地方了。”
“要帶阿毛到哪裡玩呀？”
“不是玩呀，孩子。儂爹爹不在了，爺爺奶奶逼我嫁給儂二叔，我不願意。我們離開這裡去其他地方好不好？”
“我聽姆媽（媽媽）的話。姆媽去哪裡我也去哪裡！”
“離開這裡我們就要去過苦日子，吃不飽，穿不暖，儂怕不怕？”
“我不怕！跟著姆媽，我什麼都不怕！”
“好，那我們今晚就走。”
奶奶立即簡單收拾了幾件衣裳，打成一個包裹，塞了一點乾糧和盤纏，趁著夜色，帶著父親逃離了傅家岙……
02“阿毛，你現在姓馮，名叫少卿”
紹興蕺山老街
母子二人風餐露宿，逃到紹興城裡。逃跑途中，年幼的父親受了涼，傷風感冒，高燒不退。
“阿毛，姆媽對不住儂啊……”她抱著虛弱的父親，挨家挨戶地去打聽醫館。
一些大醫館奶奶不敢進，怕付不起藥錢。在好心人的引薦下，她在紹興雙井頭（現稱蕺山街道）找到一位叫馮順甫的醫生，聽說他出自醫生世家，人品極好。
這天，馮醫生從鄰村接診回來，剛走到雙井頭，就有鄰居對他說：“有個外地小老妊（少婦），帶著個生病的小老倌（男孩），正在儂家門口等著看病呢。”
馮順甫醫生當即提起長衫衣襬，抄了近路，穿過一條便捷的小巷，一出巷口，就看見了坐在醫館門前臺階上的奶奶。
將母子讓進屋後，經過一番望聞問切，他心中有了底，抬頭說：“孩子並無大礙，只是受了些風寒；不過，孩子年幼體弱，需要調養幾日。”
奶奶頓時安心不少，連連向馮醫生道謝。馮順甫醫生開了方子，給我父親服用。
眼見這對落難的母子孤苦無依，馮醫生心中不免惻然，不但免去了醫藥費，還讓母子二人暫時住在他家的柴房裡。
在馮順甫醫生的精心調理下，父親漸漸痊癒。
這些日子裡，奶奶早出晚歸，在附近大戶人家做幫傭，努力掙錢。也是在這段時間裡，馮順甫醫生和奶奶的感情悄然起了變化……
有一天，奶奶覺得口渴，但暖水瓶裡卻沒有水了。她走到馮家院子裡，見水缸裡水很清澈，便舀了半瓢。
剛要喝，卻聽身後響起馮醫生的聲音：“喝冷水對儂身體不好。”
奶奶一回頭，看見馮醫生望著她，眼睛裡溢滿關愛。她想起與爺爺第一次見面時她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喝冷水對儂身體不好”。
而眼前的馮醫生，此刻說出了她曾對爺爺說過的話，幾乎是同樣的語氣、同樣的眼神、同樣的關愛。
“儂到堂屋裡來吧，有開水的。”
奶奶深情地望了馮醫生一眼：“嗯吶。”
馮順甫醫生剛過不惑之年，常年走街串巷，四處行醫，未及考慮婚娶，還是個單身漢。
奶奶則剛剛二十出頭，他們同在一個屋簷下，每天低頭不見抬頭見，彼此都心生愛慕之意。
在左鄰右舍的撮合下，兩人都覺得對方合適，便結婚了。
從此馮順甫醫生正式成了我的爺爺。我的父親改名“少卿”。
改名以後，奶奶對父親說：“阿毛，儂要記住，儂現在姓馮，爹爹是馮順甫；儂的名字，叫馮少卿，又名慶生。”
“我記住了，姆媽。”
03“爹爹，我想像您一樣，做個好醫生”
父親八歲讀私塾，五年的學習經歷為他後來從醫打下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他還寫得一手漂亮的小楷，有鍾繇之風，樸素自然、平淡率真。
爺爺奶奶平常積德行善，仁術救人。從小父親幫爺爺打下手，對醫藥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暗暗記下了許多醫學知識，熟知了很多藥材的名字和功效，有時還會偷偷翻看爺爺的醫書，覺得其中有無限的樂趣。
父親知道當年自己的生父死於癆病，如果當時有個好醫生，就可能不致於早逝。
一個冬日，他告訴了爺爺自己的理想：“爹爹，我想像您一樣，做個好醫生。”爺爺很欣慰，馮家的醫術終於後繼有人了。
1937年，父親16歲，開始正式系統地跟著爺爺學習中醫，眷抄藥方。
爺爺先把常用的處方仔細講給父親聽，重點講解了兩百餘種常見中草藥的特質，從藥名、外形、藥用價值、藥效，到用法用量、禁忌、副作用等等，講得十分詳盡。
這麼多內容灌入父親的耳朵，讓他應接不暇。於是他下起苦功，起床時背，吃飯時背，連睡覺時說夢話，也時不時蹦出幾個草藥名來。
爺爺時不時要抽查，看到父親都能對答如流，十分滿意。於是，爺爺準備傳授馮家祖傳的針灸和膏藥熬製法。
傳說三皇五帝時期，神農帝“嘗百藥而制九針”，發明了針灸。後世將針灸分為針法和灸法，而爺爺尤為擅長針法。
在爺爺的言傳身教中，父親漸漸掌握了中醫針法，包括銀針的下針、留針、轉動、提針等，還將人體361個穴位記得滾瓜爛熟。
接下來，是學習膏藥製作。熬膏藥並不容易，熬製的火候必須掌握好，過火會焦，火候不到則熬不出汁來。
爺爺要求我父親背誦熬膏藥的一套歌訣：“一丹二油，膏藥呈稠，三上三下，熬枯去渣，滴水成珠，離火下丹，丹熟造化，冷水地下，其形黑似漆，熱則軟，涼則硬，貼之即黏，拔之即起。”
