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博
從即位登基到獨立戰爭爆發，英王喬治三世在北美殖民地的形象一落千丈。1763年，殖民地居民們為國王喬治三世致祝辭，稱頌其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自由保護者”。到了1776年，殖民地居民卻認為“英國國王是個暴君，許多人相信英國政府正密謀要控制他們”。喬治三世的形象為何會出現如此大的逆轉？北美殖民地人民對喬治三世的指責究竟符不符合事實？報紙、小冊子等印刷品在其中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探討這些問題，有助於加深我們對美國奠基時代的瞭解。
革命前夕的北美印刷品
除去1690年創刊和停刊的一小張單面印刷的《社會時事》，各殖民地第一份正規報紙是1704年創辦的四頁雙欄摺疊式的《波士頓時事通訊》。不久，紐約、馬里蘭、南卡羅來納、羅德島和弗吉尼亞都有了當地的報紙。在喬治三世登基前幾年，新聞業出現了第二次飛躍。1755年，紐黑文創辦了《新聞報》。10年間，北卡羅萊納、新罕布什爾、佐治亞都有了從事提供國內外新聞、小品文和雜談的印刷商。在1765年有關印花稅法存廢的爭論如火如荼之際，各殖民地出版的報達23種，除特拉華和新澤西以外，每個殖民地都有一種或一種以上的報紙。 到1775年，在大陸的各殖民地發行的報紙總計有38種之多，在這些報紙上闢有刊登以書信、政府檔案、發言摘要，以及佈道文等形式出現的觀點與反駁的專欄，帶有猛烈抨擊性的言論——“不但經常刊登在獨版的大字型佈告欄目中，有時也用三號或四號的小字號來發表長達數千字的評論。”
隨著報紙的政治色彩越來越濃，其中不乏有鼓動革命、支援獨立的聲音，這顯然不是倫敦希望看到的局面。1770年，英國殖民大臣抱怨殖民地政府未能懲處“煽動性和誹謗性的出版物”。馬薩諸塞的總督參事會答覆說，它在憲法範圍內實際上已比英國的上院取得了更多的成就。“為什麼不責備英國上院……在國內不禁止煽動性和誹謗性的出版物呢？如果我們有什麼過錯的話，那麼英國和我們這兒是50：1。”
獨立戰爭前的北美報紙
與報刊相比，更具殖民地特色的印刷品是小冊子。與之前的英國革命和之後的法國革命不同，在美國革命開始前沒有出現洛克《政府論》或狄德羅《百科全書》那樣的綱領性理論鉅著，也沒有雅克·盧梭那樣擲地有聲的反抗呼聲，殖民地很多政治訴求的表達是透過小冊子進行的。
梳理一下小冊子的思想淵源和作者名錄，能整理出一份熠熠生輝的思想名單，17、18世紀大西洋兩岸最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幾乎都囊括在內，諸如英國的彌爾頓、哈利法克斯、洛克、斯威夫特、笛福、柏林布魯克、埃迪森。此外，奧蒂斯、亞當斯父子、迪金森、漢密爾頓、傑斐遜和其他主張反抗的理論家也致力於埋頭寫小冊子和信札。
報刊和小冊子並非兩個互不交集的平行空間。事實上，在革命爆發前，很多小冊子上的文章正是透過報紙轉載而名揚一時的。例如，在1767年《湯森法》頒佈後，約翰·迪金森發表了題為“一位賓夕法尼亞農場主的來信”的小冊子，闡明瞭殖民地在宗主國關係上的根本立場。從12月2日開始，殖民地的報紙陸續對其進行了轉載，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事後統計，北美報紙中僅有四家沒有轉載這些信札。
北美戰爭前的“農場主的來信”
從殖民地報刊到小冊子，一個殖民地公共輿論空間逐漸開始形成，並且將按照自己的邏輯對包括國王在內的政治人物給與不同的評價。
印刷品“構建”的國王
