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長征途中的功績有多大?“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毛澤東在長征途中態度堅決地提出了自己的正確主張,把紅軍從鬼門關拉了回來,及時讓紅軍避免了慘遭覆滅的厄運,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這就是毛澤東在長征途中的偉大功績!
1934年12月11日,毛澤東在通道會議上提出及時改變紅軍進軍方向,主張紅軍應西進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地區,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中央軍委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紅軍一路順利挺進,連續打了好幾個勝仗,一掃紅軍將士低迷計程車氣,12月14日,紅軍攻佔黔東一座繁華的縣城——黎平。
國民黨主力被紅軍甩在湘西地區,當地的黔軍也早就聞訊逃走了,因此,紅軍得以在黎平進行短暫休整。但此前通道會議上的爭論到黎平變得更加激烈了——博古和李德仍然固執地堅持要求紅軍北出湘西,繼續北上同紅二、六軍團會合。這說明,通道會議上雖然大多數人同意毛澤東的主張,但很多人還沒有從根本上完全認識到毛澤東主張的正確性。
這個問題仍然很嚴重地干擾著紅軍,為什麼呢?因為此時,博古仍然是中央的實際掌權者,他的意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對大家有重大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2月18日,周恩來主持在黎平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繼續討論中央紅軍下一步去向的戰略問題。深謀遠慮的毛澤東在會前就對很多同志做了深入細緻的說服工作,他的主張再次獲得許多人的贊同。
但是,真正在開會的時候,對毛澤東和博古這兩種主張的爭論仍然十分激烈,場面甚至堪稱火爆,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堅決地站在了毛澤東這一邊。毛澤東在會上的意見主要包括三點:一是放棄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二是西進攻取貴州的遵義,以遵義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三是在適當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面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教訓,也就是要反思失敗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會議最後是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獲得透過,正式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把紅軍從鬼門關拉了回來,及時讓紅軍避免了慘遭覆滅的厄運,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這就說明毛澤東在“滄海橫流”的嚴峻形勢下,顯出了英雄本色,這就是真英雄!這次會議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得到政治局大多數人的支援,只有博古反對,也說明毛澤東的主張分量越來越重了。
自黎平會議後,毛澤東開始有了用武之地,他在軍事上的天才越來越有機會發揮作用了。會議一結束,中共中央就向紅二、六軍團和四方面軍發去電報,向他們通報了中央紅軍向貴州挺進以及準備召開下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也就是不久的遵義會議)這兩項重要決議,各軍團迅速作出配合:紅二、六軍團向湘南挺進,牽制湘軍以減輕對中央紅軍的壓力;紅四方面軍則向四川出擊,迫使川軍放棄在黔西北作戰的計劃。
12月31日,中央紅軍迎著凜冽寒風火速行軍,抵達距離烏江約50公里的猴場。這時,博古和李德又提出不過烏江,因為他們認為烏江比湘江更險峻,過湘江都慘烈失敗,更何況要過烏江?於是,他們再次固執地主張繼續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由於他們陡然生變,不得不在猴場又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再次重申部隊應繼續全速向遵義進發,這樣才能粉碎蔣介石的“追剿”計劃,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
在毛澤東的建議下,中央通過了會議決定,提出中央紅軍要在川、黔邊廣大地區轉入反攻,粉碎蔣介石的“圍剿”,當前首先要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活動,再伺機向川南進發。在會議決定中,謀略超人的毛澤東特意提出一條: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這條提議的要害在於,打破了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壟斷,毛澤東作為政治局委員也有權過問軍事上的一切問題。
這樣一來,由於毛澤東的主動爭取,雖然他還沒有完全掌握兵權,但紅軍的軍事行動正在按照他的意圖進行,即先渡過烏江,再奪取遵義。政治局會議一結束,毛澤東徹夜工作到凌晨4點,就同司令部的人員一起直奔烏江,親自部署搶渡烏江的任務。紅軍18名勇士在江邊狂喝了一陣烈酒,就跳進冰冷的江中,神不知鬼不覺地遊向對岸,而敵人此時仍在夢中,對此一無所知。
十幾分鍾後,後續部隊跟著強渡,等到敵人驚醒進行阻擊的時候,已經渡江的18名紅軍勇士迅速以猛烈的火力進攻,敵人驚魂未定,以為紅軍的大部隊已經渡江了,嚇得撒腿就跑,逃命要緊。整個戰鬥只用了一個多小時,就突破了烏江天險。紅軍的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地從浮橋上過了烏江。
紅軍時期的周恩來
毛澤東命令紅軍乘勝攻取遵義。1935年1月4日先鋒部隊紅一軍團二師六團快到遵義時迅速俘虜了當地一營敵軍,恩威並用迫使這些俘虜在午夜後全部來到遵義城下,化裝了的紅軍和這些俘虜一起開始大喊開門,甚至吹起了軍號,說是自己人,是逃回來的殘部,紅軍從後面追來了,要城裡守軍趕緊開啟城門放他們進去。城門一開,紅軍蜂擁而入,於是,遵義在1月7日清晨就被紅軍攻克了。
1月15日到17日,黨史上著名的遵義會議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博古、聶榮臻等20人。會議由博古主持,博古比毛澤東小14歲,這時候才28歲不到,他先在會上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作戰總結報告,而這正是毛澤東特意提議的會議主題。博古在報告中並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是為自己的錯誤進行了辯護,為自己推行王明“左”傾路線造成的嚴重後果推卸責任。
周恩來第二個發言,他實事求是地從主觀上檢查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存在問題的原因,進行了自我批評並主動承擔了責任,周恩來的發言獲得大家對他很好的印象。毛澤東向來最後一個發言,但這次他一反常態先講了話,一口氣講了一個多小時,他態度鮮明地批評了博古和李德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指出造成失敗的原因不是敵人太強大,而是軍事指揮上存在嚴重錯誤。
毛澤東毫不客氣地指出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3個嚴重錯誤: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作戰指揮搞紙上談兵,脫離實際,就知道在總部草擬的地圖上一劃,然後限定時間趕到打仗,這不是瞎指揮是什麼?由於毛澤東極富策略地定了遵義會議的調,那就是著重解決軍事路線問題,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
接下來,張聞天和王稼祥的發言給了毛澤東態度鮮明的大力支援,王稼祥更是直接了當地提出:取消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解散“三人團”(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由毛澤東這樣富有實際經驗的人來指揮紅軍。朱德、劉伯承、聶榮臻和彭德懷也對博古和李德的錯誤軍事指揮進行了態度鮮明的批評,他們都積極支援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周恩來再次發言,極力推舉毛澤東作為黨和紅軍的領袖,周恩來的提議得到幾乎全體與會者的同意。
三天的會議中,雖然有博古和凱豐站出來反對毛澤東的意見,但會議最後還是通過了以毛澤東的意見為主的《中央關於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決議對博古和李德從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在軍事指揮上犯下的嚴重錯誤進行了清算,指出,中央紅軍要發揮毛澤東主張的運動戰的特長,靈活運用革命戰爭的基本原則戰勝敵人。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的“三人團”,撤銷了李德軍事顧問的職務。
遵義會議後,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中央總負責人,併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至此,遵義會議以完成了“由毛澤東開始重掌帥印”的歷史任務而彪炳史冊,遵義會議最重大的歷史意義就是:在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從此,實際上開始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的最大功績應當歸於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