幾年下來，父親已嫻熟地掌握了馮家祖傳的醫術，爺爺打心眼裡高興。
“少卿的醫術大有進步，甚至比我還要厲害了。”爺爺和奶奶絮叨著。
此時，爺爺已下定決心，給父親找一位更厲害的老師，助他更上一層樓。
04 拜入“浙東大力士”葉家班門下
葉桂芳，上虞小越鎮五車堰人，是浙東地區赫赫有名的遊醫，擅長跌打刀傷、正骨接骨、氣功療傷、拔牙鑲牙，是一個全科大夫。
他品行孤傲、醫術精湛、救死扶傷、行俠仗義，在寧波、紹興一帶被民間稱為“浙東大力士”，名聲極好。
葉桂芳醫師有一個行醫班子，人稱“葉家班”。
葉師傅四處行醫，路途中遇到些孤苦無依的孩子，便會收為學徒。班子裡的徒弟們各有所長，因此“葉家班”也是個集百般武藝於一體的功夫班子。
“葉家班”裡功夫最好的，是王錦彪、毛蓓成和葉桂英三人。
王錦彪，體格強壯，習武多年，有著紮實的功夫底子，能輕鬆舉起兩三百斤的石擔，他的拳法也相當了得。
毛蓓成擅長氣功，胸口碎大石是一絕。
葉師傅的妹妹葉桂英（化名），斗笠長袍，腰佩長劍，一身英氣，她隨兄行走江湖，頗具英雄氣概。
葉桂英一米六七的個頭，人生得標緻俏麗，練得一手好拳、好劍，尤擅輕功。
“葉家班”行走江湖，主要走水路，他們開著一艘可容二三十人的大船，桅杆上懸著面紅綢燙金大旗，旗上赫然題著“大力士葉桂芳”六個大字，過往行人、船隻無不駐足觀看。
葉師傅調教的徒弟們不但武功了得，而且醫術過人，因此在寧波、紹興一帶聲名遠播。
爺爺看中的正是葉師傅超群的醫術和行走江湖的經驗，他想讓父親拜在葉師傅門下。
葉師傅也知道爺爺是個好醫師，兩人見面後交談甚歡，當即便答應收父親為徒。
第二天一早，天矇矇亮，爺爺便領著父親，坐船來到五車堰拜師。
葉家大院院門早已敞開，葉師傅先在祖師爺孫思邈畫像前點了香燭，父親跪在蒲團上，對著畫像三叩首，再對著葉師傅和師孃拜了三拜，敬了茶。
從此，父親正式成為了“葉家班”的一員，開始了離家學藝的生活。
葉師傅對父親傾囊相授。父親年紀雖小，但聰明伶俐、為人謙遜、領悟能力又強，很討葉師傅和師孃的喜歡。
他們年近半百，卻膝下無子，商量後決定將父親收為義子。
說來也巧，自從葉師傅認了義子，夫婦倆心情大悅，接連添了五個子女。按年齡父親排行老大，葉家的孩子都親切地喊他“阿毛哥”。
“葉家班”除了在葉家大院練功、學醫、坐診外，也經常去浙東幾個市縣行醫。
每年到了趕廟會的日子，“葉家班”的隊伍浩浩蕩蕩從船上下來，人們爭相圍觀，熱烈歡迎，頗為壯觀。
十年間，父親隨著“葉家班”走南闖北，對鄉野疑難雜症瞭解了不少，更重要的是，他的醫術深得義父葉桂芳真傳。
此時，他已經可以獨當一面，被浙東人民尊稱一聲“毛醫生”。
05 中共地下黨說：帶上藥具，現在就跟我走
三五支隊
1941年4月19日，日軍在浙江地區發動“寧紹戰役”，浙東人民沒有屈服於日軍的槍炮，展開了頑強鬥爭。
當地抗日名氣最大的當屬“三五支隊”。“三五支隊”的全稱是“第三戰區淞滬游擊隊第五支隊”。
“三五支隊”的抗日活動深得當地老百姓的擁護，並迅速發展成為以四明山為根據地的遊擊縱隊。
隨著“寧紹戰役”進入尾聲，很多負傷的戰士暫時留在地下交通員施錦槐家中養傷。
施錦槐家是泗門鎮的“紅色堡壘戶”，他按照中共地下黨的指示全力安頓、保護和救治傷員。
同時，他開始秘密尋找附近的中醫師傅，很快就有人向他推薦了父親“毛醫生”。
此時父親已成為“葉家班”醫術最好的醫師。
施錦槐向中共地下黨黃明彙報了父親的情況後，黃明主動找到了父親，說：“毛醫生，聽說儂醫術很高。我們是‘三五支隊’的，是共產黨的抗日隊伍，現在要求助儂了。”
“我不姓毛。我姓馮，叫馮少卿。早就聽說過‘三五支隊’，儂抗日都是好樣的，要我做什麼，儘管說就是。”
“那太好了。儂帶上藥具，現在就跟我走啊。”
“救治抗日傷員，我沒有二話。”父親備齊藥品，背上藥箱，按黃明的要求趕赴傷員駐點，開始救治傷員。
他正值青壯年，雖未參軍上陣殺敵，也懷有一腔報國志。但是治療槍傷，對父親來說也是首次。
槍傷屬於易感染創傷，父親細心地給傷員消毒，在碎肉中找到子彈或炮彈碎片，小心翼翼地取出來，然後細心謹慎地縫合傷口，再上藥包紮。
整個過程中，父親想方設法減輕傷者痛苦。
父親看著送過來的一批批傷員，心裡又疼又急，但手術卻一絲不苟，一例一例地做，術後每天還要觀察他們的康復情況，並做好記錄。他夜以繼日地工作，很少休息。
在父親的精心醫治和調理下，一些傷員的病情很快好轉，恢復情況良好。父親的醫術醫德，受到了傷員們和支隊首長的讚賞。
06“小林病重，速歸！”
1949年5月22日，餘姚市解放，人民歡騰。
此時，父親與母親謝梅琴已結婚兩年。
