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建國前夕，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曾希聖突然接到一封電報，老戰友梁明德在電報中說，自己打聽到失散了十四年的兒子在安徽青年團中工作，請求曾希聖幫他找到自己的兒子。
應老友的請求，曾希聖展開了尋人工作，他先是委託安徽青年團團委書記項南進行尋人，項南幾經搜尋，也沒找到可能是梁明德兒子的人。
就在曾希聖以為尋人無望的時候，卻在與項南的交談中得知，項南的父親也失蹤了十四年之久，他與老戰友梁明德竟同為福建籍，還都曾在一個地方住過！
“難道項南就是梁明德失散多年的兒子嗎？”曾希聖這麼想著，經過調查，曾希聖發現，自己苦苦尋找的老戰友梁明德的兒子竟“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項南竟然真是梁明德的兒子！
於是，曾希聖將此事告知了項南，項南聽後唏噓不已，不過在他的印象裡，父親一直只是一個商人，他一點也想不到自己父親竟是一名革命戰士，對此，曾希聖告訴他：“你的父親不僅是一名革命戰士，還是一名紅色特工！”
項與年
我們今天的故事便將就此展開，梁明德與項南父子之間為什麼會失散十四年呢？這其中又發生過怎樣感人的故事，十四年後的1949年，父子二人又是如何相認的呢？這個故事要從曾希聖與項南之間“巧合”的對話開始說起。
偶然的相認
曾希聖在收到了老友梁明德的電報以後，便著手開始了幫老友的“尋子”工作，曾希聖委託安徽青年團團委書記項南幫忙找尋梁明德的兒子，可幾經找尋無果。
就在曾希聖、項南都覺得無望時，在一次二人偶然的聊天中，曾希聖發現了一絲端倪。
在一場由曾希聖召開的幹部會議上，曾希聖問項南說：“我交代給你的尋找姓梁的幹部這件事，完成得怎麼樣了？”
項南迴答說：“我把全省青年團成員幹部的花名冊都翻遍了，也沒能得到具體有用的資訊，在咱們安徽省內，姓梁的共青團員固然不少，但具體到底是誰呢，我夜分不清，您能再給我提供一些具體的訊息嗎？”
曾希聖
於是曾希聖思索了一番後對項南說：“我的老戰友梁明德同志是福建人，曾在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八仙橋居住過。”
項南一聽十分驚訝，當即便說：“這也太巧了，我也是福建人，我家也曾在上海定居過，地址也在八仙橋。”
曾希聖一聽，似乎察覺到了什麼，於是他接著追問道：“你住在八仙橋哪裡？父親是做什麼工作的？”
項南一五一十地回答說：“我父親是一個商人，在上海做生意的，我家住在法租界內維爾蒙路德潤裡24號。”
曾希聖一聽之下，驚訝之情一下子便寫在了臉上，因為項南所說的這個地址並不是什麼普通住宅地址，而是當時上海共產黨的一個地下聯絡站！
曾希聖聽到這裡已經知道了，眼前的少年身份絕對不簡單，他帶著希冀之心問道：“你為什麼會住在那呢？”
項南摸摸腦袋回答說：“我也不知道，我小時候在上海讀書時曾住過那裡，具體也沒什麼印象了。”
曾希聖問道：“你還記得你家平時都往來一些什麼人嗎？”
項南搖了搖頭，曾希聖又問道：“還記得經常去你家的客人中，有一個大鬍子叔叔嗎？”
項南不可置信地看著曾希聖說：“有的！有的！您怎麼知道？”隨後，項南仔細端詳曾希聖的長相：“啊！你就是那位大鬍子叔叔！”
原來，在革命早期，曾希聖曾寄住在梁明德的家裡，此時的曾希聖基本可以確定，項南便是老戰友梁明德失散了十四年的兒子。
曾希聖激動地拍了一下項南的肩膀：“原來我們找了許久的老戰友的兒子，竟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呀！”
曾希聖
而對這一切，項南一下子還沒法接受，自己的父親不是商人嗎？自己家又怎麼一下子變成了我黨的地下聯絡站了？他看著眼前的“鬍子叔叔”，希望他能告訴自己答案。
於是，曾希聖開始緩緩講述起了項南父親梁明德的不平凡的革命歷程。
淚別親人赴革命
曾希聖說，梁明德原來的名字叫做項與年，此後是為了躲避國民黨耳目，才改名梁明德的。
項與年1894年時出生於福建省連城縣，他目睹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的現狀以後，便毅然決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秋天，項與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正處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革命的大潮席捲全國，組織上急需派遣一批人遠赴南洋進行革命活動。
