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在日本東京隆重舉行，在陳英士（又名陳其美）和另一位同盟會會員居正作為入黨介紹人之下，孫中山當眾宣誓加入中華革命黨，並就任總理的職務。
在這次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上，孫中山總理還發布了《委任令第一號》，任命陳英士擔任總務部長，張靜江擔任財務部長。
孫中山
除此之外，大會上還一致推選陳英士擔任協理，相當於中華革命黨內的二把手，權力僅次於總理，但卻遭到了陳英士本人的堅決反對。
陳英士認為，協理的位置應該留給黃興來擔任，然而黃興此時卻不在東京。
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和黃興等人紛紛避難日本，在經過總結失敗的教訓後，孫中山決定建立中華革命黨，但黃興卻極力反對。
剛從上海來到日本不久的陳英士一邊支援孫中山重建中華革命黨，一邊盡力在孫中山和黃興之間展開斡旋，希望化解兩人之間的矛盾。
儘管陳英士做了最大努力，但依然沒有能夠說服黃興，黃興於1914年6月帶著妻子徐宗漢踏上了前往美國的輪船，緊接著更有一大批的老同盟會會員也紛紛離去。
雖然陳英士拒絕了擔任協理的職位，由於黃興沒有迴歸赴任，他實際上就成為了中華革命黨中的第二號人物。
就在孫中山等人在東京建立中華革命黨，準備推動全中國人民反對袁世凱的同時，袁世凱已經在專制獨裁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袁世凱脅迫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之後，他的統治力度變得空前強大，各地的反袁力量也遭到了嚴重挫折。
就在緊急的關頭，陳英士毅然回國領導革命。
1915年2月底，陳英士離開了日本，返回上海，這一次他鎖定的目標是他的老對手鄭汝成。
早在1913年7月，在孫中山等人發動二次革命的時候，鄭汝成因為堅守上海江南製造局立下了大功，因而被袁世凱提拔為海軍上將，手中擁有10萬兵力。
所以，陳英士內心深知，若是想要在上海發動起義，鄭汝成是最大的攔路虎，鄭汝成不除，上海的起義就絲毫沒有成功的希望。
而鄭汝成自己也知道，革命黨人遲早會找他清算這筆血債的，所以他平日裡深居簡出，輕易不敢拋頭露面。
陳英士也不急不躁，直到9個月過去了，他一直等待的時機終於到來了。
1915年的10月11日，日本大正天皇正式舉行登基大典，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也舉辦了一個慶祝活動。鄭汝成作為當時上海地方的最高長官，自然也在被邀請的人員名單之列。
在接到日本總領事館的邀請後，鄭汝成無法推辭，但又害怕途中遭到暗殺。就在他左右為難的時候，他的一個下屬說道：“革命黨人的暗殺行動一般在陸地上實施的，我們可以避開陸地，改為走水路前往。”
這一天的上午10時許，鄭汝成首先乘坐汽艇，等汽艇靠近岸上時，然後再轉坐一輛車牌號為253號的小轎車。
其實，陳英士早就做好了準備，透過觀察得知，從鄭汝成的官邸到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無論是走陸路，還是走水路，最終都要經過外白渡橋。
當鄭汝成乘坐的小轎車接近外白渡橋北堍的時候，突然竄出來兩位青年，其中一人向轎車扔了兩顆炸彈，逼停了轎車。另一人則拔出手槍連開了17槍，鄭汝成當場斃命。
袁世凱
鄭汝成被刺殺一事，深深刺痛了袁世凱的敏感神經，他立即連發了數道密令，要置陳英士於死地。
但袁世凱萬萬沒有想到，厄運很快就涉及到了自己身上。此時的陳英士在上海發動了海軍“肇和艦”起義，揭開了“護國運動”的大幕。