父親在餘姚臨山鎮上開了一家診所。遇到家境貧寒、無力支付醫藥費的患者，父親總是給予減免。
對於那些行走不便的病人，或者生了急病的，父親總是急病人所急，親自上門診療。
父親的醫術仁心大受老百姓的讚揚，當地傳起了這樣一句民謠：“西邊有個張阿耀，東邊有個馮阿毛。”
漸漸的，在山清水秀的浙東地區，“毛醫生”的名氣越來越大。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家裡的生活也開始動盪起來。
抗美援朝時期，婦女納鞋底趕軍鞋
母親因為女紅做得好，被拉去納鞋底，趕做軍鞋。
父親和醫學界的同仁，在泗門鎮中心醫院李家驥帶領下，上街開展義診，所得款項全部交給鎮政府。
外公也變賣了財產，把錢捐給國家。
這兩三年間，家裡的日子只能勉強維繫，大家心裡都期盼著抗美援朝的勝利。
我的姐姐阿娟，也在這期間，因為感染麻疹引起肺炎併發症，不幸天折了，年僅八歲。
國家動盪，父母舍小家為大家，終日奔波忙碌，這已是父母失去的第二個孩子，他們的身心都備受打擊。
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戰爭終於取得了偉大勝利。
當父親回家把抗美援朝勝利的訊息告訴我母親時，她十分激動。她對父親說：“少卿啊，勝利了，咱們的孩子也快出生了。”
在歡慶抗美援朝勝利的喜慶氛圍裡，在這個特殊的日子——1953年9月27日，我出生了，成為了家裡第二個兒子。
母親在妊娠期，天天為遠在朝鮮的前方將士納鞋底、做軍鞋，吃得不好，營養跟不上。
因此，我從小體弱多病，經常發燒，還伴有驚厥。
1955年的夏秋之交，2歲的我不幸得了肺炎，病越來越重……
父親正在小曹娥-朗海鄉中西醫聯合診所做負責人。母親不願打擾他工作，託人打過一次電話，恰逢父親巡診沒接到，也就沒再聯絡。
後來看見我一直咳嗽不止，且聲音異常，情況危急之下，母親才給父親發了電報——“小林病重，速歸！”
父親第一時間趕回泗門鎮家裡，對我做了細緻的檢查。他先用中醫方法作了初步診治，但我的病情不見好轉。
慢慢地，我開始眼睛凹陷，雙目無光，脈相不健，連呼吸也變得困難，常常陷入深度昏迷。
身邊人看了我病情危重的樣子，紛紛勸父親說：“毛醫生，看來孩子是救不過來了，放棄吧。”
面對七嘴八舌的規勸，父親只回答了一個字：“不！”
他隻身跑到餘姚縣醫院求助，請來醫生們到泗門鎮家裡，一起參與對我的搶救。
然而，幾位醫生聯合診斷後，都認為情況很不樂觀。父親與眾醫生商量，最後決定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案治療。
我被注射了超劑量青鏈黴素，那是縣醫院的醫生帶來的特效藥。同時，我還服用了父親自己動手熬製的祖傳中藥湯劑。
時間在一分一秒流逝。慢慢的，我的呼吸變得平順了，均勻了。父親又給我把了脈，量了體溫，對著幾個醫生點了點頭。大家終於鬆了一口氣。
父親對縣醫院趕來搶救我的醫生表示了感謝，送他們出鎮後，又趕緊返回來，坐到了我的病床前。
在搶救我的日子裡，父母幾天幾夜守在我身旁，看顧和照料我。
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在鬼門關轉了轉，又折返回來了。
當我不再昏睡並睜開眼睛時，母親高興得一下子哭了出來，大聲叫道：“少卿少卿，小林醒了，小林醒了，救回來啦！”
父親激動地緊緊捏著母親的手，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好一會兒才放鬆下來，長長舒了一口氣，看看我，又看看母親，這才低下頭，擦擦自己溼潤的眼睛說：“善哉，善哉。”
左鄰右舍都說，我被救回來，是個奇蹟。
不久後，父親向上級辭去了小曹娥－朗海鄉中西醫聯合診所負責人的職務，決定回到泗門鎮老家，區裡讓他負責建立泗門鎮第二高階社保健站。
對父親來說，已經失去太多了，能陪伴在至親至愛之人的身邊，才是最重要的吧。
但時代的滾滾浪潮，又推著他不得不一次次遠行……
07 一句“試試看”，便幹了33年
1958年10月，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家裡來了兩位重要的客人，泗門區委副書記幹志成和泗門區中心醫院院長李家驥。
幹書記說：“為落實毛主席的指示，區委決定動員有醫療工作經驗的私人診所醫生，響應黨的號召，到農村去建立衛生所、保健院，解決農村缺醫少藥的現狀。”
父親聽明白了，區委的意思是讓他再度出山，到湖北公社去開創新的集體醫療衛生事業。
“感謝組織信任。”父親對幹書記和李院長表態說，“我試試看。”