民國時期的南洋（新加坡）
南洋一帶有許多中國人長期定居，為了方便交流，會說福建話、廣州話、潮州話等多種方言的項與年，成為了組織上派遣南洋進行革命運動人士的不二之選。
於是在1926年春天，項與年告別妻子、孩子，和他們說自己只是去南洋做生意之後，便毅然決然啟程了，那一年項南才八歲，父子二人第一次長期分別開來。
不久後，項與年到達三馬林達市，並在當地的一家工廠中做工，工廠的工人之中有許多福建老鄉，項與年憑藉一口流利的福建話，很快便同這些人打成一片，在工廠工人之中營造了很高的聲望。
在工廠中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項與年見時機成熟，便開始著手在勞工中發展黨員，併成立了黨支部，到1927年5月時，項與年建立的黨支部已有了相當可觀的規模。
然而，我們知道，當時的南洋一帶很多地方都處於西方殖民者的魔爪之下，三馬林達市也不例外，許多中國員工慘遭迫害，這讓工廠的工人們感到義憤填膺。
於是在1927年5月1日這天，項與年組織發起了罷工遊行，對西方殖民者迫害華工的惡行進行控訴，並號召所有華工聯合起來，共同向殖民主義高舉反抗大旗。
罷工遊行
罷工遊行示威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華工加入到了遊行示威的隊伍當中，這讓當地的殖民政府感到憤怒與恐慌，於是殖民政府出動了軍警對遊行隊伍進行鎮壓，並逮捕了包括項與年在內的數位罷工運動的領頭人。
項與年在獄中被關押審訊了五個多月後，在社會各界愛國人士的努力下，項與年被從獄中釋放了出來，之後殖民局將項與年驅逐出境。
於是在1927年10月，在時隔近兩年之後，項與年回到了上海，家裡人以及遠近的父老鄉親們都以為他做生意失敗了才回來，卻沒想到他已經在南洋掀起了一波不小的浪潮。
中央特科
項與年從南洋回到上海時，國共之間第一次合作關係已然破裂，國民黨反動派正大肆迫害著我黨人員，鑑於形勢需要，我黨人員全部轉入了地下進行革命活動，項與年好不容易才與組織取得聯絡，黨組織將其安排在了中央特科進行工作。
周恩來
中央特科是由周恩來所一手創立的中央情報及保衛機關，其主要任務便是傳遞情報、保護黨中央領導人及地下工作者安全、懲處叛徒、營救被捕同志等，中央特科人員選拔尤為嚴苛，項與年憑藉出眾的地下鬥爭經驗，才被組織上一眼相中選入了中央特科。
項與年在加入了中央特科以後，舉家搬遷至八仙橋安了家，此處便是我們文章一開始時提到過的，作為我黨地下據點的地址。
此後，項與年以商人的表面身份，在上海市暗中進行著革命活動，當時項南還不到十歲，在他的記憶裡，家裡總是會來一些“商人朋友”與父親“談生意”，我們前面所說的曾希聖便是項與年家中的一眾“商人朋友”之一。
在項與年加入中央特科期間，他曾參與過著名的“紅色追殺令”任務，1929年時，我黨早期領袖人物彭湃同志被叛徒白鑫出賣被捕，最終被殺害，此事令黨中央大為震動，周恩來當即下令：“一定要讓這個叛徒‘血債血償’！”
彭湃
周恩來下達了這道命令之後，項與年便和紅隊一起，潛伏在白鑫藏匿的範公館附近，終於在該年年底的一天，白鑫從範公館中出來，打算潛往渡口處乘船逃往海外，項與年與其他紅隊的同志們在霞飛路將叛徒白鑫及其跟隨的一眾特務保鏢擊斃，為彭湃同志報了仇。
傳遞情報
1933年10月，項與年受組織派遣，前往江西德安在國民黨保安司令莫雄的隊伍裡展開情報工作。
莫雄雖在國民黨中任職，但卻心向我黨，是十足的進步人士，莫雄曾主動申請加入我黨，鑑於其身份原因，我黨並沒有透過他的請求，在1933年10月時，蔣介石將莫雄任命為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向我黨請求派人去協助他進行工作。
莫雄
於是，經過再三考慮之後，我黨決定派遣敵後工作經驗豐富且工作能力突出的項與年前往江西德安協助莫雄工作並收集情報。
接受任務以後，項與年同家人說要去九江做生意，然後便毅然決然踏上了前往德安的道路，當時項南已經15歲了，父子二人在黃浦江邊依依分別，不捨之情溢於言表。
當項與年到了德安以後，莫雄也同時收到了蔣介石的“剿共”通知，為了取得蔣介石的信任，莫雄與紅軍展開了一場“表演”，紅軍部隊幾次在德安地區與莫雄的隊伍相遇，交火未幾便佯裝敗退，以此來提高莫雄的“剿共戰績”。
對莫雄幾次將共軍擊退的“光輝戰績”，蔣介石大加讚賞，並將德安地區評選為了“模範區”，在國民黨部隊之中通令嘉獎。
蔣介石
正因為莫雄取得了蔣介石的信任，我黨才能獲得一個十分重要的情報，那就是蔣介石即將對我黨再一次進行大規模的圍剿！
蔣介石召集湖南、山東、湖北、江西、河南五省的高階將領在廬山開會，在會議上蔣介石與一眾國民黨高階將領決定，將調集150萬大軍與大量飛機坦克，向中央蘇區進行圍剿.