從1760年即位到1775年獨立戰爭爆發的15年間，以1768年為界，喬治三世在北美殖民地印刷品的形象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在前半段中，儘管已經出現了對於英國君主形象不恭的描繪，但極少有直接針對喬治三世本人的攻擊；在後半段中，國王的形象急轉直下，出現了大量直接針對其本人的批評。隨之而來的是，伴隨民族意識的覺醒和分離情緒的滋生，作為母國的英國逐漸成為無誠信而言、蔑視宗教、腐敗橫行、貪財忘義的國家，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殖民地則是欣欣向榮、富足安全、熱愛自由、充滿希望的代名詞。
先從第一個階段看起，早在喬治三世登基之前，喬納森·梅休在18世紀50至60年代發表了幾種小冊子，用很不恭敬的筆調描繪君主形象，諸如：斯圖亞特王朝的四位君主乃是“十分驕傲而虛榮、說話辦事恣意任性、既缺乏智慧謀略，也無決斷”的人。喬治即位後，殖民地的報紙和小冊子對其的評價稱得上恭敬，大部分報紙在提到其名諱時都冠以“尊敬的”（honorable）或“光榮的”（gracious），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印花稅法》的出臺。廢除印花稅甚至為國王贏得了好聲譽，1766年1月16日，《賓夕法尼亞報》上發表文章為國王辯護，“壓迫你們的並不是你們的母國，也不是你們的國王，而是一批壞大臣，是他們把事情弄到這個田地，以至引起公憤。”有報紙將行為激進的“自由之子”稱作“英王陛下的忠實臣民”和“英國憲法的真正朋友”。
北美獨立戰爭前夕的喬治三世
可惜好景不長，到了1768年前後，輿論風頭一轉，越來越多的殖民地人民透過報紙或者小冊子得知，英國政府——至少部分仇恨自由的派別——正密謀“奴役”他們。這在英國已有先例，他們已經透過種種陰謀破壞了議會和法庭的獨立，而這些大臣們試圖透過《湯森法案》之類的措施在美洲達到同一目的。1769年12月，一位名叫亞歷山大·麥克杜格爾的重要人物在紐約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描繪了一幅“母國和殖民地中專制政治和暴政的走狗”對捍衛自由者進行總攻擊的場景。在羅德島，沃德派和霍普金斯派均試圖勝過對方，取得反對英國措施的領導權，《普羅維登斯報》轉載了一封英國來信，斷言內閣透過審慎地分配官職而支配了議會，這是對下議院的收買。
在殖民地出版的小冊子中甚至勾勒出來自英國的這股勢力奴役他們的路線圖：首先是徵稅，隨後是派遣官員進駐北美，然後藉助軍事力量，將北美殖民地居民變成奴隸。隨著殖民地政府中的職位急劇增多，大批英國人被派赴殖民地就任，1768年英軍四個團又被部署到波士頓，這種“陰謀論”越來越有被坐實的可能。而任命官員、派遣軍隊都必須得到英王的許可，因此喬治三世也在不知不覺中捲入到這場陰謀之中。在關於陰謀的猜想中，一份名叫《馬薩諸塞觀察報》的小報出盡風頭，該報通常以刊登讀者來信的形式，借他人之口對喬治三世提出批評，而批評的落腳點集中在英國國內的黨爭、國王的用人之策，以及派遣軍隊這三方面。1772年2月1日，該報刊載了一篇“蘇格蘭人第三號”的文章，作者將矛頭指向了國王的用人之策：
“我不得不說，一個‘好的國王’將盡可能選擇所有他認為合理的方式來取悅自己人民並最終贏得他們的愛戴，而過去11年間，我們不幸經歷了恰恰相反歷程，選中的都是聲名狼藉並且招人討厭的大臣……這樣的後果必然是引來社會不同等級大多數人要求改變的訴求，每個國王都該給這些大臣們應有懲罰，如果國王不這樣做，必然失去人民的愛戴，招致叛亂，並最終以內戰的形式結束。”
半年後，該報又刊登了一篇名為“來自北不列顛的信”，文章以問答形式展開，作者T. M自稱來自英國。文章寫道：