母親正懷著三弟，照顧不過來，五歲的我便要跟著父親一起去湖北公社。
湖北公社距家有七八公里地，如果不走小路，只能坐船前去。陪父親出任保健所所長的這天，是我第一次坐船。
保健所東西朝向，西門連著應家的院子，一出門有個燒飯燒水的地方，東門為正門，有兩級臺階，就這麼簡簡單單。
房子四周，種滿了鳳仙花和雞冠花，煞是好看。經過幾個月的籌建，保健所基本就緒。
掛牌儀式當天，在一陣鞭炮聲後，公社黨委書記宋天生宣佈：“湖北公社保健所今天正式掛牌成立！咱們以後，也有了自己的保健所啦！”
父親也沒想到，自己竟把大半生的熱血，都投進了這湖北公社。
就是這一句“試試看”，讓父親一干便是28年，直到退休，又返聘了5年。
如今的紹興衛校
保健所成立不久後，父親被派到紹興衛生學校學習西醫知識，三個月的培訓時間，父親掌握了更多中西醫結合治療的方法，
為了改變鄉村缺醫少藥的情況，1963年6月，父親又動腦筋，想辦法，自編教材和輔導材料，組織舉辦了湖北公社第一期衛生員培訓班。
經過將近半年的學習，學員們從父親的培訓班“畢業”了。從此，公社各村的社員們，都有了自己的“醫生”。一些常見的疾病都能得到及時治療。
上世紀農村的“赤腳醫生”
母親也在父親的建議下，參加了慈溪縣沈師橋婦科助產士培訓班，刻苦學習，成為了一名可以獨當一面的“婦幼天使”。
父母親在保健所裡建起了第一個分娩室和婦科門診，為公社的婦女們提供了生育和衛生保障。
不僅如此，父親還在深入農村基層行醫問診、救死扶傷的路上，創造了一個個傳奇……
08 凌晨，他喝下半瓶劇毒農藥“1059”
這一天，天矇矇亮，窗外就下起了小雨。
母親總是第一個起床，自己洗漱完了，就忙著燒水，做早飯。
我還賴在床上。突然，醫院大門外面傳來了急促的呼救聲：“馮院長！馮師母！儂可要救救伢兒子啊！”
我凝神諦聽，又聽到撕心裂肺的聲音：“志堯啊，儂為什麼會想不通，為什麼要喝農藥啊……”
嘈雜的喊聲，讓我從床上一骨碌爬起來，跑到醫院門口。
只見四個年輕人，抬著一扇門板做成的簡易擔架，上面躺著一個年輕人，後面哭著喊著的，是他的母親。
父親臉都沒有顧得上洗，趕緊一邊接診，一邊詢問病人的情況。
原來，湖北公社七大隊的王志堯和六大隊的胡淑芬是一對情投意合的戀人。兩年多的戀情使他們如膠似漆，難分難捨，誰都不願意離開對方。
王志堯的母親說，昨晚她兒子去胡淑芬家裡提親，不料被她的父親奚落了一番。
“人模狗樣的，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胡淑芬的父親說，“儂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儂介般配啷格？”
王志堯回到家裡，整個晚上都在抽菸。到了凌晨，他把一瓶劇毒農藥“1059”喝下半瓶，對家裡人說，反正娶不到淑芬，他也不想活了。
王志堯服毒自殺，當時已經面色發紫，口吐白沫，神志昏迷，生命體徵微弱。
我父親問明情況後，立即指揮醫護人員救治，並快速作了分工：
母親和靜芝醫師用溫肥皂水為患者灌服洗胃；將高錳酸鉀用水溶解配比，給患者灌腸，並馬上對病人注射了阿托品和解磷定、氯磷定、生理鹽水溶液。
鑑於人手緊張，我父親又調來五位“赤腳醫生”到公社衛生院集合，組成臨時搶救小組，自任組長，展開了緊張的救治。
24小時過去了，病人生命體徵逐漸有了改善。
雖然母親和幾位“赤腳醫生”戴了口罩，也採取了一定防護措施，患者的嘔吐物和排洩物還是使他們產生了輕度中毒症狀。
父親隨後又對母親和幾位“赤腳醫生”做了簡單治療。
“1059”屬劇毒農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棉區都有使用，但七十年代後期，已經嚴禁使用。
喝“1059”劇毒農藥自殺的患者，在父親負責的湖北公社醫院，還是第一次碰到。
父親堅持中西醫結合，一方面注射大劑量的阿托品、解磷定，另一方面使用中草藥配合治療，用綠豆、甘草、曼陀羅、金雞尾、金銀花煎服排毒。
72小時過去了，經過搶救小組的全力施救，王志堯體內排出了十幾條蛔蟲，可見劇毒農藥“1059”的毒性之強。
患者脫毒了，生命體徵大為好轉，但是參與搶救的醫護人員卻一個個累得直不起腰來，大家都已經精疲力盡。
“謝謝，謝謝。”父親一邊捶著後腰，一邊輕聲說，“脫離危險了，儂都去休息吧，這裡有我。”可大家圍著父親，久久不願意離去。
72小時的危險期終於熬過去了，眾人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喝“1059”自殺的患者病癒出院了，我父親卻添上了一樁新的心事，就是王志堯和胡淑芬的婚事。
