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17日,一場鬧得沸沸揚揚的“改革開放腐敗第一案”在廣東省汕頭市正式宣判。這一天,汕頭人民廣場人潮湧動,一萬七千多人在這裡成為了歷史見證者。當聽到“死刑”二字的時候,汕頭市海豐縣委書記王仲的身體禁不住發抖,死亡的來臨讓他意識到一切都為時已晚。他或許在這一刻真正後悔自己捲入了“走私潮”的漩渦裡,陷入了貪慾的魔咒裡,再也走不出來了……
經查,王仲利用職權貪汙緝私財物以及為走私人員行便利,開條子,總受賄金額6.9萬多元,在當時相當於一個普通幹部100年的工資……這件“改革開放貪腐第一案”讓我們看到了中央對“走私”嚴厲打擊的決心,以及為改革開放掃清障礙的信心。下面,我們來談談80年代“走私潮”的往事。
一、80年代“走私狂潮”的始末
這一切要從改革開放說起。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國門大開,本來是要迎客,沒想到尷尬的是緊挨著香港的寶安縣人民,卻趁機逃到香港。據史料記載,1978年寶安一個縣城外逃人員達到1.38萬人,這對剛開始實行改革的政府來說十分頭疼。對於逃港潮,鄧小平廣東視察的時候,直接指出“最大的問題是政策問題。”
用政策保證改革開放,真正讓人們開啟手腳去發展經濟。1979年,寶安縣改名深圳。並且中央已經決定讓“廣東先走一步”。
有了決心和政策的保障,建立了深圳特區之後,逃港潮停止了,但是另一種隱憂卻出現了。
1.廣東掀起走私潮
沉寂許久的中國大地猛然國門大開,當時百廢待興,但是人們對未來充滿了期待和期許,所以在生活開支方面,大家不再像以前一樣,僅僅考慮溫飽,也開始追求花樣和新潮。不過尷尬的是,當時各種日用品特別短缺,比如黑白電視機,錄影機、手錶、摩托車等等,很多都是有錢也買不到的,讓很多不法分子看到了“商機”。
廣東省沿海地區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各種經貿航線日益繁忙。很多人早就看到了“走私的暴力”,甚至一些幹部也被捲入進去。
比如我們開篇提到的海豐縣委書記王仲。海豐縣與香港和澳門很近,在港澳謀生的海豐人多達30多萬,這裡成了改革開放後,第一個走私的大窩點。海豐縣成為遠近聞名的“走私縣”,還被戲稱為“遠東國際市場”。全國各地的人慕名到該地販運走私的貨物,從黨員幹部到群眾學生,幾乎都有參與走私。比如海豐縣管轄下的一個遮浪公社,參與走私的船隻多達39艘。幹部為走私行便利,其他人則更加明目張膽。這樣的走私,往往帶動貪腐,王仲利用職權侵吞的財物中,手錶多達263只,錄音機17臺等等。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不僅僅在廣東,沿海的福建、浙江等地,“走私大潮”暗湧,曾經出現“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學生不上課,幹部搞私利”的局面。甚至一些地區從海外販運色情錄影帶,各種情色場所也暗地生長,一時間淳樸的民風變得烏煙瘴氣。雖然政府三令五申,依然屢禁不止,而這些才僅僅只是一個開端而已。
2.海南經濟特區為“走私潮”加了一把火
據說,在1984年的某一天,美國的衛星發現中國海南島上突然變得白花花一片,他們以為中國在製造什麼秘密武器,緊張地拉近攝像頭一看,原來是汽車在太陽底下的反光,漫山遍野的汽車,幾乎鋪面了這個當時還貧窮的小島,估摸著著有幾萬輛。要這麼多汽車做什麼呢?其實,這是“80年代走私潮”走向高潮的時刻。
1984年,國務院批轉一個《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裡面說到:“海南行政區可以根據需要,批准進口工農業生產資料,用於生產建設;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匯,進口若干海南市場短缺的消費品。”檔案下發後,沉寂百年、幾乎無人問津的貧窮小島一時間成了追逐發財夢的熱土。在這裡如果能弄到一張批文,倒賣一輛汽車可以賺到萬元。80年代,人們的工資才幾十元,萬元戶都十分少有,而在這裡倒賣一輛汽車就是人們幾十年的工資總和!