1915年12月25日，梁啟超的學生蔡鍔在紅顏知己小鳳仙的掩護下，偷偷逃出了北京城，與唐繼堯等人在雲南宣佈起義。接下來的時間裡，全國各地也開始紛紛響應，護國運動達到了高潮。
1916年3月22日，在全國各地的一片討伐聲中，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即使在如此狼狽之際，他仍然對這位令他損兵折將的中華革命黨第二號人物懷恨在心，對陳英士的刺殺計劃從未終止過。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袁世凱想用說服的方式來軟化陳英士，曾託人贈以70萬鉅款要求陳英士放棄抵抗。袁世凱甚至開玩笑地說：“你要麼拿了70萬出去，要麼我拿這筆錢僱殺手來殺你。”
面對袁世凱送來的70萬鉅款，陳英士卻不為所動，儘管他急需要一筆錢來發動一輪新的起義。
當得知陳英士正在四處籌備起義使用的資金時，袁世凱巧妙利用這個機會，制定了一系列連環毒計。
袁世凱暗中收買了陳英士的三個手下張宗昌、李海秋和程子安，並派他們三人找到陳英士，對陳英士說：“我們有幾個朋友開了一家煤礦公司，因缺乏經費，想把公司作為抵押，向日本銀行貸款100萬。如果你願意作介紹人，成功以後，便以貸款的30%即30萬作為酬金。”
正在為籌集經費而發愁的陳英士一聽，不禁怦然心動。
袁世凱
第二天，陳英士就與一家日本洋行商談貸款的事宜，同時打電話給李海秋等人說：“定於5月18日下午3時見面，詳細商談。”
當革命黨人得知陳英士要冒險去做這樁交易的時候，紛紛替他的安全感到擔心。陳英士的一個湖州老鄉周佩箴專門上門勸說：“你做這個事情太冒險了，還是不要去為好。”
陳英士回答說：“這個沒有什麼，大不了一死，我們革命黨人一開始革命就是要把生死置之度外的。”
就在距離約定時間的前一天晚上，陳英士的腸胃病再次復發，久久不能安眠，他起身給一位朋友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凡立志救國者，當為同胞謀萬世之幸福，即不能計一身一時之譭譽，方可貫徹我目的。否則遇挫即退，勞怨不任，乃永無達到救國利民之目的，豈不辜負自己乎。”
陳英士
寫封信也成為了陳英士的絕筆，更寫出了他的一生寫照。
5月18日下午3點，李海秋、程子安等人準時來到薩坡賽路14號。在交談的過程中，趁著陳英士不備，程子安立即掏出一把勃朗寧手槍，陳英士應聲倒地，這一年他僅僅39歲。
剛剛從日本回到上海的孫中山聞訊趕來，看著尚未瞑目的陳英士，忍不住放聲痛哭。
訊息一經傳出，正在法國巴黎籌款的張靜江既悲痛又內疚。他認為，要是自己在海外能夠籌得更多的資金，及時匯到了上海，陳英士就不會為了那筆錢而被害。
陳英士遇害的第二年，張靜江賣掉了自己在巴黎的商店，帶著錢款返回國內。
陳英士墓
1917年5月18日上午10時，陳英士的安葬典禮在湖州隆重舉行。
讓孫中山、張靜江等人感到寬慰的是，前來祭祀的人群中，出現了一位曾經與同盟會分庭抗禮的光復會領袖章太炎。儘管這個“兄弟”已經與他們一笑泯恩仇，到這個場景陳英士再也看不到了。
2008年，湖州市吳興五昌裡舊址的陳英士故居，經過當地政府的重新修建後，成為了人們緬懷陳英士與一大批湖州辛亥革命志士的紀念地。
辛亥革命時期，僅僅湖州一個地方，就湧現出了眾多為推翻帝制維護共和而獻出生命的革命英烈，這是湖州人民的光榮，也是中國近代史的光榮。
陳英士是在1916年5月18日遇害，僅僅在19天以後，袁世凱也在一片“討袁”聲浪中黯然去世，南北軍閥就此迅速妥協，革命陷入低潮。
不久，一份名叫《新青年》的雜誌橫空出世，以北京大學教授為主體的思想精英們以此為陣地，舉起了科學、民主兩杆大旗。
而《新青年》雜誌的主編就是陳獨秀，從此，繼辛亥革命之後，在破碎的中華大地上，一場轟轟烈烈地昭示著民族青春曙光的新文化運動開始了。