他了解到兩個年輕人自由戀愛兩年多，感情純潔，心心相印，只因為王志堯家庭經濟條件比胡淑芬家差，男方才被女方父親嫌棄。
我父親心地善良，很想玉成良緣，便生出了“幫人幫到底”的想法。
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父親登門拜訪了胡淑芬的父親胡大伯。經過一番循循善誘，他娓娓道來：
“胡老哥，依選女婿，首先是看人品，人品好是第一位的。其次，是看雙方有沒有感情。感情好，孩子們能互相恩愛，這才是建立家庭最大的保障。”
經過父親的勸導，胡家最終答應了親事。王志堯和胡淑芬有情人終成眷屬，花好月圓，喜結連理。
婚禮上，父親在大家不斷的敬酒中，喝多了。他平日裡有五斤黃酒的量，這是我印象中父親第一次喝醉。
許是真的高興吧，他不僅成功救治了生命垂危的王志堯，還玉成了他和胡淑芬的美滿姻緣。
09 “瘟神”來了，十有九戶絕後代
1963年秋天，“瘟神”猝不及防地來了。
民間曾經流傳過這樣的歌謠：身無三尺長，臉上幹又黃。人在門檻裡，肚子出了房。
血吸蟲病患者
五六十年代血吸蟲病在中國流行廣泛，涉及12個省市，350個縣市，患病人數高達1000多萬，受到感染威脅的人口，超過1億。
它傳染性極強，據浙江省調查統計，當時病區每年新增患者近10%，許多人在水稻田勞作時，不知不覺就感染了。
在病害嚴重的地區，出現整村人口死亡的情況。這病不僅害人，也急速降低著全國的生育率。毛澤東主席發出號召：“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治滅血吸蟲病。”具體來說，便是從源頭上消滅釘螺，從水草、糞便中消滅蟲卵。
那時我只有十二三歲。暑假時，我幫助區防疫站的同志去杭州灣水塘，抽水樣送到防疫站化驗。結果顯示，當地病源與鄉村廁所是強相關的關係。
父親作為湖北公社保健所所長便提議全公社開展大規模的改水、改廁運動，以徹底消滅血吸蟲病。
公社還經常性派專業人員為大隊居民房前屋後的糞缸滅蚊、滅蠅，後來又提倡改建飲水池和水衝式坐便器。
與湖北公社距離不遠的慈溪縣泗門區海南村，是重災區。
慈溪縣的縣委書記黃建英，帶領縣級機關和衛生局“血防”領導小組，在海南村召開了縣、區、公社三級衛生醫療工作人員現場會，我父親也參加了。
會後，黃書記握著父親的手說：“儂就是馮醫師，祖傳中醫，是鄉村衛生醫療事業的拓流者，很了不起！中醫博大精深，民間有很多神奇的草藥和秘方，還請馮醫師為‘血防’工作多做貢獻啊。”
這話一直在父親耳旁縈繞，他牢記黃書記對他的囑託，在治療“血吸蟲病”工作中發揮中醫優勢。
他翻閱了大量祖傳的土劑良方，終於尋找到中草藥治療“大肚子病”的方法。
父親先是用腹水草消腫積水、攻痞塊、扶正氣、除蟲毒，自制了中藥配方“腹水散滅蟲劑”，並謹慎地應用於臨床。
他後來又用甘草、金銀花、黃連、青皮、原木子、草果、柴胡、黃芩、茯苓、梔子和半夏等進行清熱化溼，並親自煎藥，配製“清墊理脾驅蟲湯”殺蟲。
這些中醫藥的方法都取得了良好效果，經父親治療過的十幾位病人都痊癒出院，並且沒有發生任何後遺症。
在1965和1966年，父親先後參加縣衛生局抽調的兩個批次醫療工作者隊伍，歷時三個多月，全面普查釘螺狀況，強化管理水源和人畜糞便，收到的成效是良好的。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在戰勝血吸蟲病以後，杭州灣地區慈溪縣又發生了嚴重的“二號病”——霍亂疫情。
父親曾告訴我，這次疫情的發生，讓他遭遇到了自己的一件終生憾事。
10 “你膽子這麼大，公社書記的事也敢管？”
父親是湖北公社衛生院院長，作為一位從舊社會走過來的民間中醫，新中國成立後，在黨和政府培養下，成長為一名全科醫生。
1963年底，公社黨委書記瀋海標找父親談話，肯定了父親所做的貢獻，並希望他加入到共產黨的隊伍中來。
這次談話後，父親激動了好長時間，他用了幾個夜晚，認真地寫下了入黨申請書，鄭重地給了黨組織。
他表示自願加入中國共產黨，立志為農村醫療事業貢獻畢生的力量，為黨和政府的衛生事業奮鬥終身。
但是，令父親始料未及的是，入黨申請提交後，公社黨委主要領導卻發生了人事變動，宋天生和瀋海標書記都調到另外的公社任職去了。
與此同時，大杭州灣地區的慈溪縣又發生了嚴重的“二號病”疫情。
“二號病”也叫霍亂，當地老百姓叫它“癟螺痧”，傳染性極強，主要症狀為無發熱、無痛腹瀉、嘔吐，嚴重時可致人死亡。
這次疫情的傳播速度之快、波及範圍之廣、發病人數之多、疫情勢頭之猛，都為歷史罕見。僅發病死亡的人數，在全國便多達三萬餘人。
查明杭州灣一帶的病人多為吃了不衛生的海產品，政府專門發出“政府令”：嚴令禁止吃泥螺和醉蟹，嚴防、嚴控“二號病”蔓延。