在這樣暴利的驅使下,整個島的人們陷入了瘋狂之中,人們跑著去拿批文,家家戶戶倒賣汽車。外地人也一擁而上,過來買汽車賣回內地。1984年6月份之前,當年海南進口汽車兩千多臺,而從6月開了口子,到7月份一個月時間,政府批准進口1.3萬輛汽車!到年底,海南島已經有了872家汽車公司。
當時任海南行政區黨委書記的雷宇,做夢都沒想到,自己撕開了一道口子,卻放進去一條鱷魚。汽車就像海水一樣蔓延到了海南島各個角落。全國走私汽車的人來這裡倒賣。工商局門前圍著密密麻麻的人群,只要辦理罰款手續,交上三四千元,蓋章公章,就能“合法”出島了。當時部隊都動用軍艦來拿車……
這樣的場面可想而知,裡面包裹了多少貪汙受賄,所有的經濟犯罪都成了明目張膽的事情。9月份,海南島這樣聲勢浩大的走私,引起了中央的關注。國務院專門派人來調查,可是海南特區上報的材料上寫的卻是所有的進口汽車都是在島內銷售,進口的汽車不足1.5萬臺。看到這份材料的時候,海南實際已經簽署了8.9萬臺的汽車進口批文。中央對海南特區失去了信任。
最後組成了龐大的調查團,發現在僅僅一年的時間裡,海南非法用高價從全國炒買外匯5.7億元,各公司用於進口貸款累計42.1億元。
3.走私潮的後起之秀,個個都不甘落後
走私汽車是暴力,已經不僅限於海南島。東南沿海尤其是廣東、福建、浙江等地更甚。福建長樂縣一天就走私三千多臺汽車。參與人超過2萬人,交易金額200多萬。
當時廣東沿海流傳著一句話:無論什麼新款轎車今天到了香港,明天就能出現在我們的街頭。走私轎車雖然風險很大,但是利潤更大。有人說過,走私兩次,如果失手一次就是不賠不賺。走私三次,如果失手一次,那麼就是一夜暴富。當時在沿海各地,靠著走私“發財致富”成為千萬富翁的不計其數。
位置優越的膠東半島當然也不能看著東南沿海發家而不為所動。他們幾乎搞出了一場“走私運動”。最開始走私的起點在榮成,因為榮成地理位置優越,距離韓國最近,加上有一千多公里的海岸線,更是天然的優勢。榮成的漁民們對於大海的情緒把握準確,航海技術更是一流,所以用船隻走私對他們來說更是小菜一碟。漁業公司率先進軍了“走私行列”,一些日韓的汽車和家電源源不斷從這裡流入內地。後來全市的商貿甚至機關學校都紛紛集資入股,甚至街上賣海鴨蛋的大姨,都加入成為了走私貨的導購員。這裡面的利潤多少呢,比如一輛現代汽車,到榮成的上岸價格是8000美元,出手便是14萬元的人民幣。
這種走私從榮成逐漸蔓延到了青島、煙臺、威海等地。當時人們已經無心打魚為生,為了暴力喪失理智。
八十年代早期,國內興起“東洋貨”,東芝、松下等家電品牌透過走私的渠道湧入千家萬戶的客廳。這些走私貨,其實對本地民族品牌產生嚴重的衝擊。一些產業剛剛興起就面臨著萎縮。一批國有企業的產品滯銷,甚至一些企業面臨著破產的局面。比如國產相機,80年代長城、海鷗等國產相機紅極一時,我國相機產量達到一千萬臺,居世界第一位。但是90年後,生產就直線下滑,一批批工廠停產,走私相機逼著國產相機退出了市場。這樣的情景之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開展了一系列的打擊走私的活動。
二、與“走私者”的一場艱難的阻擊戰
1982年,當時主抓經濟的陳雲同志收到了一些關於廣東沿海省份走私的報告。他陷入深深的擔憂之中,中國的經濟要開放,但是如果這樣的開放,只能慢慢腐蝕我們。人們已經不再憑藉勤勞致富,而是透過投機取巧,很多官員忘記了自己的職責,開始以權謀私。
1月5日,陳雲同志將《廣東一些地區走私活動猖獗》的簡報傳批給鄧小平。並明確指出: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我主張要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罪大惡極的,並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
鄧小平看到陳雲的報告後,立即又加寫了批示:雷厲風行,抓住不放。
這八個字成為了80年代打擊“走私潮”的基本宗旨。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了一場專門針對“走私販運”的會議,討論了鄧小平和陳雲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關於嚴厲打擊走私的批示。
在開篇我們提到的王仲的案件最開始審理的時候,有人曾為王仲說情,希望得到寬大處理。陳雲同志得知後說:“在我們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在一個地區出現如此嚴重的情況,王仲起到非常壞的作用。如果不依照黨紀國法進行懲處,對我們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的鬥爭,對我們的改革開放都是不利的。”
所以這個案子的審理一切依法進行,王仲的行為構成了貪汙受賄罪,情節嚴重,應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這個案子對於打擊幹部參與走私起到了震懾的作用。但是,依然有很多人願意鋌而走險。