“問題：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可以讓偉大的人民變成奴隸？回答：我之前讀過羅馬歷史，就我的判斷而言，（將人民變成奴隸）的方式是黨派鬥爭、腐敗和軍隊彈壓。”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暗示，猶如古羅馬時代的暴君一樣，喬治三世正透過黨派鬥爭、腐敗以及派遣軍隊的方式，一步步將殖民地人民變為奴隸。相比而言，一些影響較大的報紙對英國權威的挑戰尚有分寸。他們更多地將喬治三世的行為歸因於受人矇蔽，尤其是殖民地官員的欺瞞。1773年7月1日，《紐約報》發表了文章，披露了哈欽森與英國大員的來信內容，將殖民地的矛盾歸結為哈欽森製造陰謀、挑撥國王與殖民地的關係：
“這批信件具有天然的、明顯的傾向性，其目的就是離間和打斷我們至為光榮的君主——喬治三世國王對他忠誠的、摯愛的殖民地之間的關愛，毀壞大英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相互建立起來的和諧、良好的意願，毀滅我們的代表和朋友們透過合理的代表制度來表達觀點的努力；阻隔我們的愚見上達天聽的通道；並且採取種種措施來毀壞我們為建設家園所做的努力，並且這種威脅正變得越來越大。”
但在隨後的一年裡，風口急轉直下。從1774年開始，對多數訊息靈通的殖民地人士而言，由政治與社會腐敗引發並形成最終憲法危機已非常明顯。散播類似觀點的報紙、小冊子像洪水一般湧來，從母國再三傳來的報告顯示，英國已徹底、完全背離了真正的自由原則。這些報告大多出自英國激進派手筆，其載體通常是一系列愈來愈尖刻的小冊子和書信，“而這些小冊子和書信在北美殖民地卻不斷被人們如飢似渴地閱讀、散佈、刊印和再版。”
1774年11月24日，同樣是《紐約報》，在一篇《來自賓夕法尼亞的郵包》文章中，殖民地官員已不再是罪魁，國王才是造成目前局面的禍首：
“所有的權力都來自於上帝，只是透過特定的手段賦予人民或者國王，世上‘公正’的總督是否將所有的權力、智慧、公正和慈悲敬獻給國王一人，卻拒絕將其中的一部分留給不同階層的人民？讓歷史來決定這樣的問題吧。國王的歷史只不過是一部蠢人和墮落人性的歷史。除了這些，別無其他！”
半年後，美國獨立戰爭打響，其後半年，托馬斯·潘恩發表《常識》，其中的論調和此文如出一轍，國王不再是萬民敬仰的楷模，而成為“皇家禽獸”，其生存目的“往往不外乎是挑起戰爭和賣官鬻爵，使國家陷入貧窮和製造紛爭，對於社會，一個普通的誠實人要比從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壞蛋更有價值”。
從1768至1775七年間，喬治三世在北美印刷品中的形象已一落千丈。
歷史學家眼中的“喬治三世”
在後世歷史學家的建構中，喬治三世絕談不上是暴君或昏君，更不是潘恩筆下的“皇家野獸”。他生於1738年，1760年登基，1760年至1820年在位。他是自1547年愛德華六世以來登上王位最年輕的君主，也是英國曆史上除了他孫女維多利亞女王和伊麗莎白二世之外統治時間最長的君主。
喬治三世的畫像
後世歷史學家大多公認，喬治三世具有複雜多變的個性。克萊頓·羅伯茨評價他“有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但又有清教徒般的決心。喬治的這兩種性格勢必造成緊張心態，他情緒多變，有時惰性十足，漠不關心；有時性格孤僻，心情憂鬱；有時興高采烈，精力旺盛”。
喬治三世也呈現兩面性特點。私生活方面，喬治三世似乎無可指摘。克萊頓·羅伯茨說他“具有很深的宗教和道德情感，是一個貞潔自持、忠心不二的丈夫，是一個正直無私的人，堪稱全國楷模”。美國曆史學家塞繆爾·莫里森將其原因歸結為喬治三世自小所受的嚴格家教。他的母親是一位個性堅強的德意志公主，從小就經常訓誡他：“喬治，要像一個國王！”在這樣家教下，“喬治的私生活無可指責，嗜好單純，甚至喜歡從事農活和鄉間娛樂。他富有強烈的責任感，酷愛工作”。然而，在政治家眼中，喬治三世“有點吹毛求疵，有點自命不凡。他不是一個時尚的人，而是一個強健、清醒和篤信上帝的英國人”。儘管喬治三世勤奮努力，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但是他很早就顯示出來有一種病，會產生幻覺和抑鬱症”，還有歷史學家說他有時“暫時處於神經錯亂的狀態”。