父親作為衛生院院長，責無旁貸要查驗市場銷售情況，對泥螺、沙蟹等海產食品嚴格管控。
有一天，父親到書記辦公室彙報工作，發現湖北公社新任黨委書記居然違背政府禁令，食用泥螺。
父親便直截了當地批評了他：“書記，儂為啥要吃泥螺，不按規定和要求做？”
新書記見父親口吻嚴肅，有些下不來臺，悻悻地說：“吃口泥螺，有什麼大不了？”
“可儂是書記啊，”父親寸步不讓，“儂帶頭吃這些東西，如果別人有樣學樣，我們該怎麼管控？”
“讓儂管控別人，儂還管到我頭上來了？”書記更加不高興了，“我吃死了，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要儂管！”
“這可不是儂自己的事情，書記。既然我們衛生院做防控‘二號病’工作，就一定得管到儂頭上。”
父親說完，也不管書記怎麼爭辯，拿起他面前裝泥螺的盤子，走到廁所裡把泥螺倒掉了。
書記跟著追了幾步，又覺得不妥，退回了辦公室。他十分惱怒，覺得父親小題大做，是故意讓他為難，不給他面子。
父親拿著空盤子回到書記辦公室，想繼續彙報工作。
“儂瞧瞧儂，幹嗦格來？”書記站在辦公桌後面，見父親進去，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儂馮少卿眼裡，還有我這個書記嗎？”
“我眼裡當然有儂這個書記。”父親平靜地說，“這不是正要向儂彙報工作嘛。”
“儂馮少卿膽子這麼大，連我公社書記的事也敢管！”他不接父親的話，生氣地說道，“儂還想不想入黨了？”
“我馮少卿決不拿原則做交易，決不把黨和政府的指令當兒戲！我寧可不入，也要按黨和政府的指示辦！”
因為這次衝突，父親入黨的問題便一直被擱置下來。
這位書記作為公社一把手，公報私仇，在黨委會上恨恨地說：“馮少卿這個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根本不把我們黨委放眼裡！”
見會上沒人站出來為我父親說話，書記最後總結道：“讓這樣的人入了黨，還了得？”
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不讓我父親入黨。這次黨委會的“會議紀要”寫道：馮少卿入黨問題，不予討論，不予複議。
最終，父親沒有能夠實現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願望，這成了他這一生的憾事。
11 “少卿，撐不住了，就先歇息下來吧。”
六十年代，農村醫療剛剛起步，一切都是從頭開始建設。而在這多災多難，看天吃飯的稻田間，父親始終如一，紮根基層。
1966年秋，慈溪縣湖北公社暴發了流行性腦膜炎。
老百姓人心惶惶，病人一批一批往公社衛生院送。但衛生院人手很緊，正式的醫生只有我父親和另外兩個做普通醫護工作的。
這段時間裡，父親他們又做醫生又做護士，夜以繼日堅守崗位，搶救治癒了大量病人。
但是他已經疲勞至極，走路時感覺頭重腳輕，累得隨時可能癱倒在地。
“少卿，”我母親勸他，“撐不住了，就先歇息下來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農藥中毒事件又頻繁發生。
喝劇毒農藥“1059”自殺的王志堯救回來之後，又有許多農民在灌溉農藥期間不慎吸入中毒，有時中毒者甚至一批一批前來就診。
特別是傍晚時分，從田裡送來的中毒病人更是又急又重，眼看著就命懸一線。
“救人啊，救人啊！”送醫的老鄉大多是滿頭大汗，氣喘吁吁。也有的驚慌失措，哭聲連連。
不管是前半夜還是後半夜來就診，只要病人一到，父親總是一馬當先，從不計較自己的休息時間。
父親文化程度雖然不高，但他是個善於思考、勤於調查研究和樂於想辦法的人。他會從貼近農村實際的角度想出一絲新點子，做一些工作創新的嘗試。
1970年，父親在湖北公社全面實行了“農村合作醫療”，由於政策惠民合理，門診人數驟然增加。
父親醫院的醫生護士人數本來就少，工作量卻驟增。一天的門診人數，多時可達100至200人，少時，也有80至90人，有時還有加夜急診。
連續的超負荷工作，父親積勞成疾，患了重症肝炎，他卻堅持上班。
母親經常心疼得偷偷掉眼淚：“少卿啊，儂這樣拼命工作，是要出大問題的啊。”
直到有一天，父親實在堅持不住了，才向區裡請示是否可以“半工半休”。他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對自己進行肝病治療，病情才有所好轉。
父親作為湖北公社衛生院院長，處在醫療衛生事業最基層，他對工作永遠嚴肅認真，宵衣旰食，慎終如始。