莫雄當時也在與會人員之列，得到訊息後的他內心焦急不已，會議結束以後他回到德安，立馬便將此事告訴了項與年。
項與年在通閱了這份情報之後也深感震驚，他明白國民黨這項計劃一旦實施，對中央紅軍來說無異於是滅頂之災，因此，他需要儘快將這份情報送到中央高層領導人的手上。
蔣介石正與國民黨高層討論“剿共大計”
於是，項與年喬裝成了一個教書先生，立刻返回中央蘇區向黨組織傳遞情報，從德安到革命根據地瑞金，一路上項與年遭遇了國民黨守軍的重重盤查，好在項與年機智，最終成功突破了這些障礙。
可越往南走，遭逢盤查的敵人就越來越多，項與年覺得自己一身教書先生的打扮可能會暴露，於是便將自己的衣服弄得破破爛爛的，還用石頭把自己幾顆牙齒敲掉，弄得滿頭滿臉都是血，喬裝成了一個乞丐的樣子。
在經過哨卡時，項與年便開始裝瘋，盤查的國民黨哨兵實在不願和這個惡臭瘋丐多做接觸，便揮槍把他轟走，也懶得再盤查他，就這樣，項與年成功通過了最後的幾道國民黨關卡，來到了瑞金，將情報送到了周恩來的手中。
正是由於這份情報，黨中央意識到了形勢之危急，立刻開始著手進行戰略轉移，在1934年10月中旬，紅軍開始進行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長征，儲存了有生力量，為未來取得革命勝利奠定了基礎。
長征
分離十四年後再相聚
後來，項與年隨同部隊一道參與了長征，蔣介石得知共產黨部隊逃出了包圍圈的訊息後勃然大怒，調集了大批軍隊對紅軍進行圍追堵截。
為了延緩敵人追擊的程序，項與年被賦予了炸燬南潯鐵路及南昌飛機場的任務，項與年接到命令後立即趕往了上海準備炸藥，順便回家看望了久別的家人，可就在他打算經南京換車去南昌的時候，卻不幸在南京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了。
後來，項與年憑藉自己的機智從國民黨特務手中逃脫，但黨組織考慮到他已經暴露的原因，便讓他先回到家中避難，在此期間斷絕與外界的一切來往。
項與年在家呆了一個多月，這一個月裡，他與兒子項南聊了許多，給項南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項南後來回憶說，這一個月是他和父親接觸最久的一段時光，也是他感到最幸福的一段時光。
可是，短暫的相聚並不能長久，1935年春節剛過去沒幾天，項與年便接到了組織上的任務，第三次離開了家，讓項與年、項南這對父子都沒想到的是，此次分別之後，父子二人十四年也未曾再見一面。
項與年
項與年離開家以後，一直在地下進行情報工作，為了安全考慮，項與年放棄了自己的本名，化名“梁明德”，即使是他的許多同事也不知道他曾叫項與年這件事。
直到1949年建國前夕，項與年眼見革命勝利已成定局，自然而然便開始想念起了遠在老家的妻兒，他寫信給上海市稅務局局長張雪澄並拜託他找尋自己的兒子，後來打聽到自己的兒子可能在青年團工作的訊息後，又將尋子一事委託給了老戰友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最終在曾希聖的幫助下，項與年、項南這對父子最終互相知道了對方的音訊，各自皆喜不自勝。
在項與年、項南這對父子遙遙相認之後，卻均因為工作原因沒法第一時間與對方見面，因此，這段父子之間開始了書信往來，項南在寄給父親的第一封信中抒發了對父親的思念之情，也彙報了自己與父親分別的這十四年來經歷，項與年見兒子最終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既感歡喜，也感驕傲。
直到1953年時，這對父子才有了一次見面的機會，當時項南正擔任華東團工委書記一職，正準備赴往北京參與全國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而項與年則在北京任要職，於是父子二人在信中相約，打算在頤和園見面。
項南
於是，時隔十八年之後，這對父子終於再一次見了面，父子二人見面後緊緊相擁在了一起，跨越時間和地域的情感在這一瞬間噴薄而出，父子二人見面時的那種欣喜、激動乃至心酸之情，任何文字也不足以表達。
父子二人見面後並沒能相聚多少時日，便因為工作原因便又要分別了，此後項南迴到崗位繼續在革命一線上奮鬥，項與年則繼續在北京任職，父子二人此後有過幾次見面，但時間都並不長久，然而，這對父子之間的感情並沒有因為時間短暫而暗淡下去，反而因為走在共同的道路上而更加深了。
1978年時，項與年在龍巖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84歲，當時項南正率領中國農機代表團在義大利考察，得知父親去世的訊息後，項南悲傷不已，但還是堅持在義大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並沒有回去參加父親的追悼會。
1997年11月10日，項南在北京追隨父親而去，享年79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