在1982年3月,胡喬木也曾經給鄧小平一篇文章《受廈門市委、福建省委某些負責人的阻撓,套購走私珍珠大案無法清查》,當時鄧小平提筆批示:“請中紀委抓緊處理,以此為例,作一個大案處理。處理要堅決,所有牽涉的人,包括省委書記在內,應即停職,聽候審查。”
可見,當時中央對打擊走私和行賄受賄所做出的決心。鄧小平對胡喬木等人說,要專門召開會議研究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四月份不幹別的,專門做這件事。
其實,在“打擊走私潮”的案件中,牽扯人員眾多,形成的原因也是形勢複雜。
比如前文提到了“海南汽車走私案”,時任海南行政區黨委書記的雷宇,因為他急於用改革開放來推動海南的發展,所以在走私汽車上撕開了一個口子,最終導致了洪水猛獸衝進海南島。但是他本人卻是剛正不阿,清廉正直。在整個“汽車走私案”中,他從沒有倒賣過一輛汽車,沒有受賄過一分錢。當雷宇被召到廣州,明令禁止他進口汽車,當時的“走私汽車狂潮”才戛然而止。而雷宇也被調任職位,到廣東一個農業縣做副書記。他調任的時候,一些人將他比作改革開放的“英雄”。
不過,從政府層面來講海南島的事件是一個惡劣的先例,因為從政府到地方都將法律形同虛設,對經濟制度進行了破壞,對違法走私進行了默許。
據說在1980年到1984年,廣州、福建、浙江三省查獲的走私案超過了302000起,抓獲香港、澳門的走私船隻5700多條,扣押的走私貨物超過5億元人民幣,宣判的走私犯超過1400人。
如此一系列的嚴打措施,大規模的走私潮終於被遏制住,可是小範圍的地方依然還存在走私活動。因為中國有1.8萬千米的海岸線,海岸線上分佈著登陸口岸。要想杜絕海運走私,十分的苦難。有一些走私人員專找一些特殊天氣,研究巡邏時間,找出漏洞。因為總有一些人甘願為暴力鋌而走險。
不過1985年之後,走私活動的方式發生了一些變化。由於打擊走私的力度堅決,很多走私的個體戶無法繼續下去,但是走私行為卻在國家機關單位開始湧動。一些警局單位也會參與其中,一方面執法,一方面卻犯法。後來形成了“官商走私”的走私鏈條。
1993年遼東半島的走私潮中,竟然動用了軍隊的潛艇護送走私船隻!這是所有走私案中最彪悍的!當時海關人員阻攔,軍隊直接武裝扣押了海關13名人員,並且一扣就是3天。海關總署得知立即電告全國海關:“凡此情況,可向其上級反映,不得與走私軍方發生正面衝突!”
其實當時的走私活動中,中小城市往往都是上游環節,走私人員中很多沒有固定職業,容易鋌而走險。而銷路都是往大型城市,大城市成為“銷贓”的地方。因為大城市的人有錢,有需求。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雖然打開了國門,可是關於稅收制度還不完善,很多海關的政策都在建設當中,一些香菸、小型家電、日常用品的關稅非常之高。走私可以省去中間環節,不用交稅,商人們拿到走私的物品價格很低很低,就算是正規渠道降低利潤,他們也無法與走私物品的價格相比。差額價格,就產生了暴力,滋生了大量的走私行為。
陳雲同志當時敏銳地發現了問題,並及時報給鄧小平,打擊走私以及貪腐成為了當時打擊經濟犯罪的重要一環。陳雲同志對於走私查獲上,從不手軟。政治局的大力支援,為遏制住走私狂潮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多年的打擊走私案件中,我國也積累了很多積極的經驗:
一方面嚴查參與走私的幹部,尋求政府合作。在反對走私的治理中,海關、商貿管理的部門,行業協會以及企業各界都要相互配合。針對走私活動的特點,積極開展反走私專項行動。一方面完善海關政策,調整整改。雙線並舉,一步一步摸索出改革開放的海關稅收政策。此外,還要加強緝私隊伍的建設,整頓隊伍,加強思想建設和教育等等。
三、“走私潮”餘波,打擊“走私”任重道遠
到了90年代,民間“走私狂潮”基本遏制住,但是“官商勾結”的走私形式很難發現,加上地方保護主義,給辦案人員加大了難度。
比如“湛江9898全國特大走私案”,以李深、林春華、陳勵生為主的三大犯罪團伙,從96年到98年,在湛江透過金錢和美女拉攏執法部門,包括領導和基層業務人員。他們走私的汽車超過1.5萬臺,價值超過473億元,偷稅518億元,另外還走私了大量的鋼材、石油等。
當然還有最觸目驚心的:“廈門遠華走私”驚天大案,涉案金額530億元,涉及高官以及多個機關部門,堪稱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大一起經濟犯罪案。
“走私活動”往往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行為,其涉及到貪腐和權色交易,必須嚴厲打擊。正是由於牽扯到幹部,一些人會充當犯罪分子的保護傘,也加大了打擊的難度。直到今天,依然還存在個別的走私案件。不過,國家依然貫徹鄧小平同志和陳雲同志的打擊走私的方針:“雷厲風行,抓住不放”,讓中國的經濟更加健康,乾淨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