緊接著，文革來了……父親遭受到的屈辱和磨難層出不窮，直到退休。
12 這份內疚，伴隨了父親一生
文革期間，湖北公社革委會分管合作醫療的財務管理層，出現了貪汙盜竊等違紀違規問題。
父親為確保集體資金和老百姓的血汗錢不受損失，毅然進行了檢舉和揭露。
正值造反派掌權，公社革委會聽信小人讒言，開始對父親打擊報復。
批鬥會上，造反派頭頭魯峰（化名）和一個姓金的，要我父親下跪。
父親堅決不從。
魯峰大約三十幾歲，腰間扎著武裝帶，雙手叉著腰，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他走到父親身邊，朝腰上猛地踹了一腳，嘴裡喝道：“馮少卿，跪下！”
父親一下子跌倒在地，但是，他又爬了起來，倔強地站著，用強硬的態度對造反派怒斥道：“儂這幫畜生，會得報應的！”
批鬥會結束的當天晚上，父親回到家裡，躺在床上嚎啕大哭。從不輕易流淚的他，真的傷心到了極致。母親也跟著流著淚，只能輕聲安慰和開導父親。
這天夜裡，我們兄弟幾個聽見父母說話說到很晚。我們都很害怕，不知道第二天，第三天和以後日子裡，還會發生什麼。
第二天早上，父親發現自己尿中帶血。
他擔心腎被造反派踢壞，趕緊和家人告別，讓母親幫他向公社衛生院辦公室打了招呼請假，自己緊急趕往杭州的王師弟家裡治療養病。
一個多月時間，父親的尿血癥狀才得到改善，逐漸恢復了健康。
造反派們不僅在政治上歧視父親，生活上虐待他，還將他每月的工資無端扣掉40元，致使我們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也是在這期間，父親留下了第二個終身憾事。
父親的阿姨，我的姨奶奶徐友鳳，在上海淪陷時連遭不幸。
丈夫被日本人飛機投的炸彈炸死，兩個兒子，一個在逃難中病死，一個餓得皮包骨頭，最終因吃了泔水桶裡的殘羹剩飯，得了痢疾，卻沒錢治病，便血而亡。
姨奶奶失去了三位至親，終日以淚洗面，多次生出自殺的念頭，在街坊鄰里的勸說和幫助下，艱難地活了下來。
後來姨奶奶輾轉多地，來到我們家一起生活，日子雖不富裕，但也能和親人相依為命。
文革時，父親的工資被無故扣掉一半，家裡就要揭不開鍋了。
姨奶奶主動說要去公社食堂打工，補貼家用。她很珍惜這份工作，兢兢業業，不敢怠慢。
革委會的人緊抓著父親不放，要將他整倒。姨奶奶無意間聽說，他們要送父親去坐大牢，便氣得衝上前去理論。
話還沒說完，她就癱倒在地上，腦中風了。
經過父親的全力救治，姨奶奶仍然落下了半身癱瘓。母親像照顧親孃一般在姨奶奶床前服侍，一日三餐，餵飯喂水，擦身換洗。
1977年，在床上躺了九年多的姨奶奶，還是走了。父母將姨奶奶的骨灰與奶奶合葬，希望她們能在天堂作伴，互相關心，永不寂寞。
每當回想起姨奶奶衝進公社據理力爭的事情，父親總是後悔不已，覺得自己不該接她來此，捲入這是是非非中……
這份內疚，伴隨了父親一生。
13 “退休之前，組織上終於還了我一個清白”
1972年底，湖北公社農村合作醫療機制與公社衛生院剝離，下放到各生產大隊合作醫療站，以大隊為單位參保報銷。
這導致老百姓不信任，合作醫療經費經常入不敷出，難以為繼。
上級處理這一問題的政策是：各自根據實際情況，逐步自行淘汰。
本來勢頭良好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僅僅運作了三至五年，便陸續停辦了。
父親負責的湖北公社衛生院是集體編制，自負盈虧，國家不給補貼。
不出所料，每天到公社衛生院看門診的人數出現了斷崖式跌落，幾乎可以用“門可羅雀”來形容。
醫院業務收入減少，員工薪資發不出來，醫護人員的生活很快失去了基本保障。
父親主持工作的公社醫院，現實情況更加嚴峻。
他就像一位站在懸崖邊上的“麥田守望者”，雖然已經身心俱疲，卻以超常的毅力、堅韌的心態和負責任的精神，全力阻止著公社醫院跌入深谷。
父親一邊堅持向縣、地區和省行政主管部門寫信，反映農村基層醫衛單位情況。
一邊精打細算，一分錢掰成兩半花，堅持把“老三件”的聽診器、體溫表、血壓計等醫療器械作了更新。
當時國民經濟在生產領域出現梗阻，物資異常緊缺。父親便主動透過親友關係聯絡資源，親自跨縣、跨地區採購物資。
他不僅拼體力、拼精力，還悄悄拿出家裡多年的積蓄，為集體建設墊付急需的資金。
他堅持完善了醫院的裝置，在艱難困苦中讓各科室醫療設施完成了升級，以一己之力創造了公社醫院的奇蹟。
1981年，父親到了退休年齡。
沒想到，在離任審計中，竟然有人指責父親在醫院基建中存在違紀、違規和貪汙現象。
這讓無辜的父親再次蒙受冤屆，身心備受推殘。
被審計的日子裡，父親陷入了深深的沉默，母親只能陪著他悄悄抹淚。