在美國革命爆發前夕，國王的聲譽已每況愈下，後世不少歷史學家卻不以為意。他們指出，在北美殖民地走向獨立的三個重大歷史事件：1764年的《糖稅法》、1765年《印花稅法》和1767年《湯森法案》的制定和推行過程中，喬治三世所起的作用至為有限。羅伯茨兄弟在《英國史》中這樣寫道：“在18世紀60年代的財政和關稅政策、措施制定上，喬治三世很少插手，他在私人信札中甚至未曾提及《印花稅法》，在那段時間裡，他對北美殖民地比對他的大臣們更寬大仁慈。”對於其在北美革命和戰爭中所起的作用，作者如是評價道：“喬治三世負有重大責任，但他並不是決定性作用的角色”，“歷史上的神話幾乎沒有比喬治三世的暴政釀成北美革命的神話更大的了”。
提出《湯森法案》的英國財政大臣查理·湯森
比爾曼在此問題上的見解與之類似，他認為，在開徵印花稅問題上，喬治三世“是無辜的”，“那時候，他暫時處於神經錯亂狀態，法案是由一位攝政王批准的”。而對於《湯森法案》法案的推出，比爾曼夫婦相信，這並非完全出於國王的本意：“說什麼喬治三世想出了這一大套限制措施並強行使之在議會透過這樣的神話，應當看作幼稚的無稽之談而不予理會；那些法令是英國的地主和商業資本家本身或別人替他們起草的，他們通常將北美看作可以為了倫敦的利益而加以剝削的地區，毫無疑問，英王喬治贊成這些漂亮的計劃，並在美洲民眾突然起來大膽反抗法律和秩序時感到悲痛，但他並不是那項把在美洲的英帝國事業搞垮的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塞繆爾·莫里森則提醒讀者，在對待殖民地問題上，喬治三世抱有妥協態度的初衷，他先是暗示議會中的朋友，投票贊成廢除《印花稅法》，隨後，當希爾斯巴勳爵曾建議用更換特許狀的方法來懲罰馬薩諸塞，國王拒絕了他的建議。
當然，在處理北美殖民地問題上，喬治三世並非白璧無瑕。他即位時，英國國內政局動盪，首相如走馬燈般更換，內閣更迭頻繁。1761年皮特辭職後，接下來的首相任期都不長：比尤特伯爵11個月，格倫維爾不足兩年半，羅金厄姆不足一年，皮特重新執政兩年，格拉夫頓公爵一年，直到諾斯上臺，內閣才獲得10年左右的穩定。政局變幻不定，導致殖民地政策失去了連續性。例如：印花稅問題上，格倫維爾要求強行推行，而皮特主張廢除，前後不一，加劇了問題的複雜性。歷史學家事後回首也不免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在18世紀60至70年代，英國一貫地進行更為強有力的統治，或者始終如一地保持進一步的安撫策略，或許（英美）分離之事在18世紀可能不會發生。”
結論
革命的爆發兼具必然性和偶然性。而造成偶然性一個重要因素是貫穿其中的諸多誤會和誤讀。其實，這並不需要等到革命結束後再檢討與反思。早在美國革命爆發前，伯克就預見到革命結果就是邁向災難性僵局的不信任不斷“升級”。對此，他曾感慨：“美利堅人已經編造了一個發現，或者說認為他們已經編造了一個發現，這個發現就是我們英國人要壓迫他們：我們也編造了一個發現，或者想當然認為我們已經編造了一個發現，就是美利堅人打算髮動叛亂對抗我們......我們不知道如何前進；他們不知道如何後退……但是，最後有一方要屈服。”
在美國革命中，雙方都曾出現對彼此的誤讀。其中，喬治三世顯然是被誤解了。由於相隔遙遠、通訊不暢，很多本可以釐清的事實變成了陰謀的片斷，而殖民地的印刷媒介則加重了這種陰謀論的傳播，在對人物進行汙名化的同時，也加速了歷史事件的程序。但從長遠看，如果說美國的獨立勢在必行，那麼與母國的分離也就不可避免。在這一過程中，英王這一維繫雙方的紐帶遲早也會被割斷。在這一過程中，喬治三世只是不巧成為了事件中的一環而已。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