許多人氣不過，為父親鳴不平，但父親始終保持著沉默，沒有上訪。
我們全家人都知道，他在等待，並且堅信，清者自清。他相信組織上經過調查，一定會給出公正結論。
最終，在各級黨委和有關領導關心下，父親的冤案得以昭雪。他非常感謝組織。
父親一生有淚不輕彈，但是，當他拿著印有組織結論的公函來到母親面前時，聲音禁不住有些哽咽：“儂看，儂看看，退休之前，組織上終於還了我一個清白。”
母親看了報告，竟“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父母那一代人，是那麼重視政治生命的清白，那麼珍惜道德評價的公正。組織上的公正結論，再次煥發了父親的工作熱忱。
他主動申請延遲退休，自願繼續為農村醫療衛生事業做貢獻，一干就是五年。
1985年湖北公社衛生員合影，父親在第一排左三
1986年，父親才依依惜別了同事和他親手打造並工作了33年的湖北公社醫院，戀戀不捨地回到泗門鎮的家裡。
父親辦理退休手續時，他看過的病人還有1000多元醫藥費沒有結清，他就幫忙支付了那些醫藥費。
每每想到父親那幾年蒙受冤屈時的忍辱負重，想到他為醫院事業發展的殫精竭慮，想到他默默相信組織的無私襟懷，我都忍不住會熱淚盈眶。
父親，您太不容易，太了不起了！
14 一顆仁愛的正義之心，一生捨己為人
2008年7月25日，父親走了，享年87歲。
父親做了一輩子醫生，與當地群眾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平時省吃儉用的他在臨終時留下遺言：把自己的全部積蓄捐獻給湖北村的衛生事業。
為實現父親的遺願，我們四兄弟和村裡商量以後，決定用這筆資金建造餘姚泗門鎮湖北社群衛生服務站。
2011年，佔地200餘平方米的社群衛生服務站已經落成。社群衛生站配備了7名專業醫務人員，設定了處置室、全科門診、預防保健室等。
2011年，湖北馮少卿社群衛生服務站成立
父親從戰火紛飛的舊社會，走到全面建設的新中國。多麼希望父親在天上能夠看到這一切。
他以醫術精湛而聞名，始終選擇紮根農村，關愛著身邊的每一位群眾；他一生植根鄉間，為改變農村缺醫少藥的困境不遺餘力，救死扶傷無數。
父親，有一顆仁愛的正義之心，一生捨己為人。
我們家在泗門鎮屬中醫世家，父親從爺爺那裡秉承的醫術仁心，又經革命戰爭年代的影響和淬鍊，讓他在家裡奉行的家教和家風，都非常嚴正。
全家福
五歲，我跟著父親去湖北公社建保健所，我親眼看著父親一日日奔波勞碌，行醫救人，舍小家為大家，帶病堅持工作，鮮少考慮自身。
父親的言行給我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亦塑造了我獨立而豐滿的靈魂。
我出生於抗美援朝時期，1969年入伍，197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7歲離家，我在福建當了七年兵。退伍回到泗門老家後，我沒有放棄學習，終於考上浙江大學，圓了自己的“大學夢“。
1978年，我從浙江大學化工系畢業。在學校的培養和鍛鍊下，我不斷成長，從浙大化工系團委書記和黨支部書記，做到浙大組織部幹事，後又擔任浙大派出所所長，保衛處處長。
此間，我攻讀了研究生，在專業技術方面不斷進步，最終晉升為研究員。
32年的浙大工作經歷，我努力付出，獲得了諸多榮譽，但收穫最大的，是一眾幫助我、支援我、指引我前進的領導和老師們。
2006年，經中共浙江省委考察研究，決定將我調入中國計量學院（後更名“中國計量大學”）擔任副校長和黨委委員。鑑於工作需要，組織批准我延遲至2018年退休。
這期間，我還生了一場大病，病毒性腦膜炎。幸得朋友們的熱心幫助和醫生們的全力救治，終於熬過來了，也沒有留下什麼後遺症。
退休後，我又受邀繼續擔任校友總會會長和發展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我欣然同意，很願意繼續為學校工作。
在中國計量大學，這一干就是十五年。
直到現在，我仍因工作時常忙碌奔波，但每每遇到困難，我總是會想到父親，想到他挎著藥箱，獨自走在鄉間的樣子。
那個堅忍不拔的身影，一直鼓舞著我，激勵著我。
一晃，父親已離開13年，但在我記憶中，關於他的一切是永不褪色的，深深刻在了生命裡。
今年，是父親的一百歲誕辰。我希望他這一生的傳奇故事，能為